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8月12日察哈尔学会。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指出，人类文化从源头看有游牧、农耕和商业三种类型。“游牧、商业起于内在不足， 内在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在世界整体内在动力不足、可持续发展为唯一选择的全球化时代，游牧、农耕、商业乃至工业文化的差异消失了。世界面临共同的挑战。

著名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东亚系教授沃尔夫冈·顾彬认为，中国是欧洲文明的“福分”，中华文化一直为西方文化提供滋养。但长期以来，西方人并不了解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对话历史，更不了解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如果说20世纪的德国哲学是“我者”与“他者”的对话，那么今天的世界就是“我者”与“伙伴”的交流，开放对话为当今世界不同文化间互融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开了大门。

“一带一路”倡议：以文明之合，超越文明之分

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说过，人类的奇遇中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可能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相遇的时候。希腊哲学强调人-自然关系，印度哲学强调人-神关系，而中国哲学强调人-人关系。

今天，这种“引人入胜的时候”由“一带一路”倡议所开启， 将三大世界级文明：中华文明（着眼于人-人关系，强调做人）、印度文明（着眼于人-神关系，强调做信徒）及西方文明（着眼于人-自然关系，强调做事）再次融通起来，以文明之合，超越文明之分，在21世纪再现古丝绸之路将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的文明历程，对接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和合气象。

当然，中、西、印文化的命运观是不同的。西方的“destiny”（命运）观强调必然性。对西方文化来讲，命运建立在对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印度的“pratītyasamutpāda”（命运）观，彰显的是偶然性。它关注现象上的每一因素、条件，注重在时点上偶发的各种互动。中国的命运观则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中国的“命运”内涵，既有宇宙必然生物的必然性的一面，又有产生之后在与天地的互动中而生的偶然性的一面，两者的合一，构成中国的命运观——既承认必然性，又注重灵活性。

世界三大文明体系也可概括为：一神论、多神论、无神论。一神论虽也宣称多元一体，但本质是同质性文化，唯我独尊，造成宗教战争和文明冲突；多神论主张生命轮回观、价值相对主义，很难团结；无神论既世俗化又尊重不同信仰，利于大一统，能够实事求是，倡导“一多不分”的文化观：“一”是目标，是灵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是形式，是手段。美国汉学家安乐哲教授指出，“印欧传统讲服从，讲两个世界，人的世界服从神的世界，是天人为二；中国讲相系不分，讲一个世界，讲天人合一。”与西方“分”的哲学观不同，“一多不分观”是表述中国传统的生生不息宇宙论的哲学术语，指的是天地万物“一”与“多”的不可分割关系，即任何单子个体同它所处情势环境的不间断延续性，以及在这个意义上其特殊性和它所处环境的多样性的共生共存自然状态。这是一种关系特殊性与整体性的相融互通，是在人们一般价值、意愿和行为的不恰当性所造成的关系紧张状态之中产生的共享与和谐的自然动态。

中国天下大同的思想，超越了单一宗教文明和民族国家。世俗文明，不是不信仰宗教的那个世俗化（secular）的西方概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崛起和复兴，彰显了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把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世俗伦理，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够超越单一神的狭隘偏执和二元对立的思想，最大程度地包容、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特别是有根基的文化的大合唱中，中华文明的自然理性或世俗理性、能够包容多神的包容主义，或者中国传统讲的“贵和”理念，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和而不同”理念拓展到追求人类共同价值高度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就是把大一统、举国体制和世俗文化很好地结合，实现了三位一体：既充分利用资本，又驯服了资本，驯服了技术；既创造了工业化奇迹，又在开创数字文明新奇迹；既反对霸权体系，又超越霸权，致力开创没有霸权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强调“文化自信”，实现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以及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全球治理新理念就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之中。群龙无首是《易经》乾卦的最高境界。群龙无首的“群”从个人修养而言是无为（道家）、无相（佛家）；从社会形态而言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境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类霜天竞自由，各自都是一条龙，相互关爱，没人出来称霸（无首）。邓小平同志讲过：“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要称霸，世界人民就有责任揭露我们，指责我们，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来打倒称霸的中国。”我们已进入区块链、万物互联的技术时代，国际关系也要去中心结构，去权威和霸权。中国共产党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告别霸权时代，这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是和合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理念。它同时在唤醒各种文化初心——各种传统文化里，如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印度教的“梵我合一”、佛教有共业思想、伊斯兰教有人类皆兄弟的圣训……正所谓世界是通的，这些都可视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识基础。但是，各种宗教、文明的共同体思想几乎都是同质性的，无法包容异类；其大部分形成于奴隶制或小农经济、农牧经济时代，无法适应工业-信息文明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将万物互联时代的各国传统文化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只是中华文明天下大同思想的全球化，而且通各国文化之约、集世界传统之大成，从单一文化拓展到不同文化，不只是空间叠加，而是集约，并且将“和而不同”理念拓展到了追求人类共同价值高度。

英国历史学家、《历史研究》作者汤因比早有预言，“最近五百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是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75位诺贝尔奖得主围绕着“21世纪的挑战和希望”议题展开讨论，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汲取25个世纪之前的儒家先贤之智慧。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答好21世纪的“张载命题”

“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习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

当今世界进入万物互联时代，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更加密切。国际社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7月20日，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投票表决，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加入“更团结（together）”，这与天安门城楼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十分契合。“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近代以来，没有哪个倡议能像“一带一路”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吸引到如此多国家参与，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国际反响。涵括“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意义，可以说承载着21世纪的“张载命题”：

——为天地立心，就是激活“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开创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探寻21世纪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生民立命，就是鼓励各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国梦与各国梦融通，共同成就世界梦。

——为往圣继绝学，就是实现人类永续发展，各种文明、发展模式相得益彰、美美与共，开创中华文明与各种文明共同复兴的美好前景。

——为万世开太平，就是推动人类的公平正义事业，缔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实现全球化时代的“天下大同”。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思想正是互联互通，将世界功能性连在一起，因为人类命运早已紧密相连，主动谋划命运共同体而非被动地休戚与共，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初衷。“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沿线国家的“合唱”，开创共同发展的光明未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价值指向，更是一种现实选择、迫切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宣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其更长远的意义则是告别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的虚伪，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观。正如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重要讲话所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推动建立文明秩序，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树立人类整体观；超越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差异，寻求人类最大公约数，推动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

正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年9月27日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所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继承人类社会发展优秀成果，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外优秀文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找到了人类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倡导每个国家必须遵循统一的价值标准，不是推进一种或少数文明的单方主张，也不是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建设统一的行为体，更不是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而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从而促进人类社会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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