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遥系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本文刊于4月9日新浪财经。

3月27日下午，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上海环科院的四位嘉宾做客“绿色金融全球瞰”第一期沙龙，共同展望“十四五”绿色金融发展。

与会嘉宾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详细解读了绿色金融现状及发展前景。

绿色金融已驶向发展的快车道。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到了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并再次强调了积极发展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涉及碳达峰碳中和、能源结构转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气候投融资、绿色保险、绿色交通、国际合作等低碳经济发展议题。

为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澎湃新闻将与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绿色金融全球瞰”系列沙龙，为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代表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聚焦绿色金融，共话低碳发展。

以下为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的演讲全文：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刚才志青老师的致辞和介绍，非常遗憾没有能够现场参加，错过美景和与各位专家当面交流的机会。正如刚才志青老师和主持人介绍的，我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中财大绿金院是一家智库机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绿色金融、气候金融、能源金融，健康金融。我们在杭州和广州也设有分院及分中心，长期以来与志青老师也有很多的交流和合作。今天我想用2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探讨金融如何支持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全球已有50多个国家实现了碳达峰

首先我们需要对于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提出背景有一个认知。

大家都知道，气候变化造成了很多问题，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甚至引发了很多灾害。由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世界各国坐在一起，共同讨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类问题。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相关的国际公约来约定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和义务。其中重要的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这两部公约。虽然京都议定书约定了各个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些机制，但是在其到期之后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机制来替代它，是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开始一直在讨论的重要话题。直到2015年《巴黎协定》确定了以国家自主贡献为主体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体系。

在《巴黎协定》的指导下，全球各国具有共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各个国家都要提出自己的自主贡献目标，因此就有了我们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那么到底什么是碳达峰？我估计很多的朋友也都知道，碳达峰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要达到历史最高值之后，会进入到这个平台期，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然后进入到一个平稳下降的阶段。

根据IEA数据，从全球各类能源产生的碳排放贡献来看，全球煤炭的燃烧和使用占比是44%，石油占34%，天然气大概贡献在21%，其他能源的排放贡献相对来讲就很少。在中国，我们各类的能源排放的贡献，煤炭占到80%，石油是14%，天然气大概在5%多，这与我们的能源结构息息相关；那么从部门来看，电力部门是占比是最大的，占到了51%，工业和交通运输次之。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在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过程中，哪些部门需要进行更多的努力。

那么什么是碳中和？事实上，一个组织的碳中和并不意味着不排放，而是说它一年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通过二氧化碳的去除技术达到一个平衡，也就是说达到净零排放，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及温室气体的消除，可以达到平衡。那么怎样消除它？通过减碳的技术，零碳的技术，还有负碳的技术等等相关的技术路径也能够实现碳中和。

关于全球碳达峰的进程。事实上，目前已经有5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碳达峰，在2020年排名前15位的碳排放国家，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尼以及德国、加拿大等等，其实都已经实现了碳排放的达峰。比如德国在1990年，英国1991年、美国2007年都已经实现了达峰。

中国虽然为软性约束，但执行力会很强

中国提出于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从达峰到中和其实中间只有30年的时间，而很多西方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时间很长。当前我们国内的各个城市以及各单位提出碳达峰目标都是处在一个宣誓的阶段，有城市提出在2027年甚至2025年碳达峰，但我认为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根据城市过往排放量以及未来经济增长的预估进行非常谨慎和严格的测算。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碳达峰后发展轨迹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国家碳达峰后经济增长中枢速度回落、人口增长率回落，城市化基本达到尾声，而这会带来显著的碳减排效应。

与此同时，碳达峰后第二产业的占比也会平稳的下降，能源消费结构更加低碳化。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英国在其碳达峰后，经济增长中枢增速还有微幅的上升，它的人口增长率也保持一个上行。所以我们中国在碳达峰后，我国的经济、人口以及产业结构上会怎样变化，也是个非常值得去研究的议题。

从碳中和的目标来说，现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推进碳中和过程中是积极而且领先的。比如冰岛，已经达成了无碳电力和供暖；奥地利要在2030年前实现100%的清洁电力，这与每个国家自己的能源结构是息息相关的。

目前，碳中和目标既有硬性的约束，也有软性约束和自愿执行。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中国虽然是软性的约束，是通过政府宣言表明我们的目标，但是其约束力绝对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提出后，不仅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做出了相关部署，各个机构、单位也都已经行动起来，或提出自己的目标，制定战略；或者在其业务中展开相关行动。

西方国家的法律法规的约束也可能由于政党的更迭，发生改变。中国虽然是软性约束，但是它的执行的力度一定会很强，而且也会是言出必行。

绿色金融鼓励投资绿色产业，抑制污染性投资

在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愿景下，企业需要通过各种路径，包括技术优化的路径，各类财税、金融工具，以及既有政策等等支持方式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际上看，欧盟在疫情之后提出的绿色新政，以及美国参议院刚通过的拜登方案，都是以绿色发展、绿色复苏为核心。

欧盟提出要以资金来支持电动力的电动车销售和充电网络，建筑节能改造和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和新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拜登的方案则是以1.9万亿来支持清洁能源革命与环境正义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主要是围绕能源技术创新与应用，气候友好和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

当前，美国在气候外交中强势回归。不仅在气候变化领域积极发声，从拜登内阁的组成也可以看出美国新一届政府对相关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美国也积极参与到可持续金融领域。表现在一是美联储作为第87个成员加入央行和绿色金融监管网络（NGFS），二是美国财政部成为G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的联合主席。众所周知，2016年在中国的推动下G20成立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后，2017年、2018年该小组持续存续，在2018年更名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但2019、2020年该小组被主席国取消，今年的G20由意大利担任主席国，恢复了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联合主席单位一改之前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行担任，转而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担任，可见美国对气候变化相关议题的重视。

还有其他的国家也都提出了碳中和相关的目标，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投资等等，这其实也是接下来全球各个国家所要发展的方向。

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进程我今天就不多做介绍了，大家对于我国2030年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森林蓄积量，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目标都比较清楚。实际上，这些目标的设立也带来了非常巨大的投资机会。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随后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政策也对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作进行了部署。包括2020年10月份生态环境部牵头的《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还有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工作会议中提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增强金融体系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推动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为碳减排合理定价。

今年《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以及“十四五”规划和中央财经委第九次会议，都围绕着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从经济金融角度进行了特别部署。

绿色金融如何助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愿景的实现？我想对于各位专家来讲，已经很清楚绿色金融的定义。2016年原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绿色金融的定义，就是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绿色金融的目标一是动员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一是抑制污染性投资。现在，我国对于污染性投资处于严监管的状态，像钢铁、水泥、电解铝等16类的重污染行业的投资，从金融领域来讲已经比较审慎。在支持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方面，我们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标准。比如2019年发改委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在此基础上，银保监会去年新出台《绿色融资指引》，还有正在征求意见的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共同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版）》。在此我想强调的是，虽然这几个标准都是以《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为基础，但仍略有不同。《绿色融资指引》中对绿色信贷的界定剔除了清洁煤类的相关的项目，但是客运高铁是作为绿色项目绿色信贷的支持项目，但是在《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中是没有客运高铁这一类的。

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基本上就是《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但是它剔除到了国际比较受争议的一些清洁煤类的项目，当前虽然正式的版本还没有发布，但在目前的征求意见稿中是已经剔除掉了。人民银行的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修订之后，也基本上是按照发改委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来规定的。所以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仍面临标准大体一致但仍略有不同的情况。因此，我们在给金融机构做绿色信贷管理系统的时候，会分列报给银保监会的绿色信贷和报人民银行的绿色信贷，但如果发绿色金融债的话，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也得符合现行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所以统计口径仍略有不同。

政策相关内容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说，但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自上而下”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体系，人民银行也始终在牵头推动政策标准等的完善工作。当前，标准化工程涉及多个部委，各个有关单位也积极参与制定各类标准和目录。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后，人民银行可能很快会推出绿色货币政策工具，用再贷款再贴现的方式来支持和引导资金的流向，通过改变商业银行的行为，进而改变商业银行的客户，以支持低碳领域的投资。

从市场上来说，我国当前绿色信贷的余额将近12万亿，占国内全部信贷余额全的10%左右；绿色债券表现突出，中国的绿色债券一直以来在全球处在领先地位，是全球增幅最快、规模最大的绿债发行市场之一，近期碳中和债的发行十分活跃。中财大绿金院也有在开展绿色评估认证相关工作，很多发行人也表示希望能够发行碳中和债券。

绿色保险方面，过往大家对绿色保险的认知就是环境污染责任险，但事实上绿色保险范畴很大，绝对不仅仅是环境污染责任险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品种，事实上还能够为农业、制造业、建筑业等提供征信支持和风险保障。我认为当前我们还未能充分发挥绿色保险的作用，绿色保险还有很多创新的潜力。

绿色基金方面，当前在证券基金协会备案的有800多支绿色基金，还有在不断设立的，后面我还会提到相关例子。

股票市场，虽然没有绿色股票的定义，但是如果说将范围缩小至环保产业的话，环保上市企业也初具规模。同时，上市环保企业需要推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水平，这体现了高质量的概念。

下面讲一下具体的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例子。例如绿色信贷，将绿色水平与信贷支持力度挂钩。安吉农商行推出的农村绿色建筑贷款，不同星级绿色建筑享受不同贷款利率。

碳金融方面。碳金融一个重要工具就是碳资产的抵押贷款，随着全国碳市场的建设，碳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降低之后，围绕基础碳资产可以衍生出很多金融工具。目前已经有了碳排放权质押贷款，这也是围绕绿色信贷开展的创新工作。当然，类似的创新还有许多，比如光伏贷等都是可以支持绿色产业向低碳转型的新产品。

还有就是此前也提到的碳中和债券，在首批6只碳中和债券发行后，我国现在已经累计发行了20多只碳中和债券，我们也给一些发行人提供了认证。碳中和债是绿色债券的子品种，将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具有碳减排效益的绿色项目。相较于一般的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准入目录更为聚焦，专项用于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绿色建筑、碳汇林业等具有碳减排效益的绿色项目。我们预期未来碳中和债的发行量会持续增加。

从基金方面来说，2020年7月，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三方共同发起设立。其中中央财政出资100亿元，出资方还包括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部分金融机构和相关行业企业。该基金重点聚焦长江经济带沿线的绿色发展，重点支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国土空间绿化、能源节约利用、绿色交通、清洁能源等领域，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在推动绿色发展中发挥好示范作用。

此外，还有山东绿色发展基金，它是由亚洲开发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法国开发署以及山东本地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一个母基金，引入了国际资金。类似的还有河南的绿色农业发展基金也引入了世界银行的资金。中财大绿金院也帮助地方研究设计了与污染场地修复相关的专项基金。这类基金在推动污染生态保护和修复，以及推动绿色产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各个地方事实上也都在建立相关的引导基金。

保险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除了环境污染责任险之外，围绕农业，新型绿色产业、建筑业等都可以开发出新的保险。我在深圳参加由深圳绿色金融协会（筹）组织的绿色金融案例交流会上，就有绿色保险创新案例。其中，溢油环境污染责任由保险公司联合专业从事海上溢油回收技术的第三方公司，为解决海洋溢油污染风险的保障、救援和回复提供了解决方案，实现了保险产品支持专利技术向实际应用转换，降低能源类企业风险敞口的目的。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BP在墨西哥湾的石油泄露导致上千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有这样的保险，事实上也能够降低企业的风险。另外一个绿色保险创新案例是新能源汽车评估师职业责任险，也是针对行业发展痛点开发，能提供风险保障和增信作用。未来，我们也应当多思索如何进行保险工具创新。

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推动ESG投资主流化。目前，虽然我国还没有像欧洲和北美市场一样完全主流化，但ESG主流化趋势已经逐步显现。

在ESG投资主流化的过程中，本土化的标准和评估体系十分重要。我们在进行对外投资的时候，以及对内做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要贯彻ESG理念。特别是在项目层面，当前，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在持续进行推动，而在项目层面去贯彻落实ESG理念，也离不开金融支持。

金融机构本身也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风险

最后，一方面，碳中和目标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离不开金融支持。但从另一方面讲，金融机构本身也面临气候变化与环境风险的威胁。因此，金融监管机构及金融机构本身对此也要有充分认知。开展绿色投资，不仅仅是响应政府相关号召给予绿色产业支持，也是出于对相关风险的认知和量化评估的选择。如果不能正确认识相关风险，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可能也会发生损失。同样地，如果认识到了相关风险，对于金融机构来讲也是一个机会。

因此，开展环境风险分析识别和评估管理十分重要。这也是为何目前人民银行正在大力推进金融机构开展的环境风险分析和环境压力测试工作。

事实上，环境压力测试工作一直以来都在推进，包括工商银行针对火电、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环境压力测试以及我们中财大绿金院针对基金与保险资产管理业开展环境压力测试，在信贷领域开展建筑行业、电子行业等环境压力测试，都是希望通过相应方法来帮助金融机构降低相应的风险。

因此，从整个金融体系来讲，未来一是需要加强环境信息披露，二是加强环境风险的量化分析。

我今天的内容分享到这里，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交流，希望以后能够在其他活动中与各位展开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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