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文发于2月11日兰州大学微信公众号。

2020年农历正月，全国“抗疫”。作为智库学者，我与同事们也一直追踪相关动态，努力为决策层献计建言，其中《防疫情、促经济，两手抓两手硬的八点政策建议》、《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纵深影响》等多篇研究报告引起各方高度重视。我把相关内容通过微信呈母校严纯华校长参阅。几个小时后，严校长亲自邀约，希望我能为在疫情期母校专门开设的“治学大家谈”专栏撰文，为兰大师生在延迟开学期间分享一些治学心得。校长亲自约稿，我当然义不容辞。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勾起我2003年春天非典时期在兰大攻读世界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时的回忆。或许那段读书经历能给学弟学妹们以一些借鉴。

当时，我刚完成香港浸会大学交换研究生学习期回兰大。香港、广东都是非典的重灾区。我一回校，就被隔离。一人一间，一日三餐，洗浴如厕，都只能在十多平米的房间中进行。起初一两日倍感乏味，焦躁不安，后来觉得应平心静气，既“隔离”之，则安之。于是把从香港带回来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并进一步精读。

此前啃了一年多都没有读懂的一本书是亚历山大•温特写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本书奠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石，且是掀起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全球论战的问鼎之作，书中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甚至物理学的诸多内容。尽管译者、后来担任过外交学院院长的秦亚青教授的翻译如火纯青，精炼清晰，但原著的内容实在是博大精深，有些部分晦涩难懂，根本不是一名硕士研究生能读懂拿下的。

幸运的是，两三周的隔离期给了我“一心自读圣贤书”的绝好机会。从早到晚，一天十多个小时的阅读，400多页著作，有时一天只读10多页，一句一句啃，一页一页地标注，不懂时就翻阅随身带的其他相关文献来佐证。几周“死读书”，感觉像是一次“闭关修炼”，这本难书竟被我啃了下来，加之此前的基础，我感觉一下子仿佛弄懂了国际关系理论百年思想史的脉络，极好地奠定了未来工作与研究的理论基本功。

此后，我又“闭关”，整整用了一个暑假翻译完了《世界治理：一种观念史的研究》（后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还在《读书》、《南方周末》及《国际观察》、《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等一系列当时著名的报纸、杂志与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有的还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那算是我研究生涯的早期作品，现在看来，仍是经得起考验的。

再后来，我到人民日报社《环球时报》工作近八年，先后担任编辑、评论部负责人、赴美特派记者、社评起草人、编委等职，起草过近千篇社评。赖以支撑的学养，最扎实的部分几乎都与那几周隔离期的“闭关修炼”相关。后来又担任新型智库执行负责人，从事经济、金融等宏观政策的研究，跨学科运营，触类旁通，其实也与在兰大啃下几本难书有很大渊源。

现在再回头看，很重要的心得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翻越几座必翻的山峰。这些“山峰”就是那几本本学科或在一定领域最难啃的代表作。学海无涯，面对汗牛充栋的文献，年轻学子往往会无所适从，或常常一本书读几页就放下了，或读一段摘要与介绍就以为读了。其实都是万万不行的。

研究没有捷径，啃完难书犹如被大师们打通了任督二脉，内力大增，再看其他书籍便很容易一目十行，举一反三。而一本难书，不屏气凝神花几天、甚至几周功夫，是很难完成的。从这个角度看，疫情期恰恰是我们每一个人难得的读书机会，切不可浪费。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近日我刚从国外回北京，也被隔离在家。除了通过网络与同事们一起工作、写作、研究之外。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正在啃一本金融学方面的名著。历史本科专业出身的我，尽管在金融研究院工作七年多，但金融学仍需要不断地“补课”，而啃下那些难啃的金融学著作，是我必须要做的功课。事实上，啃难书，应该伴随着一生的阅读生活。

希望这些心得对母校的学弟学妹们有一些帮助，也权当供母校师友们一哂。

――2020年2月10日下午

记于北京望京家中（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