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摧枯拉朽的改变一样，科技将怎样改变大学？MOOC会导致教师失业吗？当地时间5月2日至3日，2014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年会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与会嘉宾就以上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理事柯伟林讲“中国能否在21世纪成为世界的领袖”

 

　　柯伟林：基础设施和创业精神

 

　　此次年会的主题是“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教育与领导力”，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理事柯伟林（William C. Kirby）的演讲题目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成为世界的领袖”。

 

　　柯伟林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关门弟子，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史，尤其关注商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状况。

 

　　“成为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不是什么难事，你只要写一本《中国的世纪》或《觉醒的中国龙》之类的书——这样的书在100年前早就有人写过了。不过我可不建议你们去读这样的书，要读就读我的《中国能领导世界吗？》（《Can China Lead?》）”柯伟林先用他的新书来暖了个场。

 

　　在讨论“中国能否在21世纪成为世界的领袖”这个话题之前，柯伟林先回顾了历史。他提到了孙中山，在孙中山那本著名的《建国方略》中，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实业计划”——他要修建由106条线路组成的七大铁路系统，总长77850英里（约48300公里），北至朝鲜界的安东（今丹东），南至越南界的钦州，甚至还要通到台湾，“不知道我的校友马英九知不知道这个事儿。”柯伟林打趣道。

 

　　“实业计划”在当时看来像是一个过于远大甚至有点超脱现实的中国梦，“但今天的中国部分实现了这个计划，”柯伟林说，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三个因素是基础设施、创业精神以及教育。“在中国的大城市和东南沿海一带，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已经堪称世界领先了，虽然我的手机在西藏这样边远的地方不太好使，老是没有信号。”

 

　　除了政治领袖，柯伟林认为，企业家是国家得以蓬勃发展的中坚力量，他特别提到了修自行车起家、最终走向美国市场的企业家鲁冠球和1921年创办了正大集团、创办了中国企业家论坛的陈东升，以及如今最活跃的企业家之一的马云等人。

 

　　“尽管这些人看起来很重要，但真正让这个国家成为这个国家的，还是许许多多接受过学校教育的普通人。是你们造就了你们的国家，而教育造就了你们。”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持续走高。1990年，全国有200万大学生，到2000年，这个数字变成600万，而到2007年，由于扩招等原因，中国的大学生多达2300万，如今，这个数字是3150万左右。柯伟林提到，民办学院在这个增长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以西安外事学院为例，这所民办学校与产业的结合很紧密，而且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现在的中国常常能看到‘斯坦福’、‘芝加哥大学’等名校的身影。”接下来，他举了宁波诺丁汉大学、昆山杜克大学、清华大学苏世民项目（由清华大学和美国黑石集团主席合作设立，旨在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在全球范围选聘优秀师资，为世界各国优秀大学生提供专项教育培训）等例子。

 

　　“中国的领导人希望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如何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柯伟林认为，国际合作办学正是答案之一种，“百年前清华大学的设立是将最优秀的中国人送到国外学习先进文化技术，百年后，来自全球的优秀青年来到这里学习如何成为世界领袖。”

 

　　陆克文：以己度人，换位思考

 

　　目前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也做了主题演讲，他主要围绕教育与全球化展开。

 

　　陆克文从清政府的富强梦说到最近流行的“中国梦”。在一段关于“中国梦”的宣传片中，一个女孩举着一块牌子，上写“我的梦，中国梦”。“你个人的梦想是什么？它刚好与国家的梦想一致吗？”陆克文问现场的观众。老百姓的梦想有千千万万种，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能够为国民实现梦想的最有效的政策，就是教育。“国家的兴亡取决于国民的知识和技能，而国民的知识和技能又取决于教育，无论是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教育不仅是实现社会平等的一个工具，同时也是发展社会各方面功能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教育机会不平等，那么这个国家里大量的宝贵资源——人才，就会受到极大的浪费。”

 

　　而说到“国际视野下的教育”，就不得不说到全球化这个话题。“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复杂。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明白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了解对方已不再只是国家外交部的责任, 每个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都需要去行动。”因此，陆克文指出，首先，要明白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复杂性，那么你可以移民到某个国家去，那里喜欢整齐划一。

 

　　其次就是以己度人，换位思考。不会改变思维方式会有怎样的后果呢？他提到了19世纪最早去西方留学的一批中国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引进西方的武器、技术，甚至按照西方的方式打造军队，可是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是中国式的，因此他们失败了。”“Is my 思维 relatively different from your 思维？”普通话流利的陆克文现场时不时中英“混搭”一下。

 

　　颇有语言天赋的陆克文当然主张通过学习语言来理解不同的文化。“我认识一些哈佛的年轻人，他们希望不用学习汉语，就可以了解中国，我对他们说，这是你的‘美国梦’。”

 

　　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教育

 

　　在5月3日的论坛上，《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也是颇受瞩目的嘉宾。他在演讲中谈到邓小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邓小平与毛泽东有很大不同，他在外国待过，在法国待了五年，在苏联待了一年，所以他对西方国家的了解比毛泽东多很多。”傅高义认为，留学经历对邓小平来说非常重要，这也导致他与毛泽东在对待知识分子、尤其是有过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傅高义说，虽然邓小平本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对此还是十分关心的。

 

　　1977年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举措。傅高义谈到，在1977年的一次教育讨论会上，邓小平就提出“让人们重新回到教室，包括已经参与工作的工人和战士们。”傅高义曾在1973年来北京大学参观，“当时的科研工作者基本只有同期美国职业高中生的水平。”

 

　　“当时邓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恢复科学技术教育，而且必须要有入学考试。他所想的考试与1966年以前的不同，只参考考试成绩而不用推荐制。整个中国，不论背景、地域、民族都按照这个标准而不按照政治成分。当时非常困难，但是邓坚持做了下去。”

 

　　1977年邓分别会见了杨振宁、丁肇中、李政道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探讨的核心话题是如何提升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教育水平。就像这三位诺奖得主一样，邓小平容许优秀科学家不留在中国，在美国保有优渥的生活与好的社会地位，同时为中国培养、训练优秀的科学家。“这条留学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傅高义说。

 

　　在1970年代，中国派了许多代表团出访世界各国。1978年，谷牧率团赴欧考察，从欧洲参观回来之后意识到中国在科技领域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有多大。这次访问，坚定了中央领导改革教育的决心。傅高义认为，“其中有经委、计委、工业部，还有一些地方的领导人，这些人回来以后可以领导或参加对外开放改革的工作。为什么中国意识形态方面能支持邓小平1978年12月搞改革开放，我认为这个代表团非常重要。”

 

　　傅高义还谈到了一个微妙的细节，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他在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时, 一位女骑手赠送了一顶牛仔帽给他。“他把帽子戴上了，这对中美两国都有特别的历史意义。美国人会觉得‘哇，他好像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他会笑，也许我们可以和他接触和他谈判。’同时中国人会想：‘哇，也许美帝国主义也没有那么坏，也许我们也能过去和他们一起工作，也能去学习去接触美国的文化与科技。’所以这象征着中国愿意去开放并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科技。”有人曾问邓脑中是否有类似“美国道路”的模式，但他表示中国并不只学一家，而是向各国学习，走自己的道路。

 

　　对于中国教育，傅高义表示，“邓小平重视重点学校，希望最优秀的学生能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成为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中国教育制度中的以考试为中心、择优录取的理念也由此而来。然而现在的中国教育需要的是更加具有创新精神和思辨能力的人才。”

 

　　“慕课”的影响

 

　　在“科技与教育创新”讨论环节，“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性在线课程”的缩写）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作为哈佛最热网络课程之一的ChinaX的主讲教授，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包弼德(Peter K. Bol)说，其实网络课程相对完成率较低，但学生的绝对数量还是很多。拿ChinaX来说，第一门课有两千多名学生获得证书，这比他在哈佛20年里教过的学生加起来还多。而对MOOC的未来，他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MOOC不仅仅是课程化，而是进行模块化，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不同的模块进行搭配、自主学习。

 

　　果壳网CEO姬十三说：“MOOC重新定义了好学生的概念,过去我们概念中的好学生,是在学校课堂里拿高分的学生,但MOOC让我们看到一群有强烈的自我驱动力去学习的学生。所以我们能为这些学生提供优质的课程和线下学习活动。”

 

　　现场一位观众问道：“MOOC会不会威胁到大学对教师的需求，会不会让他们失业？”几位嘉宾对这个问题表示乐观——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陈瑞华认为，MOOC不会取代教师的地位；包弼德说，学习是一件对大家都有益的事情，学习的需求增长了，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姬十三则说，MOOC会刺激社会对自由职业教育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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