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生态中国》

      11月25日，夜幕下的北京城被灰蒙蒙的雾霾笼罩着，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尽管“A P E C蓝”给人们带来的兴奋还没散去，但接踵而来的雾霾天，还是把这座城市拉回到了现实。

      这似乎又是不寻常的一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一隅，一群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士，正热烈地探讨着一个有关生态与金融的话题。

      生态或者金融，都不算是什么新鲜的事物，但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却神奇般地衍生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生态金融。当晚，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德国前总统霍斯特·克勒、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以及数百名中外嘉宾的共同见证下，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正式宣告成立。

      作为中国首家生态金融智库，人大生态金融中心的成立被认为意义不凡。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坦言，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生态金融”命名的智库，而生态金融这个词本身就是开创性的。

      “生态文明建设被列入十八大报告中要建设的‘五大文明’之一。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人才、技术，更需要资金，而生态金融中心的成立，就是要探讨如何发挥金融的杠杆作用。” 王文介绍说。

 

      金融新势力崛起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互联网金融时，姗姗来迟的生态金融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当代金融史的角度看，生态金融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环境金融”这一概念的提出，而环境金融的相关概念最早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国外一些学者开拓性地把环境因素引入到金融学中，开始关注金融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由此提出环境金融的概念。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是最早接触这一概念的中国学者之一。1996年，在欧盟等相关国际机构的支持下，时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启动了一个名为“如何把环境保护纳入到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当中”的课题，张建平正是这个项目建议书的起草人。“当时我们在设计这个项目时，金融政策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张建平回忆道。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的专家学者开始着手启动对环境金融的研究工作，不过，相对于国外学者对环境金融的认知，国内学术界更习惯于用“生态金融”来描述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梳理相关论述无外乎以下一些观点，比如政府与市场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失灵导致生态金融产生的必然性，比如生态金融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环保产业发展需要资金支持等等。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以智库方式出现的生态金融研究中心更多了份现实意义。

      一方面，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征途上，发挥着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金融体系必须主动求变，以不断适应人们对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期待，让各种资源流入那些对环境友好的产业、企业甚至是技术工艺，倒逼资金有序退出那些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领域，最终形成一个对环境友好、有益于生态保护的绿色金融体系。

      另一方面，与国家这种迫切的需要相比，生态金融理论的发展却严重滞后，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环境学家与金融学家长期以来囿于各自的学科分割，在各自为战中也相安无事，根本形成不了推动生态金融发展的合力。值得一提的是，环境学科与金融学科正好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强项，多年的积淀让中国人民大学在这两个学科领域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力量。在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孕育而生，并由新型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运营管理，被认为是水到渠成的完美组合。

      “18年过去了，虽然只到今天我们才开始谈论生态金融，仍然是个非常好的事儿。现在我们有中国梦，也有亚太梦，生态金融的梦想希望从今天开始。”张建平说。

      正如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何巧女所言，孕育十数载的生态金融一朝“破壳”，既有来自外力的“敲击”，也源自内生的力量，就像初生的幼苗，它的成长需要呵护，更需要经过风雨的历练才更加枝繁叶茂。

      2万亿绿色投资哪里来

      “当前，人类已经开始毫无节制、不可持续的利用环境。贫穷和环境保护不再是纯粹的道德问题，而是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在2014年生态金融讨论会上，德国前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霍斯特·克勒的警告令人印象深刻。

      据初步统计，中国经济如果要实现绿色转型，今后5年必须每年在绿色产业上投入GDP的3%，折算成年均投入为2万亿元以上。事实上，过去几年政府对于环保节能领域的投资补贴年均不过2000多亿元，约占全部绿色投资的10%—15%，剩余85%—90%的投资需要由社会资本来完成。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专家表示，要想实质性地改变我国的环境质量，不仅要依靠更强有力的末端治理措施，还必须采用一系列财税、金融等手段改变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让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变得更为清洁和绿色。

      “在资源配置中，资金（即金融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将发挥其关键的作用。只要资金从污染性行业逐步退出，更多地投向绿色、环保的行业，其他资源（包括土地、劳力）也将随之优化配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说。

      不过，在当前价格体系无法充分反映污染项目负外部性和绿色项目正外部性的情况下，如何抑制对污染型行业的过度投资，吸引足够的社会资金配置到绿色产业，如何用有限的政府资金撬动几倍、十几倍的社会资金发展绿色经济，将是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一大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联合国环境署金融行动机构学术顾问蓝虹是国内最早从事绿色金融研究的学者之一，从20 02年起，她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绿色金融团队与环保部开展合作，进行绿色金融方面的研究。

      “当时国家根本没有专门的环保资金，甚至财政预算里也并没有环保科目。经过4年多的努力，国家终于在2006年成立了环境财政的预算，人民大学绿色金融团队承担了一些环境财政研究和财政部关于环境税的相关研究，涉及环境财政、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政权等领域。”让蓝虹感到欣慰的是，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对生态金融的认识都在逐步加深。

      在陈雨露看来，必须从逻辑上理清生态与金融的价值联系，否则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无法深入下去，只能停留在器的工具层面，而非道的价值层面。

      “就本质而言，生态保护的行为主体追求公益，而金融的行为主体则是趋于逐利的。要让这两类原本相悖的价值理念融合在一起，生态金融的研究与推进才有更大的希望。”陈雨露认为，只有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框架下，出台囊括生态文明的金融改革方案，金融才能服务于公众利益。所以，我们必须设计合理的市场机制，协调好金融与生态文明产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从而促使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变升级。

      这个观点得到了何巧女的认同。作为环保生态企业东方园林股份公司的董事长，何巧女最大的担忧不是水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资金成为污染治理的最大瓶颈。

      何巧女举例道，专家曾做过估算，全中国的水污染治理需要10万亿元，土壤污染治理也需要10万亿，两者相加需要20万亿人民币，地方政府显然拿不出这么多钱，怎么办？从顶层设计上来设计生态资金的来源，是目前迫在眉睫的任务。

      “换句话说，如果生态金融不发展起来，我们向污染宣战会变成一句空话，美丽中国也会沦为泡影！”何巧女说。

      政府该“去哪儿”

      不能“缺位”，更不能“越位”，在生态金融成长之路上，政府该做些什么？

      “金融家绝对不是慈善家，如果没有人付费，如果环保的投资利润非常低，还能用上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去运作？”在蓝虹看来，绿色基金中最重要的基金就是政府性基金。只有在稳定的国家财政支持下，所有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才能运作起来。

      “兴业银行，中国首家赤道银行”，这是兴业银行的广告语，但公众普遍对“赤道银行”的认知存在缺失——这个由一些国际主流金融机构提出的，将融资项目的经济效益与其产生的环境、社会问题综合起来加以考察的准则，最初被称为“格林威治原则”。后来，国际非政府组织提出，该原则不应仅适用于发达国家，应该是全球的原则。考虑到发达国家大部分在北半球，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在南半球，干脆把这个南、北球都要遵守的原则放在了中间，形成了今天的赤道原则。

      事实上，对于是否加入赤道银行，兴业银行也曾困惑过，毕竟采纳赤道原则后，同样一个贷款项目，需要多一道程序，增加成本不说，还面临同业竞争的压力。不过，兴业银行还是坚持了下来，成为国内绿色信贷领域的排头兵。

      尽管银行的绿色度正在不断提高，但总体水平仍然偏低。据统计，目前全国只有12%左右的银行机构在执行绿色信贷政策，更为糟糕的是，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近期的一项评估发现，虽然大多数银行都制定了绿色信贷战略，但是在绿色信贷管理和金融服务方面，能力普遍偏弱，除兴业银行、工商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整体表现良好外，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普遍表现不佳。

      这暴露出的，正是我国生态金融在顶层设计上的不完善。张建平指出，生态金融涉及不同层级的政府和金融机构、投融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各类主体，这些主体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考量，由于政府尚未通过政策和体制安排，将市场价格体系下绿色项目的正外部性和污染投资的负外部性显性化，生态金融发展因而难以获得足够的激励机制。

      虽然我国已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为生态金融发展赋予了广阔的空间与机遇，但现有的生态金融政策体系尚难以将绿色项目的巨大外部性内生化，无法为市场主体的投融资提供足够的回报，使得实践中出现了诸多新难题。此外，目前生态金融相关法律体系立法层次低、责任归属不明确、操作性不强等明显缺陷，都将是生态金融未来发展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破解上述难题，需要一个强有力、有作为的政府，需要其在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激励机制、完善监管制度等方面持续发力。在潘功胜看来，政府在加大财政资金直接投入的同时，要综合运用税收优惠、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手段，引导更多资本进入环境保护领域。

      “仅有此还远不够，要继续深化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提高金融支持生态建设的可持续性。要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经济主体的环境保护法律责任，拓宽生态金融的市场空间。”潘功胜说。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们耳熟能详的这句古诗，被陈雨露赋予了新的涵义。在他看来，“这活水是市场的资金，顺着生态金融体系的渠，流向生态文明企业的价值洼地；这活水也是具有创新思维的睿思，通过思想交流平台，流向虚怀若谷的决策者心中。”这或许是关于政府与生态金融之间最富诗意的表述了。

      值得期待的创新实践

      近日，首个A P E C绿色供应链示范中心获批落户天津于家堡金融区，这项成果将为中国融入和引领亚太地区绿色发展新规则制定提供国际舞台。据悉，继天津于家堡金融区2010年被确定为A PEC首个低碳示范城镇后，天津市在A PEC框架下的又一重大成果。

      据悉，绿色供应链试点启动于2013年初，是天津市政府在环保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东盟环保合作中心和美国环保协会等机构支持下进行的。此次引入专业机构，在借鉴于家堡低碳示范城镇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设立天津低碳发展与绿色供应链管理服务中心，旨在探索并推动绿色采购模式与机制的形成。

      类似这样的创新实践，近年来并不鲜见。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制度安排，金融在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金融业已经介入了生态环保的诸多领域，两者融合的广度与深度得到了不断拓展。从迅猛发展的排污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金融市场，到大量涌现的绿色债券、绿色证券、环境基金等创新型金融产品，无不印证了生态金融的美好前景。

      有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天发生1. 9起突发的环境事件，这意味着当前零散的、碎片化的金融创新并不“解渴”，中国亟需构建一个绿色金融生态体系，以应对不断加大的环境压力。

      “这个体系是指通过贷款、私募投资、发行债券和股票、保险等金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导到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绿色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马骏表示，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和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金融项目共同发起的绿色金融工作小组，对该课题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提出了14条关于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初步建议，涵盖了推动绿色投资的机构建设、政策支持、金融基础设施、法律基础设施四个大的方面。

      在操作层面，坊间有关成立国家生态银行、设立生态产业发展基金、推出生态资源交易所之类的呼声颇高。值得关注的是，12月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从项目适用范围、部门联审机制、合作伙伴选择、规范价格管理、开展绩效评价、做好示范推进等方面，对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提出具体要求。

      针对此前P P P模式适用范围的质疑，《指导意见》明确提出，P P P模式适用于政府负有提供责任又适宜市场化运作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类项目。燃气、供电、供水、供热、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市政设施，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等交通设施，医疗、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项目，以及水利、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等项目均可推行P P P模式。各地的新建市政工程以及新型城镇化试点项目，应优先考虑采用P P P模式建设。

      尽管《指导意见》的出台，多少让何巧女感到有些突然，但这对于她所从事的生态环保事业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不过，对于何巧女们这样的生态企业家来说，他们希望看到的是，政府扶持下的生态金融能步子更大一点，速度更快一点，毕竟生态治理留给我们的时间已十分有限了。（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