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喆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9日澎湃新闻。

最近股市似乎有些波动，真可谓，清明烟火尚阑珊，花信风来第几番。

走在北京街头，满大街飘的都是杨絮柳絮，似乎大家心痒痒之余身痒痒也是难以自禁，一时之间有些难以自处的感觉。

同样让人难以自处的话题貌似还有关于就业市场的争论。就业形势现在究竟怎么样？一方面，有些公司要大家“共渡难关”，否则就要“痛下杀手”；另一方面，有些公司招工困难。一方面，一些人诉苦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一些人宁可“赋闲”在家，也不愿意降低对工作环境和条件的要求。

供需关系可能要换位

凡市场，就有供需关系。供需关系决定了，谁更有话语权。

所谓就业市场上的供需双方关系，简单地说，是需要人的工作岗位多，还是需要工作岗位的劳动就业人口多，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可能会成为双方“角力”工作条件的基础背景。

由于长期失业率数据的不足，我们不妨来看看劳动力数据。

现在成为“老板”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他们摸爬滚打的劳动力背景，是这样的，从1980年到2009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自4.29亿增长到7.98亿，增加了3.69亿；与此同时，G7国家（不含东德）劳动力人口数量自2.91亿增长到3.78亿，增加了0.86亿。从劳动力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看，1980年到2009年，中国自43.5%上升到59.8%，提高了16.3个百分点，远远高于G7国家，G7国家动力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自19802年的48.2%上升到2009年的50.5%，提高了2.3个百分点。

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人口红利”。而从中也能够看到，由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就业岗位相对匮乏，劳动力供给却相当充足，就业市场基本上算是处于“资方”说了算市场。

但是，自此以后，我国人口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整体看来，我国劳动力人数加速减少。2011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25亿人，2012年比2011年减少345万，这是劳动年龄人口的首次下降。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2016年减少349万人。到2017年劳动力人口已经比上年减少54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也逐年下降至64.9%。

到2018年，全国劳动就业人口77586万人，比2017年的77640万人少，这是1961年以来劳动就业人口的首次下降。

市场劳动就业人口的供给减少了。

就业市场可能就会从“两条腿的人多得是”转向“人都到哪里去了”，劳动力的需求就被凸显，因此，我们就会发现，大众对工作条件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多，招工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价值认知态度转变

除了供需双方“量”的天平已经开始重置，“质”的因素也很关键。

首先当然是居民的富裕程度提高了。

近年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增长8.8%。1978年，这个数字是171元。

富裕阶层在崛起。根据波士顿咨询发布的《中国消费趋势报告》，2015-2020年我国富裕人群（家庭月均可支配收入24000元以上的人口）增速最快，复合增速达到16.9%。其次是上层中产阶层，即家庭月均可支配收入12500-24000元的人口，2015-2020年上层中产阶层人口增速有望达12.3%。

根据福布斯的报告，将家庭可投资资产（不包括自住房产）在100万-500万元人民币的中国高端人群归为“大众富裕阶层”，中国大众富裕阶层在2017年底超过2000万人，到2020年，这个数量将突破3000万。报告中也提到，所谓“大众富裕阶层”亦是一种生活状态，这类人群在实现小康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美好生活品质以及精神生活的丰富。

而且，年轻人拥有财富的比重在提升。在2016年福布斯的调查中，我国大众富裕阶层超过八成人口集中在49岁以下，其中39岁以下的富裕阶层人口占总体比例已经超过了五成。

此外，80后开始，改革开放政策给他们带来相对更优裕的经济环境，独生子女政策给他们带来相对更自我的精神环境。

从中国城市家庭生育子女数量看，1965年这个数字是5.94个，1970年2.88个，2000年已将降至0.94个。加上科技发展带来的互联网场景，年轻人更加注重去中心化的价值观，如平等、包容等，并且更多注重自己的需求，其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在腾讯的一项00后调查中显示，72%的人认为，“比起消费和事业，个人在某领域的深刻见解和成果更能代表自己”。

当然，他们可能也感受到了阶层流动性降低带来的动力弱化，一部分人变得更加“佛系”。

在这样的价值认知态度转变下，他们对于一些“工作即一切”的所谓“公司文化”当然会提出异议。

消费升级是居民需求也是国家经济需求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消费数据显示，大众化、特色化餐饮广受青睐。越来越多年轻人尝试定制旅游、共享民宿。一家老小看电影、观演出、听音乐会等过节消费成为潮流。

必须说，近年来， 消费升级成为消费市场火热的重要推力。

所谓“消费升级”，指的是消费结构的升级。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中，基础性食品、用品所占比例逐渐会降低，人们的消费追求会从“量”的满足到“质”的品评，从产品到服务，从物质满足到精神丰裕。具体而言，能够看到，人们越来越注重休闲、旅游和体验的消费。

而宏观经济也需要消费升级。消费升级不仅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也是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顶梁柱”、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消费升级密不可分。

2018年，在多重压力下，中国经济完成增长目标。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0987亿元，比上年增长9.0%，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消费升级类商品较快增长，全年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速分别比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高3.9、3.2和1.4个百分点。服务消费持续提升，2018年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都增长10%以上，电影总票房突破600亿元，增长将近10%。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公布。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不过，从消费升级中大量的休闲、教育、娱乐、医疗等项目不难看出，消费升级是一种观念的改变，人们变得愈加注重生活目标的多元化、以及享受生活和生命的本身，从另一面看，也意味着人们更加认同于将“工作”看做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国家也愿意鼓励、支持大众的这种选择，让大家多多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并进一步带动经济发展。

道德绑架究竟是美国大学的沦丧，还是中国企业家的扭曲？

从我个人观点来说，工作和生活不应该对立。对待工作的态度需要端正。有什么样的付出就有什么样的回报。一味追求“事少钱多离家近”和一味强调给你工作就是“恩赐”均不可取。我不认为加班必然不可，亦不认为加班必不可少，但是我反对普遍性、长期性的加班制度，这不仅违反现有国家法规，实质上也体现了相关经营者的任务或项目管理、资源分配能力缺陷，往往是低效率的表现。

当然，各种道德绑架更不可取。现代化企业管理者需要脱离过去的陈旧管理观念，不能只是在意人为拔高自己的权威，而罔顾现代化公司治理这回事。在一些企业家到了美国纽交所敲完了钟，并且去往美国无数哥大、明大等顶尖商学院苦苦深造若干次后，让人惊异的是，他们仍然只是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进行公司管理，对男人就是“奉献了让你做我兄弟”，对女人就是“奉献了让你做邓文迪”，他们的创业梦想竟然始终停留在终于能够坐上高位去挥霍别人的青春这一层次。这究竟是美国大学的沦丧，还是中国企业家的扭曲？

自然，一定是有一些人更热爱工作，愿意为工作献出一切时间乃至生命，这无可厚非。很多获得巨大成功的人都是一天到晚想着工作的人。但苹果的库克工作时间长没有问题，他不会要求整个公司的员工都通宵达旦，然后看着灯火通明的办公楼喊口号：“我给了你们奋斗的机会，你们应该感到幸福和感激。”我们崇拜道德高尚，但要先守好基本价值观。舍己为人值得嘉奖，但如果所有江边河边都守满了等着救人的人，所有马路旁都站满了等着扶老太太过马路的人，这不是社会之福，是社会出了问题。

进一步说，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玩耍，不但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也是对社会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贡献。

是进步，也蕴藏危机

在今天，我们既要稳就业，又要保障劳动者福利，还要促进提升消费，就必须要关注整体经济发展带来的背景。

如果回溯过往，大家会发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一路走来，说老实话，“艰苦奋斗”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中国的成就，是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凝结而成的。

是以，当“老一辈”苦苦劝说大家要继续艰苦奋斗，那是肺腑之言。

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到了这一步，面临着人口结构改变的巨大压力和价值认识转变的巨大压力。

人口结构的转变因素中，除了因全球人口结构趋势走向老龄化、经济发展带来晚婚晚育不婚不育增多导致的老龄化等，还有过往“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结构骤然失衡，年轻劳动力人口下降尤为剧烈。这些趋势和政策也带来了其另一面，就是一些年轻人愈加重视自我，重视享受生活，不愿意负重前行。

两相叠加，便产生了今日的“还应不应该艰苦奋斗”大论战。过去觉得不是事儿的，现在也是事儿了，过去觉得没有关系，现在觉得不乐意了。

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进步。

但从另一面看，两相叠加，必然带来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加上这些年来的货币政策等各种原因带来的资产价格提高等，企业会发现，其成本上升较快。而有些企业家还停留在旧思维的管理模式中。企业运营压力加大。这也是论战会如此激烈的原因。

这么看来，我们也必须说，这是一种危机。

而这种进步和危机的博弈，或者就是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新旧周期转换拐点上所遇到的重点问题。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了更多，也提出了更多新需求，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最主要任务仍然是大力发展经济，奋斗远远不能停止。

这就是当下的主要矛盾“不平衡、不充分”。

旧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不适用，怎么能够降低成本又提高质量？机制性、系统性、结构性的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就业市场而言，端正工作态度、提高管理效率、引进现代化公司治理制度一个都不能少。

后记

春寒欲尽复未尽，二十四番花信风。

有些事，也急不得。

据说，北京种了这么多杨树，是有历史原因的。简单说，过去资源有限，杨树好活好长，所以种它。可以想象。当时不可能想到，几十年后中国有这么大的变化，人们也变得这么“娇气”和“挑剔”。

现在，有人说，能不能全砍了种新树？不要以为现在资源没那么紧缺了就可以瞎“霍霍”。整治杨树的工作据说一直都在做，但估计不会那么快见效，转型，总要有些耐心。

就像是讨论就业市场出现的种种“新迹象”，人们变得“娇气”，说明社会发展得好，但发展得好时也要看到其中危机。转型期，该忍忍也要忍一忍，该争取也要据理力争，进步是事实，危机是常态，应从长计议，看到未来。

春寒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也好，才能看到山头斜照却相迎嘛。（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