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次文津圆桌研讨会在人大重阳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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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英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刊于6月28日第一财经。

　　去年5月1日，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纳入试点范围。自此，所有营业税纳税人都改为缴纳增值税，标志着营改增试点税制转换阶段工作完成。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统计显示，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一年来减税7000亿元左右，减税效果明显，实现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减税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营改增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以及新动能加快成长，改革红利不断释放。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公开办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京联合举办了第35次文津圆桌研讨会，相关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营改增一年来的经验成效与后续政策建议进行了讨论。

　　林枫：营改增的外溢效应和长远效应越来越大

　　我主要谈一下营改增全面推开一周年的意义、经验、成效及后续改革方向。

　　在世界各国开征的不尽相同但数量众多的税种之中，增值税由于具有显著的中性特征，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被170个左右的国家广泛采用。2012年以来，在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高度作出了有序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重大部署，到2016年5月得以全面推开，基本完成了中国现代增值税制度的建设。

　　一、实施营改增试点的重要意义

　　(一)完善和优化了税制。从1994年开始，中国确立了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对货物和服务课征的间接税格局，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两个税种的课税范围各占半壁江山。二元税制结构在货物和服务领域间形成割裂，制度性重复征税因素，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制约了经济发展。在服务领域实施“营改增”，不仅为服务业发展营造了有利的税收条件，而且还能较大程度地使上下游产业从中受益。

　　(二)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十一五”期间，我国有两项预期性指标没有完成，一项是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的提高，另一项是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提高。这两项指标都与服务业发展密切相关。而服务业的发展与营改增有着一定的关联，营改增可以解决原来对服务业重复征税问题，同时可以促进主辅分离，深化细化社会分工，实行专业化运行，提高创新效率，拓展服务市场，对服务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三)助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近几年，我国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企业普遍感到负担很重，经营比较困难，尤其是一些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营改增通过消除重复征税，可有效减轻各行业的税收负担。对于制造业来讲，可进一步扩大增值税的抵扣范围；对于小微企业来讲，营改增后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税负下降幅度超过三分之一；对于初创企业来讲，由于增值税的抵扣机制，初创期投入较大，进项税额往往大于销项税额，不需要缴纳增值税，节约了宝贵的现金流，有利于开拓市场；对于服务出口来讲，营改增后可以实行退(免)税制度，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等等。这些都将大大减轻企业负担，是为企业“降成本”“增活力”，用短期财政收入“减法”换取持续发展势能“加法”，必将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推动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提供有力支持，为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有效的税制引导。

　　(四)带动整体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乃至各领域全面改革的重头戏，营改增则是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不仅可增强税制的统一性、合理性，促进税制结构的优化，而且可以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和整个改革蹚出新路、摸索经验并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制度的调整必然会带来管理的变革，营改增会对财政、税收、企业的治理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二、实施营改增的经验和体会

　　一是需要全局改革视野。回看增值税改革，无论是“转型”还是“扩围”(营改增)，都是“减税”的改革，都对当期的财政收入造成很大的压力。但不能就税收看税收，就一时收入看收入，需要放在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的全局视野认识和推进改革，以税制改革促动全面深化改革。

　　二是需要选准改革时机。增值税是“舶来品”，有国外的“主流模式”或“理想模式”，但这些模式不能简单套用，需要结合我国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和具体条件来逐渐“消化吸收”，需要在恰当的时机推出合适的改革方案，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三是需要选择合适路径。从整体改革历程看，增值税改革经历了生产型增值税、“半消费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的过程，体现出了渐进的特点；从每一次改革看，我们都秉承积极稳妥的原则，按照“试点先行，经验总结，全面推开”的改革路径去实施，确保了改革的成功。

　　四是需要凝聚改革共识。税制改革既直接涉及范围极广的“利益”调整，也间接倒逼各行各业加强管理和优化运营模式，没有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寸步难行。每次推进改革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做好宣传引导，争取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以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放大全社会共享的改革红利。

　　三、营改增取得的积极成效

　　营改增试点有多种积极效应，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一是直接效应，二是外溢效应，三是长远效应。总的看，直接效应愈来愈明显、外溢效应愈来愈增大、长远效应愈来愈清晰。

　　第一，直接效应愈来愈明显。

　　营改增后，增值税抵扣链条在三次产业间得以贯通，制度性重复征税因素得以消除，且纳税人提供货物和服务统一缴纳增值税，从税制建设的角度看，简化了税种、统一了税制、公平了税负，实现了我国增值税在覆盖范围和运行机制上与国际先进税制的接轨，为建立现代增值税制度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改革，中国将金融业也纳入了营改增范围，在缺少国际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大胆尝试对银行、保险、证券等各类金融业务全面征收增值税，这在国际上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开创了国际先例。在今年4月份OECD举办的第四届增值税全球论坛上，各国与会代表高度评价中国的增值税改革，充分肯定中国政府在深化税制改革及为各国提供参考中的努力和实践。

　　第二，外溢效应愈来愈增大。

　　一是优化产业结构。营改增对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营改增减轻了服务业税收负担，降低了服务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了服务业利润水平，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其次，服务业减税的同时，工业进项税抵扣增加，服务业减税对工业的外溢效应，也使得工业税负减轻、成本降低、利润增长，促进了工业发展。再次，营改增消除了企业服务外包和主辅分离的税收障碍，鼓励生产企业内部服务部门独立分离，促进企业服务外包和专业化生产。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

　　二是激发创业活力。营改增充分体现增值税公平、中性优势，减少了外部制度性扭曲因素，能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效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激发创业热情。

　　三是支持科技创新。营改增通过促进产业分工，催生了大量的从事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的企业，对鼓励投资和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技术进步、技术应用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条件。同时，营改增后，企业从事技术研发的中间投入和外购技术产品或服务所承担的税款，均能进行抵扣，大大降低了技术研发、技术应用的税收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四是增加就业岗位。从就业吸纳能力看，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所能增加的就业岗位要明显高于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营改增对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形成有力的制度性推动，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拉动就业增长。

　　五是规范市场秩序。营改增前，不少企业不开票、少开票，有的借口发票用完了，不给用户开票。营改增后，由于买方取得增值税发票可以抵扣，原来一些不开发票的客户也要开票了，卖方如不开票，买方就不和他做生意，倒逼企业遵章守法，进一步规范了市场经济秩序。

　　第三，长远效应愈来愈清晰。

　　一是推动财税体制改革。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从2016年5月1日起，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由中央与地方(原75%比25%)按税收缴纳地“五五分享”。另外，在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的牵引带动下，开征环境保护税等地方税体系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机制将进一步完善优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财税制度的重构驶入快车道。

　　二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税制的进步，是一国治理体系进步的重要体现。处在发展关键节点的中国，通过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助推“十三五”中国经济迈向更高层级。

　　四、后续改革方向

　　目前，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依然还在“试点”期间，主要原因：一是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刚满周岁，今年有4个月的翘尾期；二是试点政策与企业的运营、管理还在磨合，尚没有形成成熟稳定的制度体系，还有一定的提高、完善空间。三是从法律形式上讲，增值税还要立法，营业税暂行条例也没有废止，增值税改革还有不少内容，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现代增值税制度。

　　现代增值税制度有三个特征，简单概括就是：覆盖货物销售和服务业等所有行业、税率档次少、尽量少的税收优惠。这样的增值税制度可以充分体现税收中性原则，有利于减少对企业投资和生产决策的干扰，促进生产要素低障碍或无障碍流动，提高要素生产力，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增长。

　　高培勇：税收制度的设计要走向精细

　　我想讲六个层次，先从营改增开始。

　　第一，营改增。

　　就营改增而言，确确实实改革得很好，我先说一个，营改增一周年严格来说不确切，只能说全面推行营改增一周年，因为从2012年开始，从2012年算起到2016年，到今年2017年，从7月份税率由四档变三档，可以看到营改增运行比较平稳，每一步走得很顺利，这个大家看得很明白。就营改增本身而言，我们应该给它较高的评价，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营改增本身是属于两个之间的转换调整，应该属于流转税制改革，不能只看营改增，把它看到流转税制改革当中去。

　　它对于流转税收制度起到了完善作用。在整个税制大格局当中，如果单就流转税，这两个税种的合并就是税制本身的完善。这是第二层次，我们这么评价，比较符合实际。

　　第三，我们要从营改增、流转税制改革放到整个税改上。

　　就流转税制本身的完善而言，它确确实实进展得非常好，达到预期目的，但是特别要注意，这个目标不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确定的，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背景下来确定的，这是一个我们要看到的一件事。

　　营改增的目的在哪儿？目的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税制结构调整，达到优化税制的目的。这一点体现在哪儿？体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税制改革基本思路当中，我们写了叫逐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一手是通过营改增减税，另外一手通过增加直接税的比重，达到优化税制结构的目的，这是改革的目标。

　　如果再进一步还会看到，中国整个税率格局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它是税种之间的变化。征管格局没有变化，它不是由地税局管的一部分税转到国税局去，但是管税的方式，间接加结构的办法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说第三个问题的时候，要适时把税改的重点，实行战略转移转到直接税的建立当中去。

　　第四，整个财税体制改革来看。

　　把营改增放在整个财税体制改革里面去看，首先从国家宏观层面，我们现在走的一条路，就是一个借钱支撑营改增的改革的道路。今年有所改进，因为已经提出了要压缩政府的支出，但是压缩的规模不大，大量的营改增实行的减税效果，得要通过增加赤字，增发国债的办法加以解决。

　　我们在讲减税效果同时，一定要向纳税人讲清楚一件事情，政府是付出了巨额的代价来实施减税，不是说轻而易举达到这样的减税效果。要把这个税制改革放到整个财税体制改革大盘子当中，求得一个全方位的彻底解决，而不是头痛医痛、脚痛医脚的方式解决问题。

　　除此之外还要看到政府间的财税关系改革，表面上看营改增是推进，但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围绕营改增而对财政体制改革的调整还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因为目前还是五五开，还是一个过渡性方案。地方有地方税，地方税种没有落实，总在分成比例上做调整，而且它又不是长久的安排，这是要有问题的。

　　第五，我们跳出财税体制改革看全面深化改革，我觉得看得会更清楚一点。

　　这一轮财税深化改革和以往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改经济体制，而且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一起改，而这一起改就是一个国家治理方式改革，国家治理方式改革明确把目标指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或者叫现代国家制度。

　　现行税制和现代税制差在哪儿呢？从总书记到总理，一直强调就是一个公平正义问题。必须让税收制度的设计由粗犷走向精细，只有到精细的时候，才能谈论税收制度的公平正义问题。

　　第六，从全面深化改革再上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角度去看待问题。

　　包括我们税收制，到现在为止，我们从税收制的设计者，到税收征管的操作者，到税收的研究者，包括学术界，有多少人能够从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角度去对现行的税制进行深层次的思考，然后又针对性拿出最终解决方案，在这里面取得共识，这是很大的关键。

　　吕冰洋：调整税制结构以缓解财政压力

　　主要从三个角度：营改增的效果，营改增的泥潭、未来。

　　一、营改增的效果。

　　营改增来说，从2010年奥巴马减税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减税。因为增值税是全覆盖、广征收的税种，它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各个角度影响都可以分析到，我看到里面的研究论文，会有七八个方面的影响。

　　刚才几位老师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营改增了。包括一是消除重复征税，降低企业负担，这是降成本的效果。二是促进产业化分工。三是促进征管能力提高，减少偷逃税款。这三个效果我们完全赞同。还有一个效果，也是不要忽视的，这需要更深入研究的，就是促进资源配置效果提高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不能让市场这块地变得坑坑洼洼，营业税、增值税并行征收，以及增值税实行多档税率，以及增值税实行优惠政策，就会导致人为的由于税收制度造成市场竞争赛地变得不平整，由此妨碍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供给侧结构改革当中，促进经济增长要么是要素投入，要么是技术进步，要么是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这方面我的同事已经有很好的研究，他用工业普查数据库，就是增值税如果税率差距消除一个百分点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数个百分点，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个营改增营业税和增值税两个制度是统一了，另外现在增值税实行间接税率，这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它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投资，影响到分工，影响到增长，这个效果需要很好进行研究。

　　二、现在我说的泥潭是什么呢？

　　因为增值税是在生产环节过程中的税，我们是看得见的，因为到纳税人手里，到消费者手里，已经通过道道课征了，就存在三个问题：

　　增值税到底谁负担的？它就是根据供给需求弹性来决定一个税被转嫁的程度，而由于增值税在不同的商品当中，每个商品面对的供需弹性不一样，我们很难知道这个税到底谁负担的，到底这个税应该落在哪个行业、哪个企业，这个涉及到税制结构。

　　增值税的实际税率到底多少？我们传统经济学理论说，间接税都可以转嫁出去，实际上在企业层面，想完全转嫁出去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税在生产环节。我的分析是这样的，商品税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生产环节征收，二是消费环节征收。越是靠近生产环节，税越容易转嫁出去，但是转嫁多少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法定税率是17%，但是因为增值税的抵扣制度，由于增值税存在多档税率的问题，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增值税的实际有效税率是多少。

　　减税的效果？从当期来说，减税影响它的投资，那是一个静态的分析，但是增值税对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容易产生重复收税的影响，增值税对企业降低成本和投资都会产生影响，多种因素导致的长期效益、短期效益，这需要深入计量分析才能发现。

　　三、增值税的未来。

　　分成三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简明税率。

　　税率我们定为三档，17%、11%、6%，这个税率是在既有的税制框架下进行的调整，它到底是不是最合理的选择不知道，我们说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我们发挥税收的中性原则，对市场的干预最小，这样我们要算一算，这种税率的三档税率，是不是让企业面对的实际税率差异最小化。

　　我们说增值税有效税率差异缩小，会导致这个配置效率提高了，而实际税率这种格局是不是使得企业的实际税率差距缩小，这是需要研究的。在最后的税率做到两档，变到哪儿？11变为6，还是6变为11，这还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第二，中央和地方的财税体制的改革。

　　营改增是撬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调整，这个调整现在是陷入到困境当中。五比五分成在税收原理上不太适合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为它是按照生产地原则征税，要进行分成，会鼓励地方利用发展重化工业项目，以及激发地方激烈的税收竞争。

　　增值税调整比例是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而这种措施有可能是由于预期不稳定性，对地方积极性影响很大。你要稳定地方预期，还要在地方税建设上下工夫。现在问题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税。

　　我这里有一条，就像是欧盟在讨论的，增值税可以改成三种形式的增值税，然后执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你可以想象，整个欧盟是一个国家，德国、法国征收的实际税率是不一样的，它也面临地方竞争的问题，把欧盟看作一个国家，每个国家看作是一个地区，它面临的问题，有时候跟中国类似。有时候它提出解决办法，它叫整合性增值税，补偿性的增值税，双重增值税。

　　总的办法就是，增值税由生产地原则改成消费地原则进行分配。增值税按照每个地方的消费额分配增值税。

　　另外按照消费对象分配，比如北京的增值税，销售到北京之外，可以作为北京分配增值税的依据。双重性增值税，比如在末端环节，单独开一个税种，扩充地方税。这些方案不一定都合理，但是最起码打开我们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困境的思路。

　　第三，未来怎么样缓解财政压力？营改增实际上会导致财政压力急剧加大，这种靠增加赤字来支持改革的措施，实际上是很难持续下去的，我们必须在调整税制结构上做文章。

　　白彦锋：特朗普减税是虚晃一枪

　　结合营改增和美国税改，简单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特朗普减税与美国经济下行。

　　根据美国经济增长规律可以发现，它的季度增长是有规律性的。一般来讲一季度开门比较低，二三季度会有所复苏。但是大家注意，今年是特朗普任期的第一个年度，首季度经济增长率大幅走低，不利于对其执政，同时他所承担的经济和政策上的压力不言而喻。

　　这次改革向实体经济喊话的意义更大一些，无异于是一张空头支票，或者安抚的作用更多。美国经济的税改更像是虚晃一枪，如果短期周期性的经济形势有所改善，那么它就是虚招，否则美国的税改有可能虚招变实招，用习主席的讲话应该是虚招实做。

　　第二，美国减税的底气部分来自于其全球霸权。

　　特朗普减税是和它综合经济的实力相关联的，这一点体现在两点。

　　1、美国和全球经济竞争过程当中，有美元的霸权，通过美元霸权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同时在全球各地分布大量的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通过转让定价、国际避税的手段，将大量的利润汇回到美国本土。

　　2、根据OECD的统计，全球每年4%到10%的企业所得税，因为跨境逃税而流失，每年损失的规模在1000亿到2400亿美元之间，针对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避税行为，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多次强调，就是税基清实和利润转移的法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宏观税负水平的确定，是由其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确定的。

　　第三，缩表使减税更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缩表这个词最近谈得比较多，2016年底，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之后开启了缩表进程，所谓的缩表就是压缩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执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减肥、缩表，标志着美国实施多年货币宽松政策在转向。

　　美国特朗普总统此次推出的减税计划，可以看作是财政领域与以后政策相对应的减税措施。如果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可以看成是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话，特朗普的减税就是政府收支的一种缩表的尝试。当然财政税收问题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密切结合的问题，这种财政的缩表未必能够轻易成功。

　　第四，回归到我们国家的税制改革，应该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优化所得税，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单来说，在流转税领域，适当地削减流转税，逐步向直接税进行转移。

　　2014年，中共中央发布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工作方案》，基本目标就是到2020年建成现代财税制度。全面营改增一方面简化了税制，另外一方面倒逼地方税制体制向自然人税制征管这个硬骨头行进。我们国家的税制，一方面来讲双主体，直接税、间接税，传统来讲，间接税是一头沉的，这样全面营改增是一个大变局，势必会重塑地方财税体制的催化剂，补齐我们自然人课税的短板，使我们现在财政制度雏形呼之欲出，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全面营改增的试点全面推开，可以看作是我们国家现在税制，乃至全面财政制度的助产士。

　　许善达：降低社保缴费比例减轻企业负担

　　我估计像运输行业，1994年刚改革，甚至咱们每个行业都有买发票的事，那时候刚刚搞增值税，后来慢慢清理、政策、稽查等，现在营业税一下子这么多户，又从原来抵扣没有关系的，一下子进了抵扣这个制度了，所以这里面那么多户，那么多的采购员、销售员，肯定得有一部分给你打这个主意，这个概率也得百分之几。所以他们的意见是，现在政策落实是一回事，要求加大打击力度。

　　有关应对美国减税的问题及下一步税改建议，我认为一是要降低社保缴费比例，将国有资本划给社保，降低企业负担，二是要改革消费税，将消费税从生产企业环节转到销售环节，并根本上减轻企业的负担，实现降成本。

　　刘英：营改增对服务业发展功不可没

　　全面推开营改增之后，是因为其打通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链，让企业减税的同时，从企业内部激励企业增加对研发的投入，激励企业将研发外包出去，将服务环节另辟蹊径，无形当中鼓励了研发和创新，鼓励了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

　　营改增对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功不可没。我们讲了很多年的调结构，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营改增这几年实现了我国服务业突飞猛进的发展，超过第二产业并一举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营改增给予企业内部驱动力，对市场主体企业促进研发和服务业发展是由内而外地激励，实现了“要我交税”，变为“我要交税”的根本转变。

　　有统计数据佐证，营改增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有利于促进企业扩大投资，推进创新和创业。进而有助于稳增长、调结构，促进服务业发展。三产投资占比由2012年的52.6%提高到2015年的56.6%，三产增加值占比由2012年的45.5%提高到2015年的50.5%，服务业首次过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营改增下一步，在减税的基础上进一步降费，由于个税只占总税收不足8%，所以不必要在个税起征点上做舆论，真正需要为企业减负，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就需要一是降低社保缴费率，将国有资本划拨补充社保，真正让企业轻装上阵，减税是为了涵养税基，更好地促进整体福利的提高。二是改革消费税，将消费税从生产环节改为销售环节，这样进一步推动企业增长的同时，提高了地方的积极性，更好促进经济增长。

　　赵志新：营改增过程中一些细节问题有待解决

　　我从企业角度谈对营改增的感受。营改增减少了政府收入，营改增把在征税过程当中，一些应收、未收的收上来了，这个应收、未收倒不是企业主动去交，是倒逼的。从企业层面上来说，对于这个企业有一个抵扣和减税，但是对整个税收来讲，可能不一定减掉幅度那么大。

　　另外，在营改增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细节性的问题，比如原来在营业税状态下，国地税分家的时候，我们还好办。假如在这种状态下，每个纳税人就一个人，跨地区的就出现问题了，在一个地方注册做税务登记，另外一个地方不用做税务登记，在这个地方做了税务登记，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地方政府就不愿意了，所以在操作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细节问题。

　　还有国地税的分家，现在地税没有收入，地税对我们企业来讲，现在看到我们，想方设法找出一些问题来。管理上，国税这方面放松，像我们企业，打交道比较多，三级税务机关，从总局、省局、地方局，越往上最好沟通，总局是最理解我们的，但是到地方，特别是到县市以后基本上无法沟通，无法沟通的原因就是分配的问题，就是这个税到底向谁交，交给国家还是地方。对我来讲是一样，我总要交这个税，但是交给谁对企业自身来讲有很大的意义，我交给地方，地方对我支持，比如土地等各方面的支持，但是我交给国家就拿不到。

　　有的行业，刚才大家讲交通运输行业，肯定有税降低了，但是特殊行业，管道输送，比如货运、汽车，柴油原来不能抵扣，现在能抵扣了，我管道输送，我没有抵扣。我们可以申请简易征收，但是后面也面临这个问题。

　　在营改增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想支持研发性企业、智能企业，但是增值税的问题，更加凸显在供给侧企业。如果税制变成两档更麻烦了，原来我的成本只有人工成本，假如我在便宜的地方，房租很少的话，我在营业方面可以3%或者百分之几的一次性征收就完了，可是这个假如达到17%，这是一次性，这个我没有抵扣。但是反过来对虚拟性企业，或者研发投入大的企业，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总局有所考虑。

　　郭庆旺：营改增的效力和效率需要系统研究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可能增值税的转型更具有它的实践和现实意义，对中国整个经济，包括社会的影响更加突出。因为它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影响着千家万户。

　　回顾近期一年多来，对营改增的评估，无非这么八个字，就是效果、效益、效力、效率。

　　效果比较明显，比如至少在税收制度上，统一税法，消除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显现出来了明显的效果，只不过有结构性的、有规模大小而已。

　　全面推进营改增之后财政效应到底多大，主要焦点在于它能不能或者真的减没减这个税负，但是如果对中国税负改革的旗帜点，倒逼很多事要改的话，政府这头也不能不顾，也即是它的财政效应到底多大。

　　还有我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构性效应的评估，到底对我们一二三产业产生多大影响，对我们高新技术产品到底多大影响，还有增长效应，还有我们创新创业效应。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一个税种的税制优化就实现这么多良好的影响，或者说很明显的影响，也不太可能，也别太指望。但是得有一个评估的基本点。

　　就效力而言，比如全面推进营改增之后，首先对中国税制结构，或者税制模式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间接税或者流转税为主，或者直接税为主，现在并重的局面已经实现了，但是接下来，通过增值税的完善之后，直接税到底比重怎么提高？直接税当中，无非就是流量跟存量的问题，流量就是个人所得税及社会保障税，叫个人统筹加个人账户，存量的问题就是遗产税、赠与税，现在特朗普要取消了。无非就是流量和存量在个人家庭领域里被征不征更高的税。自然人的反映跟现在企业所谓税负很重的反映，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到底哪一个纳税人更好说服更好应对，这也是要研究的问题。

　　就效率而言，新的增值税建立完善之后，它的运行效率如何，如何看待、如何评价，包括我们管理的效率、执行的效率，纳税人遵从的效率，无非就是成本收益的分成问题，需要再系统的研究。

　　关于特朗普的减税，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只能减联邦的，中国减就是全国的；二是美国的企业所得税，这几年也在变，也是实行的是累进税率，也就是最高税率是35%，它可能是15%到35%，好几档，中国就是25%，当然还有全额和优惠的税率。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减税方案和意见，用到中国的时候，还要体现中国的国情，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再研究。（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