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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研究】举起撬杠——制定全面发展战略,实现更强劲的包容性发展

发布时间:2015-11-10 作者: 人大重阳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心骨,二十国集团采取迅速、果断和统筹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宏观经济方面,对金融危机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本次危机使国际合作和多边合作变得更为重要,虽然还说不上必不可少。接下来,二十国集团将证明,它有能力引领全球经济走上一条强健、可持续、平衡且更具包容性的发展道路。当前,经济发展潜力小,许多国家面临失业率高、预算赤字不平衡问题。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政策改革。

 

 

  作者安德里亚斯·沙尔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G20/G8谈判代表办事处主管。本文摘自2014年出版的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编的《大金融与综合增长的世界—G20智库蓝皮书2014-2015》一书。书中从G20与综合增长战略、金融改革、全球治理等方面入手,来谈G20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并对中国如何在G20中发挥更大作用进行了深刻剖析。


  摘要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心骨,二十国集团采取迅速、果断和统筹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宏观经济方面,对金融危机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本次危机使国际合作和多边合作变得更为重要,虽然还说不上必不可少。接下来,二十国集团将证明,它有能力引领全球经济走上一条强健、可持续、平衡且更具包容性的发展道路。当前,经济发展潜力小,许多国家面临失业率高、预算赤字不平衡问题。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政策改革。为了努力促进全球经济向前发展,2014年2月,在悉尼由轮值国澳大利亚举办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以及央行行长会议上,与会者一致同意未来五年在原有基础上GDP增长率至少达2%。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二十国集团正在制定全面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并着手将其添加到二十国集团国家的通用政策改革议程当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它国际组织达成一致意见并在关键领域对二十国集团给予鼎力相助。在这些领域,政策改革将大力提升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如:竞争、贸易、就业、全球价值链、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然而,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同样重要。因此,政策改革需侧重劳动力市场参与,尤其是女性和青年劳动力的市场参与以及面向所有公民的知识、技能和教育方面的投资。综合这些因素,二十国集团将有机会在施行其宏伟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确保包括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在中长期内更具包容性和持续性。


  引言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越来越有必要进行多边国际合作以及开展协调工作。在此背景之下,20国集团作为一个危机管理机构应运而生,并奋力带领全球经济走出危机,回到正常发展轨道。20国集团有能力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就急需的政策合作与协调搭建合适的框架。此过程中,20国集团迅速形成了一个论坛,积极讨论全球经济政策议题,促使各国达成共识。在本质上,20国集团本身即显现出自己就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首次论坛。作为全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心,20国集团一直是一个应对宏观经济危机的高效机构。然而,20国集团仍须证明,自身有能力掌舵全球经济,使之走上强有力而持续和稳定的发展道路。


  尽管如今已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第六年,我们的经济依然处在恢复之中。虽然我们在诸如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发达国家身上,看到了经济回暖的迹象,但全世界整体经济发展在速度和规模上依然步履维艰。在新兴国家中,除中国经济增长保持稳定外,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均开始放缓。全球GDP年增长率在最近十年均值为4%,但预计在2014年将低至3.5%以下,但这一数值仍略高于此前预计的情况。然而,全球将继续受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经济状况所影响。就业问题将依然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全部经合组织成员国地区失业人口将达到4600万,相比危机前多出1125万。截止2015年,失业率预计会略下降至7.1%,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二元论问题。不平等的问题也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增多,并成为政治、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一直以来,许多国家饱受高额财政赤字困扰,而这一状况将由于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所引发的长期困扰而继续恶化。此外,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引发的政府、机关和市场失信则更是不言而喻。


  澳大利亚辖下的20国集团试图将20国集团经济体重新拉回到危机前的经济发展道路上,并实现其促使经济体在未来5年内的GDP增长率比当前高2%的宏伟目标。然而,当前20国集团为实现此目标而实施的措施还远远不够。不仅20国经济体自身的经济发展疲软,诸如其结构失衡,依赖于支撑特殊经济刺激方案和发达经济体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等问题同样存在。此外,一旦各国将货币政策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支撑,收益将会显著递减。假如20国想要在2018年前成功实现另外2%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我们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无论世界经济在何时何地的需求如何,必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不动摇,并强调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性弱点问题。此外,必须更多地注重体制改革,从而逐步恢复被削弱的危机前经济增长潜力。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相比危机前,经合组织成员国和地区在危机期间的经济发展潜在产出降低了约3?%。


  2014年2月,在一份提交给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报告中,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认为,通过缩小当前政策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政策之间的差距,就能够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该报告指出,当前的增长趋势,与通过实行更加强有力但切合实际的、基于最佳国际经验的政策所达到的理想状况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该报告还指出,20国集团各国结构性政策的不同会造成其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这一结构性政策可以通过调整,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


  经合组织已经指出,若干关键性区域在经济发展中的生产力发展受结构性改革的影响最为深刻。这些区域包括:竞赛;贸易、就业、全球价值链;以及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然而,仅仅注重发展生产力的政策还不够,如想得到长期持续发展还需注意包容性。因此,20国集团国家应改为注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结构性改革。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我们需要刺激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就业率,使更多的个体加入劳动力市场,注重弱势群体,增加人员技巧投入。20国集团综合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就能设计出即高效又全面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使各国经济发展强健、持续、稳定和包容的目标。


  本文将探索可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区域,探讨如何使各政策区域促进和提高20国集团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利益。此外,本文还将突出强调各政策区域所面临的一些关键性挑战以及如何使结构性改革克服这些发展障碍。最后,本文将概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国集团国家可将其吸收、利用,并植入自身发展战略,以确保其增长率为2%的整体经济发展目标。


  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是保持长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即使在危机发生之前,生产力发展已开始大范围放缓,若该现象持续不变,它将使全球经济发展陷入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尽管生产力总是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不断起伏,但疲软的生产力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支持性政策环境的缺乏。从中期来看,为发展生产力,须在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激发更灵活的企业为分配资源进行更激烈竞争等方面取得进步,并激发创新。为此,须对竞争、贸易和投资等关键性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


  竞争


  有效的竞争机制不仅可能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可能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竞争机制能以两种不同方式促进生产力发展:(1)通过缩小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距,增加产出并提高消费者盈余;(2)激励企业努力创新,促使其追赶技术前沿,同时引导资源更多的分配至生产活动领域。


  然而,产品市场规定的限制和低效政策会对竞争产生负面影响。现今,许多市场的竞争为诸多规定所阻碍,以至于损害了消费者、中间产品使用者以及新型创新企业的利益。成本高昂且程序复杂的管理性措施使新的企业望而却步,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漏洞却妨碍了竞争。管理性障碍包括:市场准入障碍,例如授予专属权--由于成熟经济和新兴经济中都设有行业准入限制,服务业的竞争压力尤其小;对公司竞争能力发展的限制,例如调整企业设定价格的能力或提供补贴但限制创新的做法;以及减少对供应商关于通过自律或共同自律的制度参与市场竞争的鼓励措施等。


  更合理的规定和政策影响巨大。一份关于20国集团国家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增长2%的宏伟目标的评估指出,产品市场改革具有能为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潜力。经合组织预计,通过改革减少10%的产品市场管制有可能使GDP增长率长期保持1%至1.5%。一些政府实行了许多重要举措,以减少对产品市场的管理性障碍,而另一些政府则一直不愿或未能施行改革而导致收效甚微。


  促进市场竞争并最终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政策手段有三个。第一,推广市场管理规则,鼓励而不是禁止在可行而高效的市场的竞争。法规可通过防止诈骗,保护消费者以及保证身体健康和安全来维护市场完整。然而,在产品标准、管理一致性以及降低监管异质性所导致的费用等方面,需要进行国际管理合作。第二,依据最佳业务实践制定竞争法,并由员工齐全、有法定资格且独立的竞争主管机构通过适当的制裁等措施付诸持续执行。这些政策能确保鼓励竞争的市场管理规则能够发挥出期望的竞争作用。第三,对国内竞争有相互加强作用的贸易和国际投资政策。贸易及投资政策的开放性增加了国内市场竞争,而许多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摩擦则来自于严格的本土规则以及不同国家间在法规和标准方面的差异。


  竞争政策还需要相应范围的行动。这包括在处理受影响的企业和消费者的私人强制情况时,拥有足够范围内的能力、调查力量、制裁、补救措施以及实际的选择。此外,还需要对横向协议、纵向协议、行政决策以及排他行为进行明确的引导和一致的执行。最后,为确保调查的完整性,相关部门必须独立决策、负有责任并按章办事。该部门还需要是竞争的倡导者,并有责任推进放宽管制和贸易自由化,为有效的竞争减少阻力和障碍,将政府对市场不必要的干涉最小化。


  最后还有重要的一点,20国集团可能还需要考虑关于竞争政策的国际合作。竞争执法合作确实处于关键时期:竞争执法部门数量由1990年的不足20个增至现今的120个;国际兼并交易数是1990年的三倍,且在未来还很可能出现更多的国际兼并交易。一些国际联合企业不断出现并参与其中。中国和印度正逐渐成为竞争执法的主要国家,并越来越多地就类似问题与其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伙伴合作。然而,合作形式依然以双方合作为主,并(事实上)将许多国家排除出合作之列。但合作和合并在竞争法中对于制定关于管理商业环境的统一、可预见的规定至关重要。就此而论,20国集团可通过为国际竞争执法合作设计方法,做出巨大贡献。经合组织很乐意为此提供技术和政策援助。


  贸易


  在更广范围内的可提高生产力(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中,贸易是另一个重要支柱。一年多以前,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发布了历史上第一个增值贸易数据库。通过该数据库,我们发现,现今的全球价值链反映了二十一世纪的成果,并能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所有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和提高生产力提供可能性机制。该数据库还显示,20国集团国家的出口中有30%-60%为自身或它国的进口产品。此外,20国集团国家的出口产品(增值产品)中,服务类占到42%;其它国家的这一数据达到50%。就此而言,很明显,全球价值链正在决定生产、贸易和外商投资模式等方面变得越来越具影响力,并要求我们参与全球贸易时有一个成熟的模式转变。过分依赖进口进一步凸显了贸易保护主义不利己的后果和增加最具竞争力的投入的必要性,包括增加对进口产品的投入。在今天的世界,商品的生产被分割,并多次跨越国界。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成本被放大。对当今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正强力的证明贸易保护主义的毒害性以及为什么应该舍弃占主导性地位的重商主义。


  然而,一系列因素抑制了高效的全球价值链流程,并进而给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成本。首先,低效的海关和边境流程给进出边境进行贸易的贸易商增加了不必要的费用。经合组织估计,每降低与跨境贸易相关费用的1%,将产生约400亿美元的效益。其次,针对中间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增加了贸易商的生产成本,并降低了国家在出口市场的竞争力。此外,针对国外中间商品和服务的限制性采购政策同样对一国在地域和全球供应链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再次,诸如道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与该设施相关的流程效率会极大的影响全球价值链。随着及时交货的新规范的出现,产品交货每耽误一天所造成的损失相当于1%甚至更多的关税。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促使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也是一项重要的因素。


  世贸组织巴厘岛贸易便利化协议能通过降低不必要的费用,加快贸易速度和最小化不确定因素等帮助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这一点来说,经合组织制定了一整套贸易便利化指南,指出了行动区域,并评估了改革的潜在影响。该分析说明,便利化措施能使所有国家(无论是出口国和进口国中的任何一方或是双方)从中受益,使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更好地投入生产,进行整合。很明显,贸易便利化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因此,20国集团国家必须明确自身的领导地位,推进实施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议,并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实现既得效益。


  降低重要关税同样是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举措。除实行多边关税降低政策外,20国集团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全力确保贸易协议的实施。贸易协议的实施对于支持全球价值链以及未来贸易增长至关重要。在全球贸易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准的背景下,多数正在协商的贸易协议是重拾全球经济发展信心有利而至关重要的第一步。通过参与贸易协议,各国能尽量减少当前存在的贸易壁垒。贸易协议的扩散实施还能在危机发生后协助坚定实施针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鼓励20国集团国家逐渐取消现行贸易保护措施。此举将激发贸易活动发展,促其更好地发展。


  尽管对于增加新的贸易机会而言,消除贸易壁垒确实是很好的出发点,但全球价值链还需要高效的服务。考虑到服务效率在该行业中确保全球价值链合理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提升服务业效率显得至关重要。为此,经合组织制定了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全球主要服务提供商可据此衡量自身的表现,以寻求机会更好地进行运作。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升服务管理水平,这对于提高生产力至关重要。此外,在国家层面上进行服务改革为多方面而不是单方面,因各国对国外服务提供商的依赖程度不同,服务改革将带来更多的效益。


  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促使20国集团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因此,政府在提高公共基础设施政策效用的同时,同样须投入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关于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具体政策建议,下文将予以更详细地探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国家要从全球价值链中真正获得效益,对人员技能的结构性改革和投资必不可少(详见下文)。


  总之,参与全球价值链要求不同利益相关人之间的高水平合作,包括企业、政府、民间团体以及国际的合作,以确保所有合作障碍被最小化甚至消除。不断对该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将促使各国获得全球价值链相关的效益,充分挖掘其发展潜力。


  投资


  通过创新或资本积累进行的投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三大驱动力。特别是国外的直接投资对于一国经济尤为重要,因为该投资流向的是其产出最多的地方。该投资还能带来技术迁移和增加竞争等好处。在组织和最优化全球价值链方面,国外直接投资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危机发生以来,投资一直处于挣扎状态。2003年,全球国外直接投资增加量仅为1.3万亿美元,这一数字为历史最低,仅相当于2007年同期水准的30%。国际兼并和收购活动也仅停留在2007年的水平以下。若当前下降趋势延续,该数据在2014年将继续下跌20%。事实上,自危机发生以来,许多经合组织成员国不断报告其对内和对外投资的萎缩,这一趋势令人堪忧。


  各国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消除不必要的投资壁垒,遏制住此下降势头。自2008年以来,应20国集团领导人要求,经合组织同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一直在20国集团国家中施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控制措施和贸易自由化措施。我们的评估表明,尽管在20国集团国家的投资举措正朝着贸易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但进展缓慢。经合组织国外直接投资限制指数显示,面对隐性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及诸如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对保守领域,投资仍然容易受到风险。


  面对这一背景,各国政府须通力合作,消除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创建公平的投资环境,提供明确、可预见的相关规定,让投资者自由竞争、投资和创新。政府还须着力宣传涉及超过3000个投资协议的国际投资环境的分裂性。投资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初始阶段的宽泛性协议应明确核心原则,确保达成的所有区域性贸易协定符合多边系统要求。


  通过解除机构融资限制,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限制,增加长期性融资的前景广阔。据经合组织统计,截至2030年,未偿付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本累计将达到约71万亿美元。这一点对于当前环境尤为重要。当前形势下,受财政赤字和新的严格而谨慎的规定影响下萎缩的银行贷款影响,政府投资不断减少。在过去20年,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公众资本骤减。公众固定投资在GDP中的平均比例由4%以上降至约3%。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私营部门似乎并不愿意填补这一缺口。2010至2012年,仅有8%的国外直接投资流入经合组织成员国,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2007至2009年同期数据为10%。此外,这一减少并不是由于资金缺乏。2012年,机构投资者持有并控制超过80万亿美元的资产,而其中仅有少于1%的资产被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其主要原因应归咎于投资者所面临的诸多障碍,如监管障碍,包括复杂的评估和核算标准、所有权限制、诸多国家有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非上市投资限制或直接投资的限制等。


  为鼓励机构投资和更宽泛的投资,须落实相应的方针及激励性框架。为此,应在若干关键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首先,须消除不合时宜的监管障碍,通过鼓励更优秀的银行业务示范,发展合适的融资工具,推进稳定的监管环境,深化长期投资私人融资条款。其次,必须消除国外直接投资限制,确保为政府和个人投资者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再次,应通过提高公司关系处理能力,增加多边发展银行资源和增加公众领域完成项目的能力等方式增加公共投资供应。最后,为确保投资项目收益良好,可通过发展用户收费机制,提高基础设施交付能力和更有利的监管和竞争总条件等方式,改善当前条件。


  经合组织在该领域能力突出,在实行国际层面的改革中,特别是在如下范围内,做出了贡献:《OECD资本流动自由化法典》、《经合组织关于国际投资和多国企业宣言》、《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关于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融资的高级原则》以及《经合组织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范》。以上所有文件均可用于国际政策参考。


  劳动力市场参与及就业


  劳动力市场参与及就业率也是推动长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因此更加强有力的结构性改革应促使劳动力市场在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提高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等方面提高效率。这在人口趋势不利,即大多数20国集团国家内发生的造成可用劳动力资源减少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


  大多数20国集团国家均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通过影响深远的结构性改革能弥补这些国家存在的巨大劳动力市场参与缺口。


  危机时期,急需强调就业尤其是长期就业问题,否则将存在永久性风险。激活政策可改变就业状况,促使失业者回到就业岗位,将长期失业者维持在劳动力市场。该政策包括提供求职援助和就业培训。向该项目分配的资源应予以调节,从而为陡增的领取救济者合理分配资源。经合组织统计显示,根据各国国情,将用于求职援助和培训的费用增加至GDP的0.1%至0.3%时,可降低失业率(或提高就业率)1个百分点。激活政策将使所有20国集团国家的弱势群体受益,该群体包括妇女、青少年以及老年劳动力。若该政策得以合理、明确实施,激活政策将在短期和中期内获得高额回报。


  年轻人应可从该方案中获得明确的回报:仅限经合组织成员国地区,就有接近8百万年轻人处于失业或失学状态(所谓的"啃老族")。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技能水平较低的年轻人受本次危机影响最大。能降低处于失业或失学状态的年轻人比例的举措包括:延长中等教育年限,例如,英国、部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州以及加拿大的一些省延长了义务教育阶段年限;加强职业培训系统(包括学徒制和在职培训等),辅助学校进行工作前的过渡工作,例如,德国采用的课堂教学与工作实习相结合双重教学系统;学徒培训认证;旨在增加参与职业培训系统设计与管理的私人群体数量的方案,比如,印度的《国家提高技能政策》,该政策围绕公私关系建立,以加强行业参与技能。


  此外,须努力增加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据经合组织统计,15-64周岁的男性中有?就业人口,而女性的这一数据只有57%(墨西哥和意大利低于50%)。性别差异导致的劳动力参与率变化不一,加拿大的这一数据低至7%,印度和沙特阿拉伯却高达50%以上。总之,发展生产力进而调动劳动力,增加劳动力中女性比例并利用她们增加的受教育程度等措施都能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因此,须提高劳动力市场女性参与率,以确保她们能完全融入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在她们不仅做兼职工作、低收入工作、低生产率工作,有时(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甚至是做不正当工作的情况下。经合组织为20国集团国家所做的模拟实验特别强调了2015年前若将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性别差异降低25%对劳动力人口规模的影响。这一目标的实现将在2025年为20国集团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带来额外的1.17亿女性人口。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20国集团国家这将极大缓解预计的未来数十年内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劳动力减少的状况。鉴于历史趋势,我们相信,2025年将性别差异引发的劳动力参与率降低25%并在2040年降低50%的目标将在许多20国集团国家变得实际可行。


  要将更多的女性带入劳动力市场,税收-福利系统须进行改变,以增加更多的财政激励,包括增加可负担的儿童福利设施,以缓和工作与家庭义务间的矛盾。我们基于各国经验的分析表明,儿童福利每增加10%,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将提高50%。


  包容性增长


  尽管所有以上阐述的因素,包括竞争、贸易、投资、劳动力市场改革等,都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均未能促使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即要求在长期内获得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旨在提高生活水平,并在社会群体中更均匀地分配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果。这一概念尤其与高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相关,因为这些国家收入差距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作为衡量不公平程度的标准,基尼系数由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0.29增加到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数据0.32。经济危机期间,不公平程度也进一步拉大。不公平程度的加剧变得多元化(不仅体现在收入方面,也体现在机会方面),近年来这一现象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并将在长远范围内影响经济发展前景。


  考虑到不公平现象的多元化性质,我们应精心制定一个全面的政策策略,以强调快速膨胀且频繁出现的不公平现象。经合组织一直在制定一种"包容性增长"战略,以取代传统的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此战略的一部分,经合组织还制定了四大支柱包容性增长战略,从而通过分析关键领域的根本原因,解释不断膨胀的收入差距问题。除税收(尤其是许多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可以增加)和资金转移(大多数以最脆弱部分为目标)之外,该包容性增长战略着重分析就业、教育以及公众服务提升。


  最大的挑战在于为人们创造更多具备良好就业前景的更好工作和真正的机遇,以使其远离贫困。特别是为所有人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以减少随意性、劣质工作,增加劳动力市场女性参与率(如上所述)。经合组织就就业中的性别差异问题指出,高的劳动力市场女性参与率能缓解贫富差距,尤其是当女性有能力参与全职工作时。


  人力资本投资是关键。危机发生之前的数十年,平均教育年限的延长抵消了三分之二的工资差距增长,而平均教育年限的延长是受技术进步和严峻就业形势的双重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不仅须从幼年时期抓起,还须一直持续贯穿义务教育时期和工作时期,并施以足够的鼓励措施,鼓励劳动者及受雇者进行技能投资。发放奖学金不失为在低收入群体中鼓励接受教育的有效途径。技能更高的劳动力资源将有助于缓解工资两极化,增加就业和促进社会稳定。据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分析,优良的教育系统注重于扶助最弱势的学生,并能缓解教育成果的不公平现象,打破学生表现与其社会经济背景的联系。


  有关自由开放的及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条款,如教育、健康和家庭关怀等,都很重要,尤其是在20国集团国家中通过现金再分配的能力比较弱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服务须着重提供关键服务;发达经济体须在包括财政紧缩时期内着重关照贫穷群体。发达经济体需要提高社会保障的效率和效力,发展中国家则须继续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系统。附带条件的现金转移也显示其有助于改善贫困状态。


  为确保以更加公平的方式分配经济发展成果,提升税收和福利系统应有范围限制。在很多国家,最高收入群体占社会总收入份额的增长意味着,该群体相比之前有了更强的缴税能力。


  最后,在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实施结构性改革时,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确定该改革对于不同收入群体的分配影响。为此,经合组织将在其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分析中进行介绍。


  结论


  综合所有因素,20国集团国家可制定一个全面的经济增长战略,在未来5年时间内,实现GDP增长率至少达到2%的目标,同时,确保在中长期时间内保持经济的包容性、持续性发展。除包容性发展之外,经济增长战略还应当利用各种不同的可用政策杠杆,提高策略执行效率,并最终达成经济发展目标。如果说制定全面、完整的经济发展策略很重要,那么施行这一策略也同等重要。成功制定并施行这些经济发展策略将证明20国集团不仅是一个高效的危机管理主体,还是一个真正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论坛;20国集团国家的公民将受益于更加灵活和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发展途径。(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