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刊于12月19日《学习时报》。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五周年。同时，今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世界各国都以不同形式纪念。然而，在种种政治姿态或外交博弈的背后，我们更需要回答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人类真的从这场战争中汲取足够教训了吗？同样的错误我们真的不会再犯吗？当我们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对这场空前悲剧进行再反思时，能否得出新的启发和出路？

一、一百年前人类总结一战的教训及其后果

1918年11月11日，在阴霾的天空下，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雷东德车站，垂头丧气的德意志帝国政府代表埃尔茨贝格尔同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在签署停战协定，正式宣告德国投降。停火协议于六小时后生效。而在此前的四年零三个月中，这场原本起于欧洲的战争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来自三十多个参战国的15亿人被卷入战争；战死军人达900万，2000多万人受伤；战争期间平民伤亡达1000万人。

《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的签订，宣告德、奥、土、保同盟国集团的彻底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根据该协定，德国必须在15天内从法国、比利时、卢森堡以及从法国手里强占的阿尔萨斯-洛林和莱茵河左岸地区全部撤军；同时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德国也须从土耳其、罗马尼亚、奥匈帝国及非洲撤军。作为战败国，德国必须交出5千门大炮、2万5千挺机枪、3千门迫击炮、1千7百架飞机、5千台火车机车、15万节车皮和5千辆卡车。

从这一刻起，欧洲、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都开始了长长的反思：这场战争究竟是怎样以及为什么爆发的？这样的悲剧人类又当如何避免？

作为对一战爆发原因最权威的总结，以及这种权威总结最直接的制度性产物——“凡尔赛-华盛顿体系”（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在建立之时曾被人们给予厚望，希望它能够从此一劳永逸地“终结战争”，为欧洲、为世界带来持久甚或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然而，正如此后爱德华·卡尔在其名著《20年危机（1919-1939）》中所尖锐批评的那样，被寄望于缔造持久和平的战后安排不仅未能延续现状，反而在欧亚大陆的两端浇灌出民族复仇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的恶之花。

同样，作为该体系重要副产品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于1920年1月10日。虽然它的生命一直延续到1946年4月，即二战结束后才被解散，但在1930年代中期的鼎盛期——最多时曾拥有58个成员国——之后，随着德意日战争铁蹄的迫近而早早淡出历史舞台。

国联的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在国联存在的26年中，它的确曾协调、处理过一定国际争端，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强制力以及大国的背书，因而在制裁个别成员国侵略行径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中国人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国际联盟”都没有太好的印象——前者往往被冠以“分赃大会”的头衔，而后者则被作为贯彻列强分赃决议、压制或者迷惑广大弱小国家的“遮羞布”。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遗忘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在山东问题上为绥靖日本而无耻出卖中国利益。中国人民更不会忘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被蒋介石给予厚望的国联“李顿调查团”的无所作为——尽管他们在调查过程中还算客观公正地揭露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真相，但国联和整个国际社会都既无意愿更无行动去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终于，在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以及在其基础上撰写并公布的《关于中日争端的决议》沦为废纸。当然，中国人民也从这两张“废纸”中习得了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弱国无外交。

事实上，在一战结束后的那二十年时间里，痛恨该体系与国联的国家也不止徒有“战胜国”之虚名的中国；“战败国”的愤恨尤其强烈。此外，脱胎于战胜国沙俄的红色苏联在二十年代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一直遭到国联的孤立，因而也予以对等抵制作为战略回应。

总而言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国际联盟不仅未能消除各大国之间的矛盾，甚至还在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战胜国彼此之间、列强与弱国之间不断制造出新的冲突，为未来的残酷大战埋下仇恨的种子。当二战的隆隆炮声响起时，幻想通过该体系来消弭战争的人们才如梦初醒，但悔之晚矣。“这不是和平，这不过是20年的休战”——法国福煦元帅如是说。

二、一百年来人类仍在不断重复一战的错误：联盟对抗

在此后的一百年间，人类社会先后见证了“20年危机/休战”、空前残酷的“二战”、旷日持久的“冷战”、以及虽无世界大战却地区冲突不断、“文明冲突”愈演愈烈的“30年后冷战时代”（1989-2019）。人类的愿望或许是良好的，但事实真相总是残酷的。在一战结束后的一百年里，人类的和平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从根本意义上讲仍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重复着当年的故事，犯着相似的错误。

作为对一战痛苦回忆的理性反思，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应运而生。这门学科最初的研究者们主要分布于大西洋的两岸。在他们的早期探索中，大国间的“联盟政治”（alliance politics）被广泛认为是造成一战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譬如，有学者们认为，恰恰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欧洲大国军事联盟的形成与反复动荡，终于酿成了1914年的大危机。

早在1882年，成立十年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即拉拢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建立“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也就是后来一战期间的“同盟国”（the Ally）的前身。作为应对，“总是成对出现的军事同盟集团”——英、法、俄三国在1892到1907年的15年间，逐步通过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议，组成了日后“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的雏形。

就此，两大军事集团正式成立，并拉开架势。台已搭好，幕已拉开，只欠萨拉热窝一声枪响。所以，“在各方的久久期盼下，战争终于如愿以偿地爆发了”——在1914年的那个夏天，炽热的战火仿佛一瞬间让所有摩拳擦掌的人们都获得了解脱。

然而，就在各国民众欢欣鼓舞地送走自己的丈夫、儿子，满心以为在圣诞节之前他们就能够赢得这场“必胜”的战争并凯旋归来时，没有人会料到，一架架绞肉机已经张开血盆大口等待着他们。从马恩河到凡尔登，从索姆河到日德兰，从陆地到海洋，再从海洋到天空，欧洲人的鲜血不仅断送了他们的全球主导地位，促使“世界霸权从欧洲大陆向其两翼转移——向东到苏联，向西到美国”（史家时殷弘语），更给几代人的心灵带来终生无法祛除的阴影。

然而，有道是“知易行难”——欧洲人似乎并没有从中吸取足够教训。无论大西洋两岸的国际关系学者或者政界的有识之士如何苦口婆心的劝解，都无法遏阻欧洲国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继续走上结盟对抗的老路、邪路。于是，秣马厉兵、卧薪尝胆的德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欧其为沼矣。

三、一百年后的今天，有人甚至错得更远

当二战结束的黎明到来时，人类以为从此世界终将和平。然而取而代之的却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当冷战行将终结时，有西方学者为之鼓与呼：“历史已然终结！”然而“9-11”的滚滚浓烟、中东的颜色风暴、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枪炮声，无疑在向世人宣告：和平仍远未到来。

有学者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所谓‘和平的时代’，只有和平的国家。”中国人民在1949年后终于站了起来，并用自己孱弱的军事工业打败了最强大的敌人，从而“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此后七十年的和平建设赢得了大国的尊严与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当中国人民在四十年前明确认定“和平与发展”将是时代的主题，并郑重选择走改革开放道路时，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她的抉择本身就是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增添巨大的正能量。

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如今更加自信地大步迈入“新时代”。但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今年6月份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所指出的，当今世界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对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以及世界人民捍卫和平的愿景，既带来新机遇，也制造了新挑战。

陈向阳等学者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总结为五点：第一，国际体系与世界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新升老降”。在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维持将近四百年，其以主权国家为中心和由西方列强主导，但当今新兴经济体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大势难改，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多“级”（层级）化相互交织，西方主导权与美国霸权难以为继。第二，全球治理的“中进美退”，特朗普大搞“退出外交”，坚持反多边、推卸责任，顽固唯我独尊、唯利是图、背信弃义，而中国则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中外互动错综复杂，中美博弈尤为激烈，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舆论战”等，企图全面围堵压制。第四，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巨型高科技跨国公司异军突起、能量惊人。第五，新科技革命（AI等）突飞猛进，深刻重塑人类社会。

面对这样的大变局，有的国家选择了走向封闭，试图用双边谈判的手段取代多边主义，而双边手段背后的精神实质则是极端的单边主义——极端地追求本国国家利益，而全然不顾他国合法权益及国际社会的公益。

一战、二战爆发前的西方大国，其领导人也说着似曾相识的话语，高举“本国第一”、“民族利益至上”的旗帜，毫不羞愧地以此为由在国内攫取选票，同时在国际舞台上玩弄纵横捭阖的权谋之术。

在经济上，大国彼此以邻为壑，将本来可以促进全人类福祉的国际贸易狭隘理解为零和博弈，纷纷高筑贸易壁垒，试图用关税打击他国对本国的出口，同时又奢望尽可能多的将本国货物卖给他国。当所有国家都变得如此“精明”、“理性”时，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却表现得越来越非理性和愚蠢，直到一步步滑向战争。这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之间的深度悖论。

在安全领域，战前的大国们同样玩弄着相同的老把戏——联盟政治。当大国们纷纷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而相互勾心斗角，用一张张透着血迹的军事同盟条约将彼此绑入一架架战车时，稍微有一点火星，在萨拉热窝或者世界其他地方，都能够引发一场大战。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无比遗憾地看到，在21世纪的西方大国领袖眼中，联盟政治依然是其护持霸权，打压其他崛起大国的首选手段。试问：此刻正口口声声发表演讲要“汲取一战教训”的那些领导人们，真的言为心声吗？

四、展望未来，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再反思

我们不禁进一步追问：出路究竟在何方？如何从根本上消解战争？怎样才能不让悲剧重演？答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哲理层面，习近平主席首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实现以“类”为本位的自由人联合体，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正如高清海所阐释的，现代世界已经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深刻互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共处“地球村”：譬如，现代信息通信工具和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广泛使用，信息即时流通和充分共享，时间和空间被高度压缩；又如，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配置，全球市场已经形成；再如，一切地域、国家、民族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不同的文化、宗教、艺术交流互鉴。同时，人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生态灾难、环境污染、局部战争、恐怖主义威胁、难民问题、南北对立、粮食匮乏、文明冲突等，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去解决，以“个体”为本位的思维方式甚至加剧了这些矛盾和危机。事实上，不论人们愿意或不愿意承认，我们实际上都已经身处“类”的统一体系中——人类的共同命运、共同利益成为每个人必须关注和考虑的切身利益和切身命运问题。因此，也只有从“类主体”出发，坚持命运共同体思维，人类才可能有光明的前景。

在上述哲理认识的指导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主张“普遍安全”这一全新安全理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当今世界，安全领域面临多重新考验——安全问题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突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地区热点问题持续发酵，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跨国犯罪、网络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安全挑战明显上升。

因此，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更不可能通过军事结盟、在国际社会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来获得可持续的安全——那样只能重蹈一战的覆辙。我们今天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重新审视历史、反思一战，终于发现一种全新的全球安全治理之道，那就是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唯有加强全球安全治理、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才有可能建成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理，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我们摒弃一战前列强之间的普遍做法——零和博弈、以邻为壑、保护主义、高筑贸易壁垒，坚持习主席所一贯倡导的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公平贸易、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把全球的经贸往来重新带回“正和博弈”的正轨上来。

结语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们今天反思一战，需要从中汲取历史的深刻教训，并以实际行动加以改变。否则，如果一面声称反思，却在行动上亦步亦趋、步其后尘，则恐怕人类社会还将步其后尘。（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