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晋京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陈晓晨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国际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本文刊于9月10日《瞭望》新闻周刊。

　　“此次峰会将成为一个里程碑，标志着G20从一个短期的危机管理机制逐步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在寻找解决全球经济问题有效方法的道路上，G20杭州峰会起到了正确的引领作用。所达成的‘杭州共识’，为世界经济描绘了新的愿景。”对于刚刚落幕的G20杭州峰会，德国之声电台和拉美社等海外媒体竞相给出积极评价。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部主任贾晋京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8年来，世界经济依然没有回归正轨。“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低大宗商品价格、高债务”，令全球经济频频感冒发烧，更可能陷入“低增长—低收入—低消费”的循环陷阱。尤其是多个国家刺激政策的扭曲和分化，各大经济体“同舟共济”的意愿日渐分散。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G20杭州峰会提出极富建设性的新理念、新主张、新路径和新目标。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峰会闭幕后的中外记者会上所指言，此次峰会史无前例地达成了五大成果：

　　一是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二是决心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三是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四是决心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五是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G20合作成果惠及全球。

　　“这五大成果的具体内容，也是中国作为今年G20主席国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挑战开出的一剂‘中国药方’。”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告诉本刊记者，这剂“中国药方”既着眼于现实挑战，也针对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蕴含固本培元的中国智慧，体现合作共赢的大格局和包容发展的大胸襟，是目前为止全球经济治理最现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凝聚创新增长的全球合力

　　统计显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8年，全球GDP平均增速仅为3.5%，低于危机前五年1.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世界各大机构更是纷纷调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至2.9%以下。这将是继2015年全球增长2.4%之后，全球连续第二年增速低于3%。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G20无疑肩负着引领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重任。但要对症下药，首先要找到“病根”。受访专家们表示，危机爆发以后，G20一直把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作为最主要的议题，共同商讨克服危机的办法与对策，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落后的增长方式一直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增长潜力。

　　“一个根本性的挑战是创新不足，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动能已经达到了顶点，世界经济急需推动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来根本性地解决发展动能不足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国际研究部负责人陈晓晨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周期性政策可以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但单纯依靠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难以推动持久增长。唯有充分发挥创新激励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通过科学技术、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领域的全面创新，才能真正让世界经济之水活起来。

　　据其分析，G20杭州峰会首次将“创新增长方式”列为重点议题，并且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正是抓住了提高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关键，将为催生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开辟道路。

　　然而，中国开出的这剂“创新药方”虽然直指世界经济的“痛处”，但能否真正发挥“药效”，还要取决于各国的实际行动。

　　在专家们看来，当前世界经济局面远非8年来国际社会为应对危机不懈努力所期望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国虽不断出招，但并未形成合力，而日渐分化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区域发展碎片化趋势明显，大大干扰了原本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步伐。

　　“在危机爆发初期，各国联手应对的意愿强烈，容易协调。G20峰会机制创建的初衷就是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以共同应对危机。”采访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海冰告诉本刊记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经济复苏呈现不平衡状况，各国的政策诉求和利益关注点出现分歧，因而宏观政策选择呈现比较明显的分化趋势。

　　比如，2015年底美联储启动十年来首次加息，面临通货紧缩压力的欧洲央行却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日本甚至采取负利率政策，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也倾向于进一步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各个国家依据本国经济状况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对其本国经济可能暂时有好处，但若放在全球，可能更多体现为负面溢出效应。”采访中，有专家提醒到，更为关键的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这种溢出还具有回荡效应，这意味着此种负面效应又会最终回溯影响到政策制定国自身的发展。

　　受累于此种“恶性循环”，本就基础不牢的世界经济复苏更加脆弱。为此，本次峰会明确提出，各国应该继续加强政策协调，减少负面外溢效应，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

　　“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很难长时间地独善其身，各国必须要加强协调，才能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陈晓晨表示，尤其是当下，通过G20平台进行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显得尤为紧迫。

　　在他看来，此次峰会，无论是在习主席的开幕式致辞中，还是在最后的公报中，都在首要位置强调要协调宏观经济政策，既体现出中国的真知灼见，也反映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标本兼治着眼长远

　　经过后危机时代8年来的磨砺，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当前世界经济所遭遇的困境，不仅仅是短期性和周期性因素导致的结果，具有中长期特征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才是更大的挑战。

　　这意味着仅仅靠货币政策刺激增长，企图通过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提升本国经济增长等“强心针”的效果，日渐消退且外溢影响凸显。治标不治本、顾眼前不顾长远的“权宜之计”非但无法彻底摆脱增长难题，反而给世界经济前景蒙上新的阴影。

　　“要真正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的状态中走出来，就必须要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在专家们看来，G20杭州峰会的重要成果《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结构性改革是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在与宏观经济政策一并使用时，能够提振信心、促进需求和增长。

　　对此，印度-中国研究所副主任郑嘉宾（JabinT.Jacob）认为，“一段时期以来，全球经济结构性改革步伐缓慢，在这一点上，中国是先行者。”

　　近年来，中国选择直面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三降一去一补”的供给侧改革，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有力的结构性改革，体现了制度创新对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是推动经济强劲、持续增长的重要抓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重要的范例，其影响将是全局性和全球性的。”有联合国官员给出了如此评价。

　　“以往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强调的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峰会之前的G20就是这样设置的，即财长+央行行长会议模式。此次中国利用主席国的话语权，加入了结构性改革的议题。”在陈晓晨看来，正是得益于中国这个“示范生”的成功经验和大力推动，G20杭州峰会才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不仅确定了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及获取教育与技能，鼓励创新，改善基础设施，促进财政改革，促进竞争并改善商业环境，改善并强化金融体系，增强环境可持续性和促进包容性增长在内的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而且还设定了12项指标体系：包括劳动生产率、就业率、政府债务、基尼系数等，可以更好地评估和监测各成员在结构性改革方面的进展和成效，以此增强各国结构性改革的约束力和执行力。

　　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则是G20杭州峰会对世界经济“着眼长远，标本兼治”的另一个表现。

　　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二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多反映美欧发达国家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尤其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更是弊病丛生，导致世界经济金融频频出现波动。

　　“总体来看，这种治理体系在减轻全球经济失衡、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等方面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新兴经济体迅速成长，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不断上升，使得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成为必然。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具代表性的G20便成为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的中坚力量。此次杭州峰会，作为主席国的中国力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进一步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进一步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提高其有效性；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高全球税收透明度等等。

　　此外，G20杭州峰会还在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发展绿色金融、反腐败、推动全球能源治理等方面取得进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了G20在建设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方面的领导作用。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可以为G20成员共同会诊世界经济病灶创造机遇，也有利于为世界经济增长难题开出标本兼治的长效药。”陈凤英表示。

　　破除贸易投资壁垒扩大开放

　　姚枝仲认为，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国际贸易与投资在危机之后受到严重冲击，增速明显放缓，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拉动作用，这是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重要原因。

　　一是贸易方面，根据WTO的数据，自2008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已从1990～2008年间平均增长7%降至2009～2015年间平均增长3%的水平。预计今年会连续第5年低于3%；二是投资方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投资仍未恢复至国际金融危机前最高水平，预计今年全球投资增速还将下降10%～15%。

　　对于全球贸易增长的放缓，受访专家认为，原因有很多，比如经济萧条导致的总需求下降、发达国家政策导致的消费模式改变、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使部分产品“国产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的总体贸易低价格水平等。

　　“一些问题是正常的调整、客观的反映，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人祸’因素。”采访中，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白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本需各国同舟共济的时候，有些国家却制定了以邻为壑的政策，部分国家甚至出现货币贬值竞争，不但无助于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使全球贸易雪上加霜。

　　数据显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转差，新兴经济体也处在调整中。而在每一次经济调整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都有抬头趋势。据统计，2008年以来，G20成员共采取超过1500项贸易限制措施。而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的数量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0%，2015年的贸易限制措施数量是自由贸易措施的3倍。

　　更为糟糕的是，全球贸易治理呈现碎片化趋势。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生长”；另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却陷入困境、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各种区域性自贸协定不断涌起……

　　针对这一状况，此次G20杭州峰会明确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同意将不采取新的保护措施承诺延长到2018年底，加强区域贸易协定的透明度，并承诺2016年底G20的成员全部要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此前在G20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共有90个国家已经批准该协定，协定有望明年生效，它将为全球贸易带来一万亿美元的增长额。

　　而根据WTO发布的《2015年世界贸易报告》，如果全面执行《贸易便利化协定》，可为WTO成员节省14%的贸易成本，并有望使全球商品出口额每年增加1万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增长将达到7300亿美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大力推崇的eWTP（全球电子商务平台）也被写入公报第30条中。公报称，欢迎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对加强数字贸易和其他工作的兴趣，并且注意到B20要求构建全球电子商务平台的倡议。

　　在白明看来，全球电子商务平台之所以备受重视和欢迎，是因为在新一轮经济周期背景下，该平台能为没机会参与全球化的中小企业、年轻人提供机会，让他们在层层贸易壁垒中更好地从事跨境贸易，为各国中小企业拓展市场渠道提供难得机遇，还将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有利条件。

　　“不论是推进《贸易便利化协定》还是促进建立eWTP，作为主席国，中国都在全面推动G20加强贸易投资机制建设，扎实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引导各成员拆除‘贸易围墙’。”白明谈到。

　　投资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技术转移、创造就业、包容性增长等意义重大。然而在投资便利化方面，当前却存在不少挑战：一是投资协定的碎片化增加了投资政策的不透明性和不可预见性；二是投资政策提供的便利化程度不够，甚至存在不公平现象。

　　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双边和区域的投资协定有3300多个，每个投资协定条款、保护水平、市场开放水平等内容都不一样。在全球投资协定碎片化的同时，多边投资协定的尝试却一直较难推进。

　　针对这些问题，在今年的G20贸易部长会议上，跨境投资议题引发了各国贸易部长的积极关注和探讨，最终会议批准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

　　“这是世界首份关于投资政策制订的多边纲领性文件，将确立全球投资规则的总体框架，奠定未来多边投资协定的重要基础，为实现多边投资协调与合作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具有重要的前瞻性和导向性的意义，也对促进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变具有里程碑意义。”姚枝仲评价到。

　　助力发展中国家共享全球发展成果

　　“广纳良言，充分倾听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声音，使二十国集团工作更具包容性，更好回应各国人民诉求。”本届峰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表达了这样的期许，也使得杭州峰会成为G20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代表性最广泛、包容性最强的一次峰会。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要实现全球70亿人‘一个也不落下’，不管社会经济状况和种族背景如何，邀请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会正是对这一目标的践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高度赞赏中国政府此次邀请很多发展中国家参会，称此举“影响深远”。

　　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得到本质改变。一方面，全球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50%，但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仍存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发言权过低的缺陷；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依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很多情况下只能依靠给发达国家“打工”和出售资源来赚取微薄的利润。

　　“这个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基本被排除在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更遑论从这个体系中获利了。而中国希望推动的，就是通过G20给予这些国家一个平等参与世界经济的‘入场券’。”陈晓晨表示。

　　事实上，包容性发展概念由来已久，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最早提出“包容性”理念。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形成可落地行动纲领。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戚义明告诉本刊记者，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国内讲话和国外出访中，多次使用“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等词汇。经过中国领导人的创造性转化，“包容性”一词，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富于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

　　他介绍说，尤其是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亚信会议、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一系列国际场合，多次倡导各国要坚持“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合作”的理念。其要旨在于，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同时世界经济发展成果也应该为各国人民共同分享。

　　鉴于此，本届G20杭州峰会将包容性发展列为一项重要议题，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具有开创性意义。

　　在去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正式通过了由193个会员国共同达成的成果性文件，即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的纲领性文件将推动世界在今后15年内实现3个史无前例的创举——消除极端贫困、战胜不平等和不公正及遏制气候变化。

　　为了更好实现包容发展，本次杭州峰会还发起《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第一次提出完善的行动纲领文件。

　　两大倡议通过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能源可及性、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青年创业等方式，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让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比‘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G20共同增长愿景更突出强调‘包容’一词。这不仅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的独特安排，也包含了更加强化G20这一交流合作机制的深刻考虑。”姚枝仲最后谈到。（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