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11月29日深圳特区报。

　　今年前9个月，北京、上海、江苏等9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10.7%。一些企业提出：调高工资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是不是与降成本的大方向背道而驰？也有专家担心，工资增长过快，可能促使企业通过机器换人来降成本，最终不利于劳动者。

　　发展经济说到底是为了增加百姓福祉，工资该涨还得涨；企业经营难题摆在那里，成本压力也要化解。降成本、涨工资如何两不误？本期“思与辨”进行讨论。

　　主持人：尹传刚（深圳特区报评论员）

　　嘉宾：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敬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降成本实际上是一项综合性工程，需要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收入政策的相互衔接和配合才行

　　主持人：降成本能否只盯着工资？

　　李长安：成本高企是当前我国很多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接近86元，而同期企业利润率仅为5.57%。对于企业来说，总成本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包括了劳动力成本、财务成本、管理成本、原材料成本等多种成本。这也就是说，造成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也是有多种多样，比如借贷成本太高，管理不善，原材料涨价等。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作为构成企业总成本的劳动力成本，其实在大多数企业中，比如说制造业企业中，在总成本中的占比其实并不高，大多数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只占到总成本的大约10%左右。因此，降成本实际上是一项综合性工程，需要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收入政策的相互衔接和配合才行。

　　和静钧：降成本，就得先把握企业成本规律。企业的成本结构一般受所从事产业特点来决定，如制造业的生产性成本在总成本的占比偏大，而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成本占比偏大。法律性成本的提高，也影响企业成本结构，如企业“五险一金”和其他法律规定的强制保险。企业的非生产经营人员的配置，如国有企业中一些部门机构臃肿或人浮于事，是企业低效益的主要原因。把降成本简单理解为稳工资或降工资的观点是错误的。

　　张敬伟：如果把降成本理解为降低职工工资，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虽然降低工资水平、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也符合应对市场寒流和经济不景气的逻辑。但是这种逻辑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我国供给侧改革结构性的目标，除了通过废、改、立来解决不合理的各种要素，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改善民生。

　　民生改善最重要的是提升收入水平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让民众对家庭收入有合理预期，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及幸福感。降成本也不仅仅只是“减法”——该降的成本要降下来，如社保费率、各种不合理的税费以及融资、物流成本；该升的还必须升上去，如职工工资、福利等。

　　直降劳动力成本，无法解决企业成本过高的结构性问题。降低企业成本，还是要靠一揽子改革来实现

　　主持人：一段时间以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明显，你们怎么评价？

　　张敬伟：劳动力成本上升，有着复杂原因。现代化过程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现代化是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两者都决定着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为集约型和高新技术型产业所替代，劳动力成本自然在提升。此外，人口红利的减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低廉，也推升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

　　我国社保费率过高，不仅比发展中国家高，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还要高。这部分成本的确要降下来，但也不是要降低职工的社保质量。

　　劳动力成本提高，是客观事实，但是直降劳动力成本，无法解决企业成本过高的结构性问题。降低企业成本，还是要靠一揽子改革来实现。

　　李长安：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迅速下降，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这是导致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劳动法的推行和不断加强，劳动力工资的上涨有了制度基础，包括最低工资的上涨，社会保障福利水平的提高，休息时间的保障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资上涨的动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当劳动力成本相较于企业利润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而言提高过快时，就会对企业造成较大的压力，而我国恰恰处于这个转折时期，所以我们既要承认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客观现实，又有必要积极采取措施化解其中的矛盾。

　　和静钧：用工成本或劳动力成本上升，背后的原因复杂多样。劳动力价格受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当前劳动力供应走弱，劳动力价格抬升，是符合价格规律的正常运动。劳动不是出卖劳动力的简单交易行为，而是实现社会价值的连带行动，其内在的尊严性，要求工资性收入必须高于最低工资、跑赢CPI，与GDP增长同步。

　　成本结构优化和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降成本、涨工资的必由之路

　　主持人：降成本、涨工资如何两不误？

　　和静钧：成本结构优化和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降成本、涨工资的必由之路。成本结构中，应减少非生产经营性人工成本，应有与产业政策相符的减税优税安排。其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技术更新换代，整合生产和市场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固然会导致机器的进一步排挤工人，但机器人产业的兴起也会培育新的就业岗位。

　　张敬伟：降成本和涨工资并非不可调和。通过合理的方式降成本，并不妨碍涨工资。降成本要靠系统改革来实现。首先是财税体制提高，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在符合市场规则的财税制度下轻装前进，提高市场竞争力；其次是金融体制改革，解决实体经济资金不足和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其三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制度性成本，使不同所有制企业主体享有同等的市场待遇。

　　李长安：降成本是一项系统性的综合工程，给企业降成本包括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通过加强内部管理降低管理成本，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降低企业消耗等多种途径。工资的提高要做到两个同步，即与企业效益的增强同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这其实也为劳动力工资的上涨限定了最低条件。事实上，只有鼓励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此外，必须加快健全包括劳动合同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工资协商制度等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体系，使其与劳动力供求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做到成本降下来，工资涨上去。（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