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马岩 冯子立 06月09日

　　美国智库繁荣并非神话，选举表决制为其提供土壤；而在寻求共识的决策体制下，中国对智力平台的需求愈发明显

　　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夕，美国经济数据已现疲态，大选拉开帷幕，华盛顿K街上的大小智库愈发活跃。“美国经济也许正在减速，但是华盛顿的思想产业却在蓬勃发展。”《纽约时报》这样描述，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多了，政策文件多了，外界对政府的影响也多了。

　　事实上，当时大多智库都在为总统竞选运动提供政策参谋服务。希拉里正在从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学会和成立不久的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那里获取专业支持；奥巴马不仅有来自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顾问，还有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顾问；麦凯恩则一直与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外交学会保持密切联络。 “美国政党的主要精力都在选举上，决策并非其所长，需要专业的政策咨询机构，也就是智库，来提供政策意见支持，因此美国的智库特别发达。”5月1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论坛上，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享了多年研究工作中所观察到的决策体制与智库发展规律。

　　他表示，不同国家政策决定机制的差异，使得政策咨询机构的组织形态和发育程度各异；战略机遇期，中国更需要职业化的现代智库。

　　“智库学者”与“普通教授”

　　“‘智囊’这个词语在中国汉代就出现了，但在今天的中国，‘智库’还是一个较新的话题。”房宁认为，智库问题研究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智库建设不能一概而论，首先要清楚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别。

　　传统社会科学更多研究说法，形成文论；而智库更多研究想法和做法，形成策论。“传统的社会科学基本上是以研究知识为主的。现在不少人搞研究、出成果，主要方式就是‘拍脑门’、‘查资料’、‘编材料’，这样的学者最多也就是个‘普通教授’。”房宁表示，“智库学者”需要研究实际问题，以研究实际做法、产出政策产品为主。智库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提出问题，然后是解决问题和评估政策。

　　“智库学者”一般由政治家、企业家、媒体人和专家共同组成，以保证战略性与实效性并重的智库产品生产线对政府和公众产生影响。与长篇论述型的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不同，智库学者依赖长期战略性议题跟踪，在现实问题和委托项目中快速确定最具价值的选题，以迅速和简洁的方式完成研究与咨询。

　　“中国的政策研究机构体系较为复杂。按照中宣部的说法是五路大军，包括了高校的社会科研研究者、社科院系统、政府研究机构、党校和官员以及部队研究者。”房宁认为，与欧美已经较为成熟的建设体系相比，中国的大多政策研究机构距离职业化现代智库还有一段距离。

　　“最大公约数”与表决

　　现代智库发源于欧洲，以英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智库发展起步较早，二战后美国后来居上。从1907年美国第一家现代意义智库创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智库不过20多家，而20世纪下半叶美国智库激增到2000多家，“二战”后40年大约是此前40年的100倍。据不完全统计，当今美国智库数量几乎占了世界总量的一半。

　　房宁认为，美国智库的发展与其政党作用、政府决策体制直接相关。美国是一个选举国家。在这种制度下，其政府决策分工实际是政客和智囊两部分。“政客基本上是选举专业户。里根总统时期曾有个笑话说‘美国没有总统，只有一个住在白宫里的演员’”。房宁认为， 美国的官员和美国的政治家是不熟悉政策的，需要依靠所在政党以及相应的智库提供决策支持。

　　政客负责选举，智库提供政策支持，这样的决策机制使得美国智库空前繁荣，学者可以在智库和政府之间转变角色，“旋转门”得以出现。以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为例，她在卸任后来到斯坦福任教，实际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服务。布鲁金斯学会被称为“民主党的流亡政府”，胡佛研究所被称为“共和党的影子内阁”，但是两者并非仅为党派政客服务。

　　而欧洲则不同，政党需要制定出台政策，有专门为其服务的智库。“政党越发达的地区，智库越不发达。”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长王义栀说道。他曾作为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在欧洲工作多年，称“德国等欧洲国家也有智库，但他们很少超越政党意志”。

　　“美国的决策体制可以认为是智库研究报告治国。”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贾晋京说道。他表示，美国能够对政策起决定作用的是议会层，他们的政策建议往往取决于智库研究报告，议会决策往往在智库提供的几个方案中进行表决。“表决很多时候是一种零和游戏，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房宁补充道。

　　“中国的很多官员长期从政，本身就对政策很熟悉，此外还有专门研究政策的政府机构。政策制定大都是几个部级单位各自出一组研究者，分头组织调研，再集中反复修改多次。整个的利益表达、博弈以及最后的综合，都在举手前完成了。”房宁认为，中国决策体制遵循一种“最大公约数”的原则，与西方的“表决”方式不同。这种“最大公约数”原则下产生的政策，多数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出现。贾晋京表示这种红头文件方式包含了前置的利益博弈，文件形成的过程完成了利益表达。

　　“中国无非和美国决策程序不太一样，体制不太一样，美国就好像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柜子里决策，我们也不是在黑箱里决策，我们是在充分协商基础上的决策。”房宁说。

　　中国的决策机制使得智库机构天然具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属性。他认为，二者发展各有侧重点，体制内智库通过体制改革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体制外智库可以通过灵活的选题机制撬动体制内的政策通路。

　　战略时代的决策支持

　　恩格斯曾说，社会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的发展。房宁认为，当前中国已经处于“战略时代”，对智力平台的需求愈发明显，“未来中国将是一个对智库要求很多的社会”。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世界和中国的关系太密切了。”房宁表示，当前中国面对的外交内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事务均呈现复杂化特点，依靠直觉和经验是远远不够，“中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人类知识的基础上，建立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

　　他认为，“战略时代”科学决策复杂化，需要一个科学化的智力支撑。“过去依靠少数政治家的天赋、经验甚至豪赌来做决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需要的是现代化的决策方式。”

　　正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全球化的发展，德国的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美国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一大批欧美老牌知名智库应运而生一样，中国社会对智库的需求也源自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它们是时代的产物，迎合社会的需求，而今天的中国也有这样的强大需求。”房宁认为，中国的发展将越来越需要和依靠于智库。用官方和政治的语言来说，就是需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需要集思广益，需要广泛征求意见，而且需要对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意图进行梳理、归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民主集中，再集中成国家的智慧，或者把民智民力集中和转化为国家的意志、国家的力量和国家的行为。

　　房宁曾于2010年9月和2013年4月两次进入中南海讲学。房宁认为领导层越来越注意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将与未来中国职业化现代智库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央和部委向我们征求意见，都是在问策，问的都是最现实的问题，智库就是要为这些最实际的政策问题提供决策支持。”

　　（本刊见习记者郑思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