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赵昌会系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2月14日FT中文网。

　　自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的“红宝书”激起全球千百万民众的热情以来，中国再也没有哪项倡议受到如此热切的欢迎。这一次，“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口号的支持者不再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而是西装笔挺、通常更为稳重的政治家、银行分析师和经济学家。

　　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外交政策倡议，有时亦被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尽管北京方面反对这种类比。

　　很多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仅新成立的丝路基金(Silk Road Fund)就拥有400亿美元用于支持私人投资，更不用说中国新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预期将投放的1000亿美元。

　　但迄今，关于这些资金可能流向哪里或如何利用，几乎没有任何线索。

　　人们的困惑始于一带一路的叫法本身。“一带”是指历史上所称的、从中国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Silk Road)。“一路”指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其灵感或多或少源于明朝太监航海家郑和经由东南亚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远航。

　　一带一路并不仅限于中国的中亚及东南亚近邻，其概念具有地理上的弹性。

　　“有人说(一带一路)只涉及65个国家，这是一种误解，”中国进出口银行(China Export-Import Bank)首席风险分析师、一带一路概念的热情支持者赵昌会说，“对中国与世界而言，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认为，一带一路带来的投资与其开发英格兰北部的承诺不谋而合。今年9月，他访问了位于中国与中亚交界、存在民族分裂活动的新疆，以唤起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记忆。访问新疆期间，他宣布华凌集团(Hualing Group)对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的房地产项目投资6000万英镑，该集团以在新疆开发大型批发市场而闻名。

　　还有人注意到，早已是中国密切贸易伙伴的地区出现投资激增。作为东南亚贸易中心的新加坡可能会得到部分资金流入。

　　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的傅思德(Stuart Fuller)说：“新加坡作为亚太地区重要商业、金融及贸易中心的地位只会增强。”

　　赵昌会认为，如果来自中国的投资改善了东道国的公路、港口或机场等基础设施，那来自第三国的投资者也将从中受益。

　　世界银行(World Bank)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郝福满(Bert Hofman)也认为潜在的整体将大于各部分之和，他写道：“只有当一带一路的每一部分(或至少很大一部分)都建立起来，好处才会累积起来。”

　　在中国国内，各地推动者纷纷急着将本地项目与一带一路倡议联系起来，他们表现出的热情以及在地域上的不加区分就像早先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Develop the West)口号时一样——后者最终发展成一项包含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战略。

　　然而，涉及在海外投入真金白银时，中国商界人士迄今为止的表现比国际政治人士谨慎。在中国之外，目前很少有可识别的一带一路项目，除了中国宣布的对巴基斯坦的一系列投资——习近平主席今年4月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两国签署了51项谅解备忘录——以及国有的河北钢铁(Hebei Iron and Steel)提议在南非建设的一座钢厂。

　　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提供咨询的一名顾问称，在深入谈判前，有意向的中国投资者总是询问他们拟议的项目是否有资格从中资银行获得指定给“一带”项目的贷款。

　　赵昌会说，目前缺少项目主要是因为这一概念是新提出的。“还不到时候。并不是说没有项目，只是还未上马。”

　　也有人认为，具体项目的缺乏反映出缺乏清晰的商业理由。在石油与大宗商品繁荣期间，中国国有、私营企业早已涌入了任何有前途的项目。最终敲定的新项目，将必须要么能在较低价格上盈利，要么由中国政府给予大量补贴。潜在的东道国已经纷纷减少投资以安全渡过预期中的经济低潮期，因此不能指望他们提供资金。

　　一旦亚投行正式启动并运行，可以填补这些缺口，但该行将如何操作的细节仍有待最终确定。

　　中国企业的另一项担忧是投资的安全性。苏联解体后，由石油投资者领导的欧洲企业不得不制定投资协议，以便将中亚国家的苏式法律和企业结构与西方的企业规范相对接。

　　中国如今也在制定类似的协议，以支持预计将流入中亚地区的中国投资。（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