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多维月刊》2018年7月号，学术版发表于《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

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美国政府分别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正式将“印太”从官方话语提升为国家战略，并在国家总体安全与国防安全层面确立了相应政策。2018年5月30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 PACOM）正式更名为印太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对此，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印太”战略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标志性战略，并将在其执政期间为美国政府所持续推行。

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行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或许美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在太总更名仪式上的公开表述最能说明问题——“（美国成立印太司令部就是因为）在印太地区有很多‘带’和很多‘路’”（many ‘belts’ and many ‘roads’）。

“印太”战略是什么？

在长达68页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印太”一共被11次提起。报告认为：印太地区正在发生“自由世界秩序”与“压迫性世界秩序”（repressive）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和俄罗斯谋求塑造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尤其是中国正寻求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扩大其“国家驱动型经济”模式的范围，并重塑地区秩序。中国的行为已经“威胁”到印太地区诸国的主权，因此整个地区的国家都呼吁美国继续领导集体反应，以维护尊重主权和独立的地区秩序。对此，报告建议美国：调动意愿和能力来竞争以防止印太等地区出现不利的变化；对盟国和合作伙伴做出强有力的承诺，以保持良好的权力平衡需要美国并放大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具体地，报告建议美国建立、扩大、深化已有的和新的联盟与伙伴关系，分享尊重主权、公平、互惠贸易以及法治的理念，同时根据国际法加强其对海洋自由及和平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的承诺。

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相呼应，在《国防战略报告》摘要中“印太”共出现7次，强调中国正在通过“举国体制下的长期战略”重塑印太地区国际秩序，并以此取代美国的地区霸权，从而最终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为阻止中国的上述“图谋”，摘要建议美国在印太、欧洲、中东以及西半球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均势；尤其是前三个战区，美国必须凭借“以实力谋和平”的手段吓阻“侵略”。该报告也同样强调，美国在印太地区必须拓展盟友和伙伴网络，尤其要与该地区的关键国家（key countries）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安全关系来确保自由与开放的国际体系。

总之，“印太”战略的目标是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综合使用政治（强调民主价值观）、外交（加强双边同盟、离间中国与他国关系等）、军事（联合军演、加强军售）、经济（排他性的经贸制度安排）等手段，整合中国周边的战略力量，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遏制中国崛起，从而实现美国霸权护持。在“印太”地缘理念所涵盖的国家中，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为核心四国，即所谓的“四方民主联盟”。

“印太”战略的出台背景与内在逻辑是什么？

如果将“印太”战略放在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与国内“双重博弈”的框架下考量，我们就不难发现，它很可能是该政府所面对的一系列两难困境的折中产物。

第一是“全球战略收缩”的困境。按照特朗普所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总目标和“美国优先”总原则，客观上美国的确需要采取一种类似中国“韬光养晦”的大战略，以实现全球战略收缩，从而集中资源充实国内发展，重新打造美国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然而美国在全球层面所面临的不断上升的威胁与挑战又使得特朗普政府无法实现战略收缩，加之国内（军工）利益集团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反而进一步提高军费，强化全球领导权/霸权的护持力度。

第二是“遏制中国挑战”的困境。中国加速崛起导致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同时对中国政治模式、发展道路及其国际影响的未来预期日渐清晰，这些都使美国产生愈加强烈的打压、围堵中国的动机与决心。然而中国既有的实力与体量、核大国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巨大风险、中美在安全与经贸领域的密切联系等因素，使美国既无法对华实施预防性军事打击，也无法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采取经典意义上的“遏制”政策，而只能在制衡、规训中国的同时，保持在安全与经贸领域的接触与合作，故采取“对冲”战略。

第三是“集中资源应对中国挑战”的困境。在总体实力有限的给定前提下，为集中力量应对中国挑战，奥巴马时代的美国采取了缓和中东（如与伊朗签署框架协定）、东欧战线（但因克里米亚事件而失败，美俄重回对抗）的做法以集中资源实现“亚太再平衡”。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出于国家利益考量以及国内游说集团的影响，美国大力强化与以色列的同盟关系，并绑定共同战略目标，废除《伊核协议》，同时又因“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事件而激怒阿拉伯盟友。在叙利亚，俄罗斯已占据优势。在大中东，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有建成“什叶派新月区”的趋势。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将美国力量“锚定”在中东地区。同时，美俄缓和失败导致对抗加剧的趋势也使其无法从东欧战略方向撤离。因此，美国迫切需要寻找帮手和盟友，以分担制衡中国的战略压力。

第四是“通过援助盟国以拉拢其共同制衡中国”的困境。冷战时期，美苏竞相资助同盟国打“代理人战争”。奥巴马时期，美国通过让利的形式试图组建TPP等区域性合作组织定向排斥中国，这就要求美国对盟国支付报偿、提供好处，以换取其战略上的支持，而这与特朗普“美国优先”原则、试图与所有经贸伙伴重定更加“公平”、“对等”协定的做法背道而驰。面对“既要继续做盟主，又不想提供好处”的两难，美国只能靠“楔子”战略，即通过挑拨、恶化中国与其他（印太）国家的关系，使这些国家自己内生出加强制衡、围堵中国的战略需求，从而在代替美国对抗中国、减轻美国战略负担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美安全保障与经济支持的依赖性，从而强化美国的地区和全球领导力。

美国选择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为实践“印太”战略的主要合作伙伴，却忽略其他重要地区组织（如东盟等）与国家，可能有其对美国支付能力的考量。美国既然不打算以传统的、提供大规模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手段拉拢盟友对抗中国，而是以“楔子”战略激发当事国对中国是敌意与对美国的依赖，同时还希望从中获取经济利益，那么从特朗普“商人总统”交易风格出发，就需要选择印、日、澳等具备较强支付能力的国家为战略伙伴，如此方能以军售而非无偿援助的方式既达到战略目标，又换取经济收益。

“印太”战略出台半年来，其他大国作何反应？

“印太”成为美国官方话语与战略，时间仅有半年，因此人们很难对其效用进行精确的评估。但从最近中印、中日等重要双边关系的戏剧性转圜似乎仍可窥见端倪，或有助于深刻认知“印太”战略的内在矛盾与张力。

自洞朗事件到2018年春节前夕，中印关系尚未转圜。在这一期间，印度总理莫迪访问藏南、马尔代夫政局动荡、印度批评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等，使两国关系继续保持低位运行。但3月后印度开始调整对华方针，顺此趋势，中印缓和的高潮发生在4月27日和28日印度总理莫迪访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同意应构建中印间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扩大利益交融，妥善管控分歧，实现共同发展。在6月的香格里拉峰会上，印度的表现相对也比较平和。总之，半年来，印度并未执行如美国“印太”战略所设想、期望的强烈反华政策。

类似地，中日两国首脑间的高层互访在中断八年后，在本应因“印太”而更陷低谷的时候，却“意外”实现戏剧性转圜。继王毅外长访日、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通话后，李克强总理于5月正式访日，参加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发表《联合宣言》。

中国几乎在同一时段与印度、日本这两个不久前还存有激烈对抗且最为美国“印太”战略所寄予厚望的周边大国实现“戏剧性”外交转圜，似乎难以用“偶然”来解释。而在转圜中，“印太”战略是否会起到某种非预期（unanticipated）的催化作用呢？

首先，在美国“印太”战略初次提出时，印度、日本等国持明显正面态度，毕竟这一概念很早就已进入其学术和政策话语体系。然而，在此后的战略互动中，日、印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和战略伙伴，不仅并未因参与“印太”战略而得到美国的切实援助，甚至在经贸协定、军费分摊、开放市场等一系列对美双边互动中，“无差别”地遭到美国打压。

其次，特朗普以“不确定性”作为商业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手腕，在提升对手预判其行为难度的同时也推高了交易成本，更损害了美国的“国际战略信用”（international strategic credibility），使对手和盟友都对其威胁或承诺的可信性产生质疑。

相比之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周边方略更为稳健与透明，且谋求双方互利共赢。无论是参与“一带一路”，还是加入亚投行，参与国都能在与中国的互动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中国讲求诚信的外交原则也提升了本国的战略信誉，故在与特朗普模式下“印太”战略的国际比较中，中国表现出更强的吸引力。此外，半岛问题的意外转圜等重大事件可能也起到了敦促日本转向，以免被地区安全事务疏离的作用。

中国如何应对？

综上所述，“印太”战略不妨被理解为“对冲”与“楔子”两种战略的混合体。前者指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国内给定条件下，在经济与安全领域同时对华“双面下注”——既接触又防堵。籍此，美或可在避免直接战争的同时，以加强联盟等手段制衡中国；在保持对华贸易的同时，又以贸易战、技术争端等方式阻遏中国产业升级并缩小逆差。

与此同时，在“美国优先”要求减少国际义务、国力有限且无法集中于亚太等给定条件下，为实现上述目标，特朗普政府更通过“楔子”战略离间、强化中国与其他印太大国间的固有矛盾，使它们既代替美国抗衡中国，又对美产生更大的安全与经济依赖，从而使美国以较低成本护持霸权，同时巩固特朗普政权。

美国“印太”战略深刻地打上了特朗普个人执政风格的烙印，为其运行埋下了隐患。中国对其宜保持战略定力，在审慎研判的基础上应积极、主动化解，化危为机。

第一，在话语层面上中国不宜过度反应。战略话语作为战略实践的产物，本身具有“自我实现的预言”之属性，即当美、印、日、澳以及中国等“印太”区域内的当事国都广泛地使用该术语表述各自对安全、经贸、秩序的理念和诉求时，该理念便很可能如先前的“亚太”话语一样（按照美国的战略诉求）被实体化了。

同时，中国也不宜完全无视该话语，或自我设限不参与相关的国际政策与学术研讨，否则有可能使中国既无法在第一时间获悉美国等国在印太话语与战略实践上的最新动向，更无法将本国理念与利益诉求注入到相关议程之中，从而导致中国国家利益被他国无视甚至损害。因此，比较可行的方法是有选择地参与印太话语的讨论与建构，而最核心与关键的措施是，在讨论中加入能体现并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新理念、新议题，如“（印太地区）人类命运共同体”、“印太地区与一带一路”，在与他国共同建构印太理念的过程中，解构原本由美国等提出的不利于中国的部分，然后借话语替代策略将其置换为有利中国的理念。

第二，在“内线”主守势，即在安全领域继续奉行自我克制的战略传统，借助“非战争军事行动”（如岛礁建设、公路/铁路修筑、边境战备与生活设施的改良与升级等）在不与美国及其他印太主要邻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并及时管控危机的前提下，以较低的成本和可控的风险维护国家利益与主权。

在经贸领域，中短期内主要是有节制地对特朗普的贸易战、科技战予以对等反击，谋求“以战止战”，即通过有针对性的打击迫使美方与中国和谈，从而在有限让步的条件下达成无损于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之根本利益的新条款，平息中美贸易争端。在该领域中国似无必要主动出击或自行提升对抗等级，而宜以降低对抗、谋求合议为指针。从长远看，改变中国当前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根本办法还是在于内部改革，如通过政策激励、立法保护等切实措施推动科技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等。

第三，在周边，采取与特朗普相反的行动以团结邻国、化解矛盾。截至目前，特朗普自以为行之有效的“模糊策略”（strategic ambiguity）似已大幅透支美国多年积攒的国际战略信誉，并影响到盟友或友好国家对其战略预期与互动。相反，中国则似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以及“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政策抓手向国际社会释放善意和确定性，进一步化解、缓和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重要邻国的战略矛盾，求同存异，在捍卫共同利益（如全球化、多边主义、公平贸易等）的过程中降低他们因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而敌视中国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政府层面的官方外交，公共外交（如公司、非政府组织、学会、省/州、个人等）亦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在特朗普的“印太”战略顶层设计中，或许受意识形态、民主价值观的影响，或许是考虑到经济实力与支付能力，作为地理上印太地区的中心、战略上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东盟似乎并未得到美国应有的重视。这显然是该战略的一个重要漏洞，值得中国关注和利用。在相继转圜因南海问题而恶化的中菲、中越等双边关系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近年来得到整体提升。中国不妨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在“10+3”等多个地区框架内的经贸合作，同时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理由、方式将经贸合作向安全领域拓展。具体地，中国不妨先以非传统安全合作入手，如机制化的联合反恐、常态化的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等。待互信提升、时机成熟，则可拓展到传统安全领域，适时地提供安全保障。在现阶段推动“中国与东盟安全-经济共同体”建设，将为进一步建成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第四，在“外线”巧妙使用物质力量，即中国在恪守“只结伴，不结盟”大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审慎地加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战略协作，有可能利用当前美国在东欧与中东两条战线上面临更大挑战的有利趋势，变相转移矛盾焦点，减少在东亚—西太平地区的正面压力，从而创造性地实现地缘战略上的“围魏救赵”，为度过“崛起瓶颈期”再造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