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安德里亚斯·弗赖塔格系德国耶拿大学经济学教授，彼特·德雷珀系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本文摘自2014年出版的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编的《大金融与综合增长的世界—G20智库蓝皮书2014-2015》一书。书中从G20与综合增长战略、金融改革、全球治理等方面入手，来谈G20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并对中国如何在G20中发挥更大作用进行了深刻剖析。

　　摘要:

　　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现象。每个人的愿望和梦想推动着国家的经济增长。恰当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可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阻碍其增长。政策问题宜在国家层面上而不是全球层面上解决，这意味着20国集团对各成员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是有限的，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有限。

　　然而，20国集团能够并且应当利用这种有限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们认为"20国集团2014年经济增长及其韧性议程"必将促进全球经济增长。20国集团应敦促各成员国加强基础设施投资，降低贸易壁垒，促进竞争；支持各成员国广开就业门路，加强金融监管，确立现代税制，改革全球机构，建设高效的能源市场。将腐败问题作为核心问题着力解决。

　　20国集团的上述议程只有在各成员国的国内政策与其相衔接的情形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各成员国政府应大力加强其经济的供应环节，确保国际贸易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进行，同时采取必要的体制改革措施，以提高税收政策的效能和效率（效能是指税收政策在改善经济机构方面的深远影响，效率是指简化征税环节，减少征税费用），促进投资，打击腐败。通过商定共同的底线，20国集团各成员国应切实认识到上述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应当在本国加以落实。

　　下届20国集团峰会的议程

　　根据2013年9月《20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领导人宣言》和20国集团领导人在圣彼得堡（20国集团信息中心2013年）的声明，澳大利亚政府认为，落实该宣言确定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总理和内阁事务部20国集团特别工作组2014）。将于2014年11月在布里斯班举行20国集团峰会的议程提出，应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锻造全球经济的韧性。

　　关于经济增长，东道国澳大利亚率先提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提高基础设施投资质量。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不仅体现在处于发展阶段的低收入国家，也体现在20国集团的许多成员国，它们过于忽视基础设施建设，未能将其基础设施保持在为保证就业和长期经济增长所必需的高水平上。例如，德国自2003年以来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净额一直为负值（尽管有相对充裕的公共预算），相对于经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德国基础设施领域的私人投资也很低。澳大利亚人拟订的峰会议程建议促进私人参与基础设施投资。

　　其次，贸易壁垒应予降低。在全球价值链兴起的背景下，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计划。由于生产过程的分解日益细碎，保护主义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的成效微乎其微，并且很可能是扭曲的。2013年12月巴厘部长级会议在市场准入和贸易便利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并使人们对多哈回合谈判产生了一些希望，觉得该谈判有可能完成，尽管在拟订贸易便利化协议时，人们对该协议能否得到执行怀有疑虑。但20国集团成员国提出的一些单边倡议很可能有助于降低贸易壁垒进程，使其得以持续并取得成功。

　　第三，竞争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见下文）。为促进竞争，必须清除妨碍竞争的所有壁垒，如垄断，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并排挤私营企业，卡特尔和其他反竞争行为。私人创业应被鼓励，这也有助于促进就业。澳大利亚政府认为这是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决定性因素。

　　除经济增长外，澳大利亚政府还考虑到未来的风险并希望将其降低。作为本次20国集团峰会的东道国，澳大利亚关注全球经济的韧性及其增长预期。特别是，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完成；必须尽快建立现代税制，以加强公共财政；国际金融组织需要配备有效的工具以完成正在进行的改革与合作。此外，能源供应和能源安全极其重要。世界贸易体系虽然在西方经济和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得相当强劲，但仍需进一步加强。最后一点，各种机构，特别是反腐败机构，对于保持和加强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不消说，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增长: 全球性现象还是地区性现象?

　　经济增长是取决于供方因素的长期性现象，起源于人们为追求更好的生活，拥有更多的消费选择，甚或为实现世代相传的目标或因其他动机而进行的经济活动。为此，他们努力提高生产率，以达到增加个人收入的目的。显然，经济增长过程总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新产品发明出来，就会将老产品排挤出市场。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资源节约技术的应用。全球价值链永远在变，只有比较优势一如既往地决定着市场竞争的成败。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因其采取的政策而得到促进，而其采取的政策总是首先作用于当地的经济活动参与者。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因素至少包括教育，公平的税收机制，市场友好型机构，竞争和竞争政策，开放的市场，无通货膨胀。全球性协议可加强一个地区或国家自身的努力。

　　全球竞争也促进了不同地区间的相互依存。Herbert Giersch (1979)指出，经济增长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为将时间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方程式中，我们可选择熊彼特框架，其主要关注点是失衡、动态竞争、自发性和类似因素。关于空间因素，我们可借助von Thünen (1826)及其同心圆模型，其原理是："将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视为以中心区为圆心的若干同心圆，中心区是经济活动集中并形成规模经济的地方，其拥挤成本也相应增加。"（拥挤成本是指因经济活动集中而增加的成本，例如，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开一家超市的费用远远高于在县城开一家同样超市的费用）。离中心越远，经济活动就越少，收入就越低。在Herbert Giersch看来，世界由若干收入锥体组成，其中心是椎体的顶点，代表人均收入最高；离中心越远，人均收入就越低。1960年代的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鲁尔区就是一个关于收入椎体的历史实例：当时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只有鲁尔区人均收入最高，可将鲁尔区视为欧洲的中心。鲁尔区以外的地点，无论在哪个方向，其人均收入均低于鲁尔区，并且离鲁尔区越远，其人均收入就越低。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或区域中心也在变化。如今，鲁尔区早已不再是中心了。其他强国出现了。目前，我们将中国视为其所在区域的中心。这反映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的结构变化 。

　　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的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其重要程度并不亚于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实际资本--这正是澳大利亚政府所持的观点。人力资本为个人赋予了能力，使其能够获得技能和经验，创制出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方法。在全球范围内，两种资本都是稀缺的，其稀缺程度因国家和地区而异。中心区是人力资本和实际资本聚集的地方，比边缘区充裕；边缘区的资本边际效率较高，有利于吸引人力资本和实际资本，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资本总是向上游流动，例如，资本并没有从美国流向低收入国家，而是恰恰相反。

　　我们研究一下美国（中间区）和发展中国家（边缘区）的情况就可以得知发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在美国，人们储蓄低，注重眼前的舒适，较少考虑长远，投资（以及消费）很高；而在低收入国家，与中心区距离相同的不同地点之间的资本边际效率差异是由当地经济政策或体制性因素的差异导致的。这种差异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当地经济政策有缺陷，则收入锥形凹陷，人均收入低于其有可能达到的水平。当地未能吸引足够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实际资本）弥补上述差距。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政策是竞争环境下的经济政策。各地竞相吸引稀缺的流动性生产要素，以提高本地非流动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他们吸引的资本越多，当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就越大。经济政策是一个与熊彼特创造性破坏过程具有某种可比性的试错过程。政府要有危机意识，保持警惕，防止竞争对手利用新手段大量吸引本国资本，控制本国市场。

　　用来避免人力资本和实际资本稀缺的政策工具包括机制改革、教育政策、贸易政策、竞争政策、法规条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不是常用的经济增长促进政策，如其起不到促进金融稳定的作用，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由此看来，欧盟和日本当前的货币政策是应该受到质疑的 。

　　换句话说，为创建可持续增长的基础，经济政策必须能够快速、灵活地应对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新挑战，必须允许熊彼特行为模式的采用，必须以良好的投资回报为指向。这些要求已被纳入澳大利亚主持的20国集团峰会议程。.

　　总之，经济增长主要是每个国家自身的事情，不宜将其视为全球性挑战，不宜采用全球性应对的方法。不过，大国采取的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措施有可能妨碍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是一种负面外溢效应。因此有必要寻求一种恰当的政策，使全世界为即将到来的"新经济"做好准备，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使"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地方"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实现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制定适当的政策，准备自己的"新经济"，除各国政府需制定恰当的经济政策外，20国集团也应发挥自身的作用。20国集团怎样促进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呢？

　　20国集团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20国集团应遵循以下两项原则：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措施应予采取，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措施应予避免或摒弃。首先，20国集团各成员国应避免不利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措施和行为，不得向个人或政府发出错误的信号。较为重要的措施有：避免在外汇市场上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避免采取提高关税和境内保护主义等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其次，20国集团各成员国可采取措施直接积极地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这些措施包括国内结构改革、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可持续的财政预算。

　　第三，应采取措施促进核心国际组织的进一步改革，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加强国际贸易自由化。澳大利亚主持的峰会议程（见上文）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很多进展。我们将逐一阐释。

　　许多国家的经济亟待进行结构改革，最近发生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以及通常被称为欧元危机的欧元区结构和信任危机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句话的主语是：最近发生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通常被称为欧元危机的欧元区结构和信任危机，后者的正规名称是"欧元区结构和信任危机"，但时常被称为"欧元危机"）。此类改革已度过了在政治上不那么引人注意的调整期。此类改革不仅可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还可促进20国集团内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货物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可作为蓝图发挥作用，并鼓励发展中国家加以仿效。20国集团通过各成员国相互承诺并执行改革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20国集团各成员国特别是其核心7国集团各成员国的第二个任务是保持货币稳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其他十年期相比，最近的两个十年期通货膨胀一直处于历史上的较低水平，尽管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急剧扩大。这不仅有利于各成员国，而且有助于消除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通货膨胀。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通过名义锚或货币委员会方式固定了本国货币相对于美国的汇率。它们当中的大多数但并非全部国家实现了本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以往的经验表明，这种稳定是与经济增长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必将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Barro 1995)。因此，7国集团需要保持稳定，这也意味着应考虑及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第三，20国集团应一如既往地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促进二者合作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Freytag and Kirton 2014)，并在融合将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共同主持的金砖国家银行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家银行目前还没有发挥作用（《经济学人》杂志，2014年），但它很可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解决方案和改革，从而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富有成效的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竞争对手。

　　最后一个积极的政策方案旨在加强贸易自由化，包括郑重地继续推进巴厘会议成果。此外，目前正处于谈判过程中的所谓大型区域性机制，如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应最大程度地避免歧视第三方国家，相互承认有关标准并向第三方国家开放，促进全球标准的改善，消除歧视现象 (Draper, Lacey and Ramkolowan 2014)。

　　另一方面，有些措施应予避免或防止。不得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欧元区和美国的货币政策都是针对当地问题的（很少长期性成功，尽管在短期内有可能是必要的），但很可能会给其他国家造成问题。如美国和欧元区长期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巴西将要承担严重的后果，如大规模资本内流且有突然停止的危险，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或引发利率暴涨）。因此，该政策可能有事与愿违的后果，因而是危险的。原因有三：首先，该政策导致双边关系紧张和本国市场扭曲。20国集团成员国会因采取该政策而一败涂地；其次，因国际溢出效应，其他国家也可能深受其害；第三，该政策有可能导致许多国家货币竞相贬值，从而造成负面影响，其他国家可能做出提高贸易壁垒等反应。因此国际经济环境可能会受到严重损害。"以邻为壑"的政策往往会导致"自食其果"，因此，发达国家应尽快终止量化宽松政策，重返基于准则的货币政策。

　　来自贸易政策的直接挑战

　　澳大利亚学者、前金融外交官迈克·卡拉汉（2014年）认为，20国集团应将贸易置于其议程的首要位置，这是顺理成章的一步，因为澳大利亚人为2014年11月布里斯班峰会拟订的议程有些非常复杂且占用时间太长，如改革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有些主要是针对某个国家的，如国内责任。举例来说，法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并非20国集团的事务，因为这个问题完全是法国的责任。国家层面上的所有政策改革只能建立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但20国集团并不能有效执行，因其所采用的同行评估机制缺乏必要的执行手段。

　　但各方可商定一个具有相互约束力的承诺，以促进贸易改革和逐步取消自2008年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显然，20国集团推行贸易促进政策的空间是相当大的（卡拉汉，2014年），20国集团在这方面可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这将是各国政府在布里斯班峰会上面临的真正挑战，但这个挑战值得它们为此而全力以赴。

　　结论

　　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现象。每个人的愿望和梦想推动着国家的经济增长。恰当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可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阻碍其增长。政策问题宜在国家层面上而不是全球层面上解决，这意味着20国集团对各成员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是有限的，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有限。

　　然而，20国集团能够并且应当利用这种有限的影响。我们认为"20国集团2014年经济增长及其韧性议程"确实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本文论述了这个问题并进一步指出，20国集团的上述议程只有在各成员国的国内政策与其相衔接的情形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各成员国应大力加强经济供应环节，确保国际贸易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进行，同时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提高税收政策的效能和效率，促进投资，打击腐败。20国集团各成员国应商定底线，切实认识到上述改革的必要性并在本国加以落实；达成世贸组织协定是20国集团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