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王义桅系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6月8日“百万庄的小星星”微信公众号。

　　今年高考已进入尾声，关于高考的话题热度却持续高温。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来，一代代从高考“烤炉”中走出的“考鸭”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

　　如老舍先生所言“考而不死是为神”，星星君今日特邀5位于不同年代参加高考的学术界大咖专访，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别人家的高考”。

　　初代高考 命运光顾有准备的人

　　1977年参加高考的大陆研究台湾问题著名专家、上海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周忠菲老师，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考生。

 

周忠菲老师

 

　　当时的周忠菲还是成都铁路局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回忆高考往事，她如是说：

　　“早年的世界观受家庭影响，我妈妈是教师，爸爸是法官。两个姐姐都上了大学，那时的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读书。

　　在成都做工人的时间没有荒废，我用大把时间来学外语。那时候，天天跪在板凳上自学外语，当年就考上了贵阳师范学院外语系，所以命运光顾有准备的人。

　　硕士期间，我主要研究德国，毕业接着考博士，考到中山大学，遇到了很好的一位老师——蒋相泽。

　　当时国内正在招收第一批研究中美关系的博士，我便是其中之一。中山大学历史系重视史学研究的方法，图书馆当时就订有美国国会记录、美国国会听证会、政府报告等。

　　有了这个传承，论文就有了珍贵的一手资料，我的毕业论文题目便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台湾问题》。这是老师定的题目，后来也成了我做学问的方向。

　　这些第一手资料非常宝贵，清晰地反映了中美建交时美国国内的政争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考虑，今天仍然是国内少有的。这是研究两岸关系的宝库，要后学们去挖掘、研究、总结。

　　92年毕业回到上海，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正欲发展成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我就顺利加入。当时刚好老布什卖了160架F16战斗机给台湾，我就专门写文章，从此走上了专业研究台湾问题的道路。”

　　周忠菲还对有志于研究台湾问题的青年学者和广大考生们送上了宝贵建议：

　　1、台湾问题是显学，国家很重视，但研究时要细致、深刻，不能粗制滥造。要有拿手活，要细，说的准，比如政党、经济，每个问题要有精深。

　　2、相对要博学。台湾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既要懂经济也要懂政治，经济决定社会发展与稳定，政治决定分配。我们不但要“精”，还要相对“博”，才能承担具体的课题，深化认识。

　　3、践行者盛，空叙者萎。台湾研究一定要践行，把研究的问题和老百姓的认识结合起来。我们要琢磨如何用大众和媒体喜欢的话语方式，把台湾问题讲清楚。

　　机会光顾有准备的人，对初代高考生而言，通过自学发挥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

 

王建民老师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两岸企业家峰会特聘专家王建民老师是1978年高考生，当时在陕西下乡的他，希望走出农门，改变命运，所以最大目标就是考上大学。

　　但当时农村的学习条件很差，王建民第一次高考失利后，选择了回校复习。到了1979年，分数够了，却因不懂报志愿而没能被录取。

　　回忆中学生涯，王建民说：“早上起来洗脸，好几十人洗一个脸盆水，洗完水都是黑色的。所以对上大学，改变自己命运很期待。”

　　当时的高考和今天社会环境、政治环境都不同，招收比例低。1980年，王建民在第三次高考时，凭借优秀的成绩，最终被中山大学经济学专业录取。

　　“大学两个班有100个学生，年龄差很大，最小的是65年的，最大的53年的，还有的是拖家带口的。我们和77、78级一起读书，他们学习非常努力，没有白天黑夜，拼命学习，四年只回家两次。”

　　经历过贫困的生活，那时的学生非常珍惜走进校园读书，进而报效祖国的机会。王建民认为，老一辈高考生对待学习的态度是我们今天仍应继承的。

　　王建民也为广大考生送上了宝贵建议：台湾问题属于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涉及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社会学等。希望未来研究台湾问题的同学们应该首先对社会科学感兴趣，同时学好外语和历史。一是爱好，二是努力，这是基本条件。

　　80年代高考 最不坏的一种选择

　　经过70年代末的恢复，高考制度到了80年代日趋成熟。

 

王义桅老师

　　参加过1988年、1989年两次高考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老师坦言，自己对高考充满感情。

　　“高考是一种重要的检验，尽管高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就像民主一样，高考是最不坏的一种选择，没有比它更好的选择。当然，我从小的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当年高考填志愿时比较闭塞，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中学生物课本有一句‘20世纪面临人口、资源、环境三大挑战’，当时想人生苦短，总要解决一个挑战吧，所以报了环境工程专业。

　　所以我觉得现在填报志愿，不一定是从自身兴趣或外部人的视角，还是要有信念。就像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不相信它怎么能看好它。它从‘概念股’，逐步走向‘绩优股’、‘众筹股’，就是一种信念。”

　　王义桅老师对考生们说：“中国越来越被世界所需要，中国更需要睁眼，不仅是看世界。21世纪，世界在睁眼看中国的时候，现在的高考给学生的选择更多，现在的年轻人还是要有信念和担当。”

　　90年代高考 本着兴趣报志愿，结合热点找职业

　　到了90年代，高考制度不断改革完善，考生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主任李晓兵老师就在1992年参加了一场“准高考”。

 

李晓兵老师

 

　　“我是从师范学校保送，再通过省里面选拔考试进入大学的。当时每个师范学校给2%的名额，定向录取到几个院校。”李晓兵1992年进入河南大学攻读心理学，“当时也是对国家制度和制度的实践比较感兴趣，（硕士）就选择了学习宪法。”

　　李晓兵1997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班学习宪法，师从宪法学泰斗廉希圣。在实现了一次“跨界”后，李晓兵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发展方向。2003年，他再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从基本法“四大护法”之一的许崇德，精研宪法和港澳基本法。

　　李晓兵认为，国家的一些难题是需要耐心和创造性思维的，需要一代代人世代交替、前赴后继。港澳问题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如果能把个人的兴趣点和时代的热点问题、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进行结合，研究港澳问题对个人价值的实现而言就是一个很难得的领域。

　　考生们“要本着兴趣来，路其实还长着呢！本科阶段培养兴趣、打好基础、优化知识结构、磨练意志品质。如果对港澳基本法方面感兴趣，不妨在本科阶段加强对公法和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将来读研究生的时候，向宪法或者港澳基本法的方面进行二次选择。”

　　新时代高考 “一考定终生”的观念正逐渐远去

　　“高考的确一直在改变着所有中国人的命运，但其改变中国人改变命运的能力在下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老师对星星君说。

 

王文老师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前的高考是一考定终生，现在大家有了更多可能的路径，比如出国留学。高考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性在下降，说明中国发展的多元性和中国时代的前进性在上升。”

　　1997年参加高考的王文认为，高考反映出的社会百态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高考是中国目前许多复杂问题的一个集中折射，体现了多元复杂、发展不均衡的中国百态。

　　王文表示，高考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变化，但变化的路径不在于自主招生，而是怎样从基础教育改革入手，培养学生知识的创新性和知识的功用性，以及人格和技能培养的实用性。

　　“小学到高中12年寒窗，学的东西到后来很多都没有什么用，我认为这是教育的悲哀和失败，也是高考受到争议的重要原因，因为考的东西实际上还是一种应试。

　　未来教育要发展，还是要注重培养学生知识的功用性。有很多未来可能用到的东西，年轻时应该学却都没有机会学，比如说法律，我们从小就应该增加对法律的了解。

　　在中国，除了到大学的法律系学习，从小到大就都很难有系统学习法律的机会。再比如金融，理财的观念，我们在年轻时也应树立。还有公德、社会道义、基本交通规则等都应该加大其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这样的话，即使高考失败，我们人生技能是圆满的，整体上是完整的。

　　当高考对中国人的重要性越来越低时，才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先进性和文明性越来越高。”（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