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刊于2014年11月21日中国产经新闻报。

　　当前世界经济处在深度调整中，国际金融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势头遇到了很多难题，竞争性货币贬值的阴影仍未消除，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动不时抬头，全球增长的可持续道路曲折。

　　不过，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在国际市场上逐渐显现出来，它吸引着全球的眼光——中国。自从APEC会议和G20峰会后，中国的影响力尤为突出。大家都在好奇中国会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在世界经济改革与政治格局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就此，《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对参加本届G20峰会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进行了专访。

　　重心正在转移

　　《中国产经新闻》：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奥巴马在澳大利亚G20峰会上表示，全球经济复苏不能光靠美国来“独挑大梁”，G20的各个成员国必须共同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创造就业，刺激增长。从奥巴马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什么？

　　王文：美国在二战以后，尤其是在冷战以后，一直以超级大国自居。奥巴马也曾经说过：“美国一定会领导全球100年。”其实他没有认真想过，全球有很多问题都是由美国造成的。

　　不过奥巴马抛出这句话也主要反映了这三点，一方是美国的自信心不足，过去美国更多地想自己去领导世界，现在感觉有点乏力，所以他会说美国“独挑大梁”；另一方面，美国国内仍然存在孤立主义情绪，而奥巴马对国内的这种情绪也束手无策；第三，美国整体上所反映的是国内经济仍处于相对的衰落过程中，希望与全世界一起合作的信号，美国已经缺乏独挑大梁的实力了。

　　《中国产经新闻》：在您看来，目前全球政治格局是怎样划分的？中国在全球这种划分中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

　　王文：目前，我认为全球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首先，美国在冷战刚结束的时候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总和大概有30%左右，二战结束后曾一度达到50%多，而现在它的份额跌至20%以下，美国在全球经济相对衰落，造成了国际格局的变化；其次，过去的二等强国像欧洲、日本这些国家会处于长期的经济低迷阶段，“平成萧条”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30年，在过去的30年中，日本的经济几乎没有一年超过2%的增长率。而欧洲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以及相继出现的欧债危机，一些国家出现了第三世界化迹象；最后，中国、印度、俄罗斯这样新兴国家崛起。中国15年前的GDP占全球GDP总量的1.8%，全球GDP排名第十位，现在中国GDP占全球的20%左右，增加了十倍左右，而像中国这样新兴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发生多极化格局的形成，而这个格局就是新兴国家发展起来，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巨大的洗牌区。

　　世界需要中国智慧

　　《中国产经新闻》：您提到希望能够在全球治理尤其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议题上，加入中国人的智慧与方式，在您看来，以G20为例，中国能为这个G20机制做什么？

　　王文：随着2014年国际G20峰会中国提出要成为2016年的主办国以后，G20机制会出现一个质的变化。G20共同声明中提到的，过去的G20是一个危机应对机制，现在变成了加强全球经济的稳健、可持续、均衡发展的这样一个机制，而G20首脑峰会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才产生的一个峰会。

　　2014年春天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大家一直认可未来G20经济的平均的增长率会是2%，而就是因为中国申办2016年峰会，经济增长率提升到了2.1%，0.1的增长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信号，说明在未来中国给予世界的信心，所以我认为中国在G20中能够给予世界的首先是信心。而信心的来源主要取决于三点，第一是整个机制的升级和转型，由一个危机处理的机制变成了加强经济增长的机制；第二是机制的延续，过去APCE都有点被世界淡忘了，经过中国介入并操办，又复燃了APEC。对于G20同样，全球对于20国机制处于低迷的状态的情况下，关注度低迷以及整体上的需求度下降的时候，中国主办，一定能重新复燃对G20机制的需求；第三，中国申办G20实际上是起到一个弥合的作用，G20里面的矛盾很大，尤其是今年矛盾最深的是俄罗斯与G7，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不错，与西方7国的关系也不错，这就决定了中国相当于国际的协调者，把这些大国都弥合到一块。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主动提出申办G20，让G20重新升级，让世界重新燃烧世界对他的需求和热情，重新弥合G20之间的团结度。

　　《中国产经新闻》：有专家表示，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对于发达经济体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远比其他主要经济体更有效率。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王文：中国在G20上的主张，我认为主要有三点，首先，主张创新生产方式，过去20年欧美国家制造业“空心化”，高福利化，自然会发生危机。而中国提出创新生产方式，对于西方国家来讲，必须要经济和生产方式的改革，不能继续这种低增长、高福利情况。

　　其次，中国提出了发展开放型的经济，要抑制贸易保护主义，因为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很多企业要进入欧美市场非常困难，就比如华为跟中兴进入美国就遇到了很多的障碍，中国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实际上要重新开放市场，在APEC上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以及在G20峰会后又签署了中澳自由贸易区，这些意义都很重大。中国与东盟全面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中日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区的进程，都在亚太地区在中国领衔下打造成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

　　第三，中国要改革全球治理环境。目前全球治理的确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例如贫富悬殊、生态恶化、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人权问题，需要更有实力、更有经验的大国参与治理。

　　《中国产经新闻》：在您看来中国该如何参与全球治理？需要借助一些什么样的组织加强自身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王文：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我认为，第一，中国应该总结自己的治理经验，总结自己过去35年经济的成功经验并与全球分享；第二，从制度的层面来讲，中国需要充分运用国际组织像IMF[微博]以及亚投行等这些国际组织进行一系列的合作，更加开放地走向世界；第三，中国需要有一些杠杆来撬动全球的进一步合作，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就有8万亿美元的需求量，而中国可以借此机会大量向外输出基础设施，跟世界分享中国的繁荣结果；第四，需要中国式的管理，讲求效率，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和平等，实际上中国也有很多管理经验可以与世界分享。

　　人民币走出去

　　《中国产经新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儿说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篮子货币，包括16个国家，美元、欧元分别占比40%、30%，还有日元、英镑，但是人民币不包括在内。那么在您看来，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和未来的趋势是什么样子的？

　　王文：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在逐渐加快。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率仅次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而下一步人民币的国际化会快速推进。我认为，第一，人民币的需求量非常大，因为全球130多个国家的共同贸易伙伴国是中国，对于中国来讲有4万亿美元的贸易总交易量，贸易就意味着交易，交易就意味着清算，清算就要以货币为基础。过去人民币被认为可信赖度比较低，稳定性比较差，国际流通性也比较差，因此国际上的交易普遍选择美元而非人民币，不过在2009年以后，人民币国际化和互换的进程不断加快，有观点认为，2014年人民币互换的协议能够达到10万亿，相当于中国对外贸易额的一半左右，因此这方面是贸易基础。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建设也非常快，中国与欧洲的一些大国都签订了人民币清算中心以及人民币互换协议，这都属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的国际化会加速。

　　第三，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也非常快。比如，从1985年到现在不到30年时间中国银行在澳大利亚的业务量增加了1000多倍，而中行只是全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一个缩影，这么快的交易速度在我看来人民币国际化在2-3年之内将超过英镑和日元，仅次于美元和欧元，不过未来仍需要保持谦虚谨慎和危机感，因为美元对人民币的压制，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另外，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也给全球的货币储备、货币交易以及清算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候选，货币多元化选择是世界未来的一个选项。（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