发布时间:2019-06-04 作者: 陈晨晨
在几乎所有议题的演讲与讨论中,无论中国被直接还是间接提及,中国崛起都被视为改变、塑造地区乃至国际规则的最大变量,新一轮规则调整被视为时间问题。从博弈论视角看,即便假定各国政府皆是理性的行为体,各国围绕核心关切与利益诉求不断进行各个层次的对话和沟通,这场围绕规则制定的博弈仍是一场典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
作者陈晨晨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她应香格里拉对话会主办机构IISS(国际战略研究所)之邀,作为中国代表之一赴新加坡参加2019年香会,本文独家刊于人大重阳网。
2019年香格里拉对话大幕落下。回顾会期数日,在新加坡岛上安检重重、戒备森严的香格里拉大酒店,最高频的关键词,当属“规则”二字。从全体会议到分组讨论,从全球秩序到区域机制,从基建发展、安全合作到贸易争端、网络防御,每一场对话交流与议题设置背后,看不见的硝烟迷雾里,皆绕不开“规则”这两个字。
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前,香格里拉大酒店窗外的清晨,陈晨晨摄
守成者的“硬实力”逻辑
在波澜壮阔的世界史中,国际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规则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在国家间交往冲突的漫长轨迹里,各种类型的旨在约束国家行为的规则、原则、规范和制度性安排不断产生,成为世界秩序的重要支撑。换言之,规则并非先天存在,而是处于不断的约定、制定、扩散、管控、解释、执行、调整、适应的进程中,一来没有既定模式,二来在历史的脉胳中历经变迁。
这一规则形成过程中的一大悖论在于,塑造国际规则的主体是国家,而不同国家因其资源禀赋或发展阶段的差异,对国际规则的塑造能力千差万别。在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金融、政治领域,美国是最重要的主导者,治理国家间行为的规则倚赖于西方世界的利益,其他国家(包括新兴国家、小国)和区域合作组织尽管可以参与制定规则,总体而言,守成大国仍然维系规则制定优势与关键资源优势,并且发力塑造自身优势并不显著的非传统规则和议题。这是当前格局的基本面。对非西方国家而言,尽管二战以来一系列国际治理规则和机制亟待调整,以此适应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格局,尤其是适应来自新兴世界的需求,然而在推动现行国际规则不合理成分变革的替代性操作方案上,非西方国家尚处于寻求共识的阶段。
6月2日,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Patrick M Shanahan)发言,陈晨晨摄
以这一视角反观2019年香格里拉对话会,颇有意味。在主旨演讲中,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Patrick M Shanahan)八度强调“国际规则”,具体表述包括:“坚持国际规则与规范,包括航行与飞行自由”;“对这一区域国家重大利益最严重的长期威胁,可能来自那些寻求破坏、而非高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动者”;“在漫长的历史中,美国致力于与这一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一起,维护印度太平洋地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必须要跟中国竞争的领域,我们跟中国竞争。但竞争不意味着冲突。不必惧怕竞争。我们应该欢迎竞争,如果各方都遵守现存国际规则的话”等。
在美国防长发言后,一个给现场带来笑声的问题来自《华盛顿邮报》:“为什么十几年来美国的防长们在香格里拉酒店同一楼层同一房间里发表一模一样的发言,这种年复一年的虚张声势的保证是否本身就意味着盟友对美国承诺的怀疑?”防长避重就轻,以“原来自己的发言堪与前任媲美”的玩笑话带过。这种提问的逻辑并非无中生有,背后是美国自身在冷战结束以来,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权势面临挑战后的焦虑;不过硬币的另一面是,在传统安全和经济领域,作为国际规则主导者的美国对规则制定权与关键资源优势的极力维系从未改变,并且在新的世界局势中,这种规则的深入程度与自我修复能力其实是不可忽视的,也是其他参与者进入游戏的重要限制因素。
新近走马上任的英国国防大臣莫当特(Penny Mordaunt)在主旨演讲中五次提及“规则”,包括“合作加强和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加强和维护应对挑战的多边机制”;“我们需要为全世界、而非仅仅一些国家带来好处的规则。这一区域的国家应该选择,他们是想要挑战这些国际规范和规则,还是选择合作带来的全部好处”;“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接触政策受到我们根本性的全球价值观的支撑:人权,民主,以及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尊重”等。
在现场感受中,比英国国防大臣的表述更强烈的是紧随其后的法国防长帕尔利(Florence Parly),除了多次提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帕尔利直接挑明,法国并非区域外国家,”法国也是印太国家,在这里拥有我们的居民、领土、权利需要保护“。在演讲伊始,帕尔利以玩笑口吻对英国国防大臣说,“去年,我跟你的前任部长有一个小竞赛,看看英法两国究竟谁能向印太地区派来更多免费援助。今年我提高了筹码。我并非孤身一人,我还带着一整个装备齐全的航母打击群,包括航母、护卫舰、坦克、20架“飓风”战斗机、“棘蛇”装甲车和直升机……”
总体而言,传统大国俱乐部成员们的表态折射了二战后来国际规则制定逻辑的延续性:在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的制度安排中,美国与它的同盟体系牢固捍卫国际安全、政治、经济领域的游戏规则。这一同盟内部当然并非始终休戚与共,事实上,阵营内部的实力消长,让昔日辉煌的英法国家,在战后接受由美国提出的替代性的国际规则和规范,但这种规则的确包含了对包括昔日霸主英国在内的同盟国利益的尊重和容忍,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而提出的行动规范与道义理念被普遍化。时至今日,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令美国的经济权势面临严峻考验,传统大国俱乐部成员们竭力服务于美国主导的规则体系,以硬实力逻辑为根基,维系规则的道义高地。
避免混合博弈陷阱
在几乎所有议题的演讲与讨论中,无论中国被直接还是间接提及,中国崛起都被视为改变、塑造地区乃至国际规则的最大变量,新一轮规则调整被视为时间问题。从博弈论视角看,即便假定各国政府皆是理性的行为体,各国围绕核心关切与利益诉求不断进行各个层次的对话和沟通,这场围绕规则制定的博弈仍是一场典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各国作为行为主体,努力从中寻求各自的最优决策。
6月2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中国与国际安全合作”议题作大会发言。陈晨晨 摄
如果可以从规则调整转型期的博弈中找到纳什均衡,各方最优策略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在决策体的估算中,对抗与合作的收益究竟谁高谁低,更取决于在眼下规则主导者已经开始试图采取多重战略博弈策略的时代,中国如何拆解议题,聚焦技术性层面,避免被动上升到根本利益层面的谈判,乃至走入混合博弈策略式利益交换的陷阱。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中方清晰传递立场,只谈能谈的部分,坚持分离均衡式的博弈策略。
在规则调整博弈期的大背景下,区域其他国家的意愿尤为重要。从历史经验看,规则博弈并非一个线性的过程,但当前中国崛起面临的环境尤为复杂。中国崛起在定位上始终强调保持和平崛起的态势,与通过战争获取国际规则制定权独特优势的传统大国相比,中国的参与规则制定的水平面临较多限制。目前中国的实力幅射范围较多集中在周边地区,在地区规则调整上凝聚可操作性、创新性方案的共识尤为重要。
就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创新方案而言,2019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传递出的积极信号超出预期。例如在关于区域基建的讨论会上,蒙古、缅甸的高层官员重复反驳“‘一带一路’债权陷阱”论,力挺渐进的、且行且调整的务实合作思路,并强调经济走廊的建设反过来为安全局势提供弹性。对比中日在东南亚竞争的传统议题,日本银行业高层强调与中国政策性银行的高频互动与有效合作,讨论话题集中在跨境铁路项目的控制系统等问题上的细节建议这一方向。
在参加同一场panel时,坐在笔者身边的代表是来自香会主办机构的一名高级顾问,他的评价颇具代表性:这场讨论只有来自中日蒙缅的声音,美方代表缺席是一个遗憾,但某种程度上这映衬出背后的协调,区域国家聚焦融资合作、基建标准、对私营部门的吸引、难民风险等经济合作管理的务实维度,而非在这一平台呐喊政治口号,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如新加坡防长黄永宏(Ng Eng Hen)在闭幕发言中所言,全球秩序对大国小国都至关重要,在全球格局中,小国的平等地位并非与生俱来,而要通过努力经营获取,在此进程中,经济利益的裹挟、尤其多边贸易机制对经济和安全局势都至关重要,毕竟,如果经贸关系持续着,仗就难打起来(If I trade with you, it’s hard to fight with you)。这是对区域国家在规则调整期最迫切需求的传递。
距离下一场香格里拉对话会又有三百多天。会议结束的下午,西装革履或身着制服的与会者们即刻飞走,或在绿树葱茏的岛上待上半日,晚间再次返回平日的工作里。道别的间隙,几日唇枪舌箭里凝重的面庞上,片刻的放松神色浮现。香格里拉酒店大堂的钢琴声落在池水里,中庭高大的椰子树摇曳风中。这是我们身处的历史转折期的一个片刻,参与方带着各自的考量与观察离开,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在当前规则博弈调整时期每个国家各自实力与意愿、关键领域的优势,和国际规则创制能力的思考与对比。
在国际体系流变的历史中,对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始终无可避免。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内国家都不愿重返传统大国游戏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在国家间互动中提升规则影响力、从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变革的核心支撑,是建设强大的整体实力、构建在某一或某些问题领域的独特优势。这仍是当下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博弈的基本逻辑。(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