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昨日文章 刘鹤：改革派与实用主义者（上）

 

      四、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

      在关于城市化问题上，刘鹤在早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就提及了城市化： 1993年，在《城市化、国际化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基调的判断》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将沿着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三个主流趋势前进。”中国经济当时要求的城市化是，从成本费用及其社会两个分析角度出发，有计划地塑造大中小并举，以中小为主的城市群体网络，引导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城市功能系统，使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派生的非农业产业群，由农村逐步转移到城市。

 

      在后来的公开言论中也不断提及城市化的重要性：1998年他在关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中指出，城市化趋势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最主要的物理特征，是解决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这是由比较利益驱动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同时他也认为，今后20年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很可能是小城市为吸纳更多的人口进城而实现城市规模经济的调整和竞争过程，10万－20万人口的上千个小城市会逐步形成气候，与大中城市形成互补的城市网络，这必然将派生出来巨额的投资需求并相应对三次产业构成发生影响。关于城市化发展出路这一观点，今天仍然是这样的思路。

 

      2000年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中曾指出，经济结构的第二个明显的矛盾，是城乡人口的比例失调和极低的城市化率。今后世界经济的希望在于美国的高技术和中国的城市化。

 

      一直到现在，刘鹤仍在强调城市化的重要性。“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现实课题，是稳定扩大内需、防止资产泡沫和抑制产能过剩。稳步推进城市化则可能获得解决这三个难题的更大回旋余地。”

 

      “（1）从需求角度，城市化的推进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住房、基建投资；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

      （2）从供给角度看，城市化所带来的投资需求将有利于消化过剩的产能（将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重要导向作用，基础设施、制造业、营销网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将获得更加明确的生产方向。）

      （3）从金融体系的资金状况来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2009年投放的大量流动性需要有效消化。”（附录一：《增长点与关注点》，2010年）

 

      在2012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城市化趋势仍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而城市化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呢？刘鹤认为，从最宏观的意义上说，中国只有两类城市。一类是有能力创造净需求的城市，一类是增加净供给的城市。“十二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政策导向，就是要更多培育有能力创造最终净需求从而接纳农业转移劳动人口的城市。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有大城市为主和小城镇为主的两派之争，双方理由都很充分，争执不下，在实际政策执行中导致不少困惑，后来干脆出现了“宜大则大、宜小则小”的折中说法。刘鹤则主张综合“大城市派”和“小城市派”两者的长处，把大中小城市网络化，通过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合理分工，避免城市过大或过小的弊端。

 

      发展城市群的政策导向和建设网络化城市(City Networking)的发展模式可能最适合当前中国的国情。“网络城市”是通过轻轨、地铁、其他公共交通和通讯系统，把不同区域内的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在合理的运输半径内(如中西部地区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所创造的“一小时经济圈”和OECD国家提出的网络城市构想)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以此实现特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在这个模式下，大城市将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周边处于合理运输半径并被纳入城市网络的中小城镇侧重提高产业专业化分工职能，并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采用杀富济贫再分配》，2012年）

      五、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刘鹤认为，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我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实现小康水平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内生性需要,也是国家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的聚合点。刘鹤思想中关于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早期研究方向为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调整，主要集中在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这一观点主要是其担任国家计委领导期间形成的。

 

      新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信息产业、知识经济的兴起，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重大。这一观点主要是其工作于国家信息化办公室期间形成的。

 

      借鉴国际经验调整产业结构，这一观点主要是其工作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期间形成。

 

      （一）国家计委期间：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

 

      刘鹤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机构产业政策的制定中。在产业结构调整方式方面其认为“总的方向上，市场机制应在结构调整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要加强产业政策及其配套的投融资机制建设”。对于90年代产业机构应该调整的领域，他提到应该扩大出口，逐步放开进口，抑制投机性产业的盲目扩张，对资本密集的几个支柱产业实行鼓励发展的政策，继续充实社会资本，加快基础产业的发展。

 

      对于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方向，其在《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未来中国20年经济基调的判断》一文中指出应该发展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指，利用开放贸易和投资带来的新技术，尽可能利用国际合作的形式在关键几个产业特别是设备制造业加以吸纳转换，尽早形成开发和生产实力，全面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素质。

 

      与上述含义相呼应，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还包括这样一些宏观侧面：初级产业占国民经济总份额的进一步下降，制造业中支柱产业的扩张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应该看到，高度化现象与城市化现象存有冲突。在我国, 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被推入同一日程之内。在较高收入和成本水平上推进城市化(特别是土地成本和基础设施费用) 需要巨额投入, 而支柱产业高度化的,初期同样投资巨大。两者相互竞争资源现象必将加重, 这最终会反映在国际收支的压力和我国经济国际化的要求上。以城市化为主要线索和依据, 在逐步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 引导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国际化, 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未来中国20年经济基调的判断》）

 

      刘鹤总结90年代的产业结构调整结果认为，90年代中国经济基调是城市化、非农化和重化工化，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在三次产业间的关系方面，继续沿克拉克定律揭示的方向变化：农业和初级产业生产附加值的份额和劳动力份额继续下跌；在制造业内部, 不同发展水平的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则出现有升有降的复杂变动；迫于就业压力及资本短缺；加上消费结构变动，服务业的比重将有较大幅度上升。在制造业内部, 发展的主调是调整和重组。

 

      值得重视的是外贸产业的发展, 由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仍然大大高于新技术传播和扩散的速度, 需求体系与供给体系之间的断裂依然需要通过国际交换架设桥梁。还需要重视的是乡镇工业。目前, 这一产业分布在各个领域, 十分富有经济竞争力, 并且对中国经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新趋势下未来二十年产业政策的主要类型和形式应有如下几个方面：

 

      （1）指导性的产业政策纲领。主要内容是在准确分析和把握经济发展、体制等环境、背景的基础上, 勾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技术、产业布局变动的长期性大趋势: 展示主要产业的市场、技术、产业规模的发展前景; 政府对各个产业发展规模、速度的基本态度; 产业政策的基础框架和政策方向。

 

      （2）特定产业和领域的基本法，而产业基本法主要适用于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的产业: 公共性较强、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属于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以及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

 

      （3）特定产业振兴条例。主要是针对在一定时期, 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 或从对外贸易以及从社会目标考虑需要对特定产业进行干预和扶植的产业。此类产业政策的表现形式似应以国务院法规的形式公布, 其范围要尽可能缩小, 期限也要明确。

 

      （4）产业优先序列。这是指在一定期限内, 政府对各个产业、产品发展优先顺序的一种意图。

 

      （5）规模经济和技术标准。这是指政府按照各个产业的经济技术规律, 在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和产品领域, 制定最低规模经济标准, 规定企业进入的起点规模, 从而跨过小规模—竞争—兼并和合并——大规模的漫长过程, 促进规模经济的实现, 降低成本。

 

      （6）特定地域的产业政策。这是对特定地域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进行统筹考虑, 并由中央政府采取措施进行扶植、鼓励以及限制的产业布局政策, 是根据纲领性产业政策中产业布局政策的原则, 把产业发展和地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具体政策。（《体制转变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及其政策变化走向》、《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未来中国20年经济基调的判断》）

 

      这一时期主要观点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趋势必然是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发挥市场机制。

 

      （二）国家信息化办公室期间：关注新产业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是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步降低一、二产业的比重，而在新经济时代，信息产业归属于第三产业，是知识经济的主体,其发展将直接驱动经济增长,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刘鹤曾指出，“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可能要走出第三条道路来，即通过启动信息服务业来拉动国内的信息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断提高供给体系的技术水平。”

 

      如何实现这一点？

 

      （1）在各地建立的信息港和政府网络平台上，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展和公开化，使其满足信息社会需求；

      （2）扩大的信息用户与网络范围相结合，推进电子商务，从而建立信息资源开发走上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

      （3）拉动国内以汉化为基础的软件业的发展，达到规模后形成自主的标准；

      （4）以标准为启动器，重组国内硬件产业。（《正面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2000年）

 

      这个时期的关注点主要在信息产业上，认为信息产业是经济增长的新出路。并且，信息产业的发展能够继续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能够为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期间：国际视野

 

      这个时期的观点更多的受到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影响，在2006年的《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其指出，拉美经济发展的经验之一是努力改善产业结构，克服“荷兰病”。由于拉美国家产业构成比较单一，初级产品出口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初级产品出口的盈利取决于国际贸易条件，一旦国际贸易条件改善，国内经济会出现短暂繁荣，而贸易条件一旦恶化，经济立即进入衰退。无论是经济的繁荣与衰退，所能吸纳和排斥的都是一部分劳动力，而大量劳动力被排斥在产业结构之外。为了克服这种产业结构单一的“荷兰病”现象，这些国家开始重视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促进技术含量高、又具有劳动密集型性质的中小企业发展，这项政策成为拉美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另一个关键。

 

      拉美国家这种经验实际上是其早期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主张，再加之全球视野，将国际贸易也容纳到产业结构调整中。中国的产业调整不仅仅要关注国内三大产业的结构调整，而且要从全球市场、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待产业结构调整。

 

      六、信息产业：经济增长点所在

 

      关于信息产业发展方面，其主要观点集中在担任国家信息工作办公室主任期间，多次强调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服务业重点发展的是新经济（信息产业）。

 

      刘鹤认为信息产业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点所在，针对新经济的环境特征，刘鹤对比美国发现，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在市场制度、风险投资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创新体制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差距，中国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角色上与美国相比也有较大的落差。因此，这些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完全效仿美国的道路发展新经济。

 

      中国发展新经济时，要注意关注几个点：

     （1）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人口规模将近达到两亿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消费者。

     （2）庞大的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和地理优势正逐步地与新技术相结合，外国投资者也向这个领域不断的流动，这使中国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或者整个世界经济的新的制造业生产基地。

     （3）人才资本技术储备相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雄厚，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储备正在与国际化的惯例对接，同时，海外的留学人员也开始回流。

     （4）经济体制转制的速度开始加快，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体制正逐步形成。

 

      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同国家的路径选择，或者说路径依赖，中国在接受和发展新经济的过程中（此处特指互联网经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极不相同的初始条件，决定中国的中国发展新经济的主要路径或者特征：一是建立标准方面中国很可能走出新的道路；二是在面向市场方面，中国新经济发展将不再主要是出口导向，而是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高度对接，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调是结构调整；三是在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相结合、相互渗透的方面，政府和民间将有广泛的合作与互动，政府的作用并不仅是计划经济的影响，而是长期的文化。（附录三：《把发展新经济与改革的目标统一起来----中国发展新经济的路径依赖和现实挑战》，2001年）

 

       实际上将其总结发现其认为推动信息化发展的动力在于：城市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国际化、产业结构加快调整。

 

       在2012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提到，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将继续，未来的改革也将加快,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过程当中，我们认为信息渗透、扩散和应用将对中国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国加快转型。刘鹤表示,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能技术的发展，海量数据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很多用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有可能通过技术垄断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信息化也提出了很多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讲话）

 

       七、现代服务业：分清政府和市场关系

 

       确实需要真正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努力开拓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局面。要创造环境自主发展，创新模式引领发展，激励人才优质发展。

 

       刘鹤在2012年3月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认为“要深刻认识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首先，现代服务业是指服务业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既包括生产型的服务业，也包括消费型的服务业。第二，社会结构，特别是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的变化引起的需要。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提高，是未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最主要的动力。第三是我们制造业分工深化所创造的巨大的需求。目前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已经很大，大而全的现象比较严重，产业集中度低，专业化分工水平没有到位。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制造业的集中分工深化成为不可避免的一个大趋势。

 

      刘鹤指出，在服务业当中又提出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区别。究竟怎么认识呢？我个人的理解是，服务业如果和现代技术相结合都可以称之为现代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可能就包括B2B，也包括B2C，既包括生产型的服务业，也包括消费型的服务业。总的来看，我们也认为服务业它的范畴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

 

       刘鹤也指出了当前要把握的现代服务业的关键问题：

       第一，要创造环境，自主发展。要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应该创造比较好的法制环境、竞争环境和市场环境，健全服务业发展要素保障条件，探索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金融、税收、价格制度和统计体系；与此同时，市场应根据需求变化，按照法制要求，遵循市场规律，积极理性的参与竞争。

 

       第二，创新模式引领发展。注重创造性的行为和盈利模式，理解和发展企业和群众的需要，有针对性的负责任的做好群体化、个性化、阶层化的服务，使得满足需求、提供服务和创造利润统一起来。

 

       第三，激励人才优质发展。刘鹤指出，要注重创造一种利益兼容的新机制，激发认得创造力，吸引优秀企业家；同时也要注重提高服务质量，增强诚信意识和精品意识，切实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八、教育与人力资本：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经济

 

       无论是推动信息化产业的发展，还是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这两个议题都离不开同一个要素：人力资本。

 

       刘鹤在2001年的深圳“全球脑库新经济研讨会”上提到了我国人力资本的局限性：在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通过人力资本实现创新，是新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的人力资本尽管相对丰富，有一个致命的弊端就是由于传统的教育体制，专业分割得非常厉害。工程师的知识集中在非常狭窄的科技领域，由于这种职业的偏好，使得他们更有兴趣做一些体现技术水平高的工程项目，而对主流经济存在的特点以及对主流经济进行体制改革的要求似乎不重视，也不理解，这就导致了技术与市场需要两层皮的现象。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非常需要产生一批具有亲和特征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对市场理解，对技术也理解，把两者的行为可以对接起来，而企业家必须产生于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目前我们的治理结构无论从理论、政策和实践来说，都处于初级的发展阶段。因此，人力资本的局限性和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是新经济发展的另外的一个重要制约。另一方面，中国正发生着巨大的结构性市场需求变化，只有企业家才能发现和捕捉真正的市场机会，通过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机制使技术成果产业化。

 

       从国外的经验看，2006年《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中，其提及：贫困人口有增无减，贫困现象被不断再生产出来是经济发展的挑战之一，解决方法之一是狠抓人力资本形成，切实提高公共教育的质量。而在《对欧盟区域发展政策的几点印象》中，看中欧盟“投资于人，认为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起决定作用，同期有23%的资金投资于教育、培训和发扬企业家精神”。

 

       因此，刘鹤指出，在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通过人力资本实现创新，是新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也要注重教育资源的平等，主意农村劳动资源的人力资本的积累。

 

       九、收入分配：非“杀富济贫”式

 

       对于收入分配问题，刘鹤认为，“在提高增长质量和扩大就业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而不采用极端的再分配方式‘杀富济贫’，是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分配问题上重要的政策导向。提高政府用于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既有利于增长，也有利于公平分配。”刘鹤进一步解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机会，也就没有收入分配的物质条件，因此谈不上发展；反过来说，如果缺乏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出现两极分化加速现象，将会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使社会大局失去稳定，因此不可能发展。怎样处理好这对关系，使中国避免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是《建议》需要格外审慎处理的问题。

 

       同时，拉美国家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美国、意大利等国的经验表明，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设计都必须有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来支撑，都不能仅为短期的选举政治目标服务。（《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采用杀富济贫再分配》）。

 

       在这，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强调就业。特别强调发展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来创造就业，创造各种制度环境改善就业条件；

       第二，强调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第三，强调教育。劳动者能不能增加收入，最终取决于是否具备市场适应能力。（2010，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财经》）

 

      在收入分配改善结果上他认为，在“十二五”时期实现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是可能的，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收缩的客观条件。海和内地的分配差距在于沿海地区率先纳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带来的红利，在全球化形势逆转后，生产要素已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可能逐步缩小两者收入差别。

 

       十、思想理论：熊彼特、Romer

 

       在公开的场合发表观点时，刘鹤很少提到经济学家，但有两位例外，那就是熊彼特和Romer，此外，刘鹤也曾咨询过诺贝尔奖得主斯宾塞（Spence），也提到过马克思。在谈及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时，刘鹤多次提到熊彼特；在谈及经济发展的动力时，曾经多次引用Romer的关于新经济增长理论。

 

       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市场相对低迷，去杠杆化的过程还在深化，消费者的支出行为更为审慎，资源环境的约束强化，传统的商业扩张模式已经难以具有生命力。刘鹤认为现在特别需要提倡创新商业模式，而创新商业模式的关键是在理解消费者潜在的需求，理解生产要素和供给条件变化，理解全球经济支撑新环境的基础之上，通过创新新的供给方式启动需求。刘鹤认为，从理论上来看，重视熊彼特理论和萨伊定律，对企业走出低迷的商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目前还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巨大的国内市场潜能还没有充分释放，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步伐还在继续加快，因此，只要真正重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新的商业模式就能获得巨大的发展动力。另外，也要重视商业界提出的“长尾”理论。过去人们比较重视20%的人的消费，当经济周期处于不同阶段的时候，将“长尾巴”80%的人的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对于做好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总之，要符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薄利多销，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在2012年中国经济年会上，刘鹤再次强调：在这个时刻，可能我们有必要再了解和学习一下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由重视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经济发展，由更多强调改进供给效率转向转变总需求结构、转变供给结构和转变要素投入。刘鹤注意区分过去强调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十七大后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刘鹤指出转变增长方式就是提高效率，这涉及罗默(Paul Romer)的新增长理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的知识含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是改进供给效率。而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三个内涵，第一要转变总需求结构，要从出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消费、出口、投资协调拉动增长。第二是转变供给结构，从依靠第二产业拉动增长，转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特别是服务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转变要素投入，从数量扩张转向依靠知识、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如果消费不扩大，民生不改善，社会建设不跟进，整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不能落实。同时，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来源：宏源宏观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