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Think tank），又称智囊团，是一个对政治、商业或军事等政策进行调查、分析及研究的机构，在美国，智库往往是一系列政策出台的源头，成为美国政府名副其实的“外脑”。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也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在我校，开展思想库建设已成学校新时期发展建设的“五大战略”之一。2013年，我校人大重阳金融院和国家战略发展研究院先后成立，与校内其他研究机构一道，面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领域，依靠学校拥有的高起点、完整的学科体系、跨学科平台和先进方法论，提升解决中国真问题、大问题、难问题的能力，提供一流智库支撑，朝“国有难题问人大”的雄心迈进。本期专题带你对高校智库建设的现状一探究竟。
 
      接触：正在崛起的“新型报国方式”
 
　　今年8月21日，“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国际智库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来自20国的智库代表首次齐聚北京，就“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新兴经济体的作用”、“中国的发展与G20的未来”等3大议题展开为期2天的讨论。

      两个多月后，我校美国智库调研团一行8人访问了纽约和华盛顿两地的20多家著名智库及相关机构，与这些智库的主要领导人或亚太事务负责人进行深入交谈，增进了对于美国智库内部运营管理机制的认识，与一些著名智库达成了诸多重要合作意向，提高了人民大学在美国智库界的影响。
 
　　今年是我校智库发展建设史上值得铭记的关键一年。不仅举办了高规格的国际智库研讨会，派出团队赴外调研，两家重要校内智库也先后建立。
 
　　1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称人大重阳）成立。校长陈雨露教授亲自担任院长。“立足人大，放眼世界，把脉金融，观览全局；钻研学术，注重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人大重阳官方网站上，32字的宗旨书写着它“金融报国、知识报国、智慧报国”的宏愿。
 
　　11月14日，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做客人大重阳，受聘为外籍国际高级研究员，并发表主旨演讲。19日，经合组织《2013全球发展视角》报告发布会在人大重阳召开。
 
　　“今年6月，前伦敦副市长罗思义(John Ross)加盟，成为首位全职效力于中国智库的欧美高官。接着又先后有14个国家的前政要或著名智库学者提任人大重阳的国际高级研究员。类似中国智库影响力崛起的案例还来自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很明显，人大、北大与清华是走在中国前列的…以前的智库主要是指社科院、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等官方智库，而现在也开始需要高校智库、民间智库。”人大重阳执行副院长王文接受采访时表示，智库时代的来临，表现在高校智库、民间智库的壮大和官方智库的转型上。
 
　　“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做强智库已成为一种迫切需要，成为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陶坚曾在《世界知识》杂志主办的“世知-察哈尔圆桌第9期”研讨会上如是说。
 
　　无独有偶。成立于今年6月29日的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也充分发挥跨学科优势，打破一系列学科和院系行政壁垒，以国家重大问题为导向，同样行走在实现“国有难题问人大”之雄心的征途上。
 
　　经济学院聂建华教授认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生态文明建设，这些都与人文社科直接相关。人大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门类最全的大学，拥有一大批相关专家学者，在此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希望通过智库平台，充分利用学校优势智力资源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建议。”
 
      思考：“襁褓中的婴儿”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国在全球智库分布中排第二名，有429个智库，而美国拥有1823个智库，是中国的四倍。然而在前50个顶级智库中，中国却只有三家。新闻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认为：“政府智库一家独大，这是中国特色，而其他智库处于边缘位置，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相比美国，中国智库就像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还没有站起来。”
 
　　相对于大部分西方国家，中国的“智库”时代可谓姗姗来迟。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最早诞生于美国，智库发展及其与决策层的关系也已形成良性循环。“全美排名第一的布鲁金斯学院中很多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旋转门’制度，把研究结果直接转化为政策影响力，智库和政府形成了紧密联系。美国智库人员比例不大，在布鲁金斯学会大约有四五十名研究人员，其他一百多人则是技术支持和服务人员。美国智库在公关上投入巨大，公关策略大同小异，主要体现在资金投入上，有的公关和研究费用相当，这让他们的NGO性质有所变味。”这位老师说。
 
　　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在今年7月6日于清华学术论坛年会上说：“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就有重谋士、用智囊的传统，但是古代的幕僚单向服务，并不具备社会公共性。”目前在中国，对政府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不少是智库承接的政府课题，但政府对于智库的影响力也不是决定性的。
 
　　资金来源是中美智库的一大区别。美国大多数智库是非营利的私人机构，依靠企业捐款及出售研究成果生存。今年7月初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上，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耀辉指出现状：“国内智库数量不少，但体制内研究机构占多数。而国外，大部分智库是独立的商业运作机构。”美国智库人才与政府高官，在长期的运作中，形成了“旋转门制度”，智库的各类专家有可能会随着政府换届成为政策执行者，而政府高官也有可能在离开政坛后进入智库成为政策研究者。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的斯坦伯格曾经六次穿越“旋转门”，在兰德公司、雪城大学、克林顿政府、奥巴马政府等机构间游刃有余。新闻学院的这位老师认为，如今中国的智库与政府也开始出现了这种互动。“中国的‘旋转门’制度推开了半扇，这是一个好现象，一些政府高官退休后，隐入高校智库发挥余热，他们有资金、有政治经验，也有人脉关系，容易取得高层的信任。”
 
　　“正如我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讲的，中国智库业尚处起步阶段。中国智库的影响力不及发达国家，国家在智库上的整体投入还很低。而国外不断提出类似‘金砖四国’、‘G2’等全新概念和思想。也正因为相对落后，中国智库的发展潜力很大。不用多久，是能步入世界领先地位的。”王文老师在调研完数家著名美国智库后得出这个结论。

      “社会需要严肃的知识生产”
 
　　传统体制时代、媒体时代、智库时代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称人大重阳）执行副院长王文为中国的知识生产划分的三个阶段。“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壮大，信息更加碎片化与喧嚣化，传统媒体与专业媒体人影响力下降，加之体制内学者受到束缚无法充分发声，社会需要真正严肃的知识生产。这就需要一批专业的知识生产者，即智库学者。这类学者需要了解体制的运作，也需要懂得媒体的运作方式，更需要深谙研究之道、拥有问题意识以及家国情怀。从这个角度讲，时代呼唤着知识生产进入‘智库时代’。”在《世界知识》杂志的《问智于斯——中国智库揭秘》一文中，王文老师这样解释智库时代来临的必然性。
 
　　“在西方，智库被称为传统三大权力和媒体之外的第五大权力，在民主决策的后台运行方面起着重大推动作用。”在中国，智库也纷纷涉入社会和政策议题。截至今年11月，人大重阳出版了数十篇内部报告，公开发表了300余篇评论，对不少议题产生了社会和政策影响力。“智库是思想的‘坦克(think tank)’，有着巨大的威力。”王文老师认为，智库时代对于中国未来竞争力意义重大。
 
　　每所高校都有研究机构，那么智库区别于研究机构的特色在哪里？王文老师认为智库学者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学者，后者追求学术研究，但智库学者却有着严格的功能定位。他们是经世致用的实干家，致力于影响和改善社会问题。
 
　　谈及高校智库的优势，经济学院聂建华教授也表示：首先，有深度：校内专家学者长期跟踪相关领域，有学术研究基础；其次，独立性：比起直接服务政府的官方智库，相对独立不受限制，可能提出与官方不一致意见，有利于政府吸纳多元化观点。再次，分析方法先进，分析工具前沿：大学人员长期从事学院式学术研究，处在领域前沿，能够更有效借助数据模型、计算机等工具提出参考性意见。
 
　　但是，聂教授也指出:“在中国，高校智库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在政府的决策方面没有信息优势，不能够超前决策。如果政府的信息能够全面公开透明，将更有利于高校智库研究分析，服务决策。”
 
　　由一般学者转变为智库学者，需要对接机制。王文老师谈到，“第一是管理层面的对接，人大部分领导兼任人大重阳的理事；第二是品牌的对接，智库成果根植于人大，为人大品牌添光增色；第三是思想转化，我们将人大优秀学者的著述进行推广；第四是项目合作，智库研究团队与人大优秀专家进行合作。”
 
　　王文老师认为，人大重阳更多强调成果市场化，强调绩效，可以把人大学术文章转化为社会影响力；同时，也促进高校理论更新换代。由于年轻，人大重阳的成果还不够扎实，“重阳吸纳所有有志于智库发展的人士。希望各方专家与学者踊跃参加重阳研究院活动，把所有优秀的思想集中起来。”王文老师发出了诚挚的邀约。
 
　　“人大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智库，几十年来为中国培养了众多人才。人大重阳虽仍有欠缺，但作为基层智库而言发展很快。我有信心将人大智库打造为最优秀的一批高校智库。”王文老师还希望同学们能够到文化大厦6层重阳所在地参加经常会举办的读书会、学术沙龙等活动，甚至来研究院实习。
 
      链接：人大重要智库一览

      ■ 重阳金融研究院

      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由我校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办的一所现代化智库。人大重阳研究院以“立足人大，放眼世界；把脉金融，观览全局；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为宗旨，依托财政金融学院丰富的学术资源，广泛吸纳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有思想、有影响力的行业精英，对经济社会热点进行深度剖析，提出具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成立于2013年6月29日。通过跨学科研究平台、成果应用转化平台、公共政策讨论平台，实行项目中心制、开放滚动制、计件薪酬制，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对中国面临的各类重大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进行深度研究。
 
       ■ 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

      成立于2003年4月。隶属于我校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致力于推动国际政治学术理论研究与中国及世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研究中心的成立是该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该研究中心的基本运行模式是：以课题为导向，通过与校内外所有关注中国与世界的能源安全和战略问题的机构和个人的合作，为政策研究、企业战略研究、学术研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 公共政策研究院

      是我校探索学术组织体制创新，回应国家和时代需求，促进重大公共政策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公共政策的理论创新、中国重大公共政策的倡导、检测和评估、公共管理与治道变革、自主治理、NGO与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研究。研究院院长由校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马俊杰教授担任，公共管理学院毛寿龙教授任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 国际货币研究所

　　隶属于财政金融学院与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致力于探究国际货币前沿理论、推动国际金融业改革实践、培养金融学国际化专业人才，目标为建设成中国货币崛起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等国际金融领域理论与实践的顶尖智库。团队成员包括：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蒙代尔教授、香港金融管理局前总裁任志刚教授等。（来源：青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