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7月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结束，改革又成为中美两国的热点话题。人大重阳网再贴8个月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与美国前总统特别助理、著名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关于改革的对话，希望有关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1953年出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籍《刺猬与狐狸》，用古希腊诗人阿寄洛克思的语来比喻文化界两类不同治学态度的人：“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猬就知道一件大事”，即狐狸型学者像百科全书，思想散漫，而刺猬型学者则一般只有一套思想体系，根深绵厚。
此后，这两种称谓在文化界不胫而走。在华语圈，钱钟书、李泽厚、李欧梵都讲过这些概念，还把文化圈的那些人做了分类。比如鲁迅应是“狐狸型”的，而茅盾是刺猬。再说深点，亚里士多德、伏尔泰、莎士比亚、尼采都是狐狸，但柏拉图、马克思则是典型的刺猬。
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个称号很少有人提。如果要评，我以为，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基欧汉等都属于刺猬，但约瑟夫•奈和福山则属于狐狸，那么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呢？我觉得，他应当是很想成刺猬的狐狸。他是克林顿时期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局主任。在学术上，他是极少数在商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都有资格获得教授的政治学者，既是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又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网页里，他的著述目录主题不停在变，2009年他的研究重点是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2010年则是中美商贸关系；2011年以后他转向中美战略互疑研究，那份与王缉思教授写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报告，把中美战略互信不足的两国看法几乎说透了。而后他又转入中美网络安全关系的研究。
如果这样就认为，他是追时髦的人，那就错了。他原本是可以成为“刺猬”的。那本《中国治理》堪称了解中国最经典之作，可惜中国变化太快，以至于他的书总是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于是在2012年10月底，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向所长房宁教授讨教，希望重写修订《中国治理》，因为那个版本是2003年完成，“现在有些过时”。
那天我早到了，他也早到了。于是先聊了起来，我给的建议令他很认同：“您应该再加上一章，即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治理”。他说，文，你说得太对了，这个建议我完全接受。于是，就有了在华盛顿美国大选结束后第二天的单独见面机会。那几天，几乎所有国际政治大腕们都忙得不可开交，他很是抱歉地说，我只有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那就把所有问题都集中在“改革”上来谈。他的结论是两国都应当倾听的：“和美国一样，中国面对的最大国际挑战实际上是如何成功地进行国内改革。实际上，如果一个国家成功地进行了国内改革，它的国际地位也会相应地大幅跃。如果不成功，国际地位会更加削弱。”这个看法或许在未来漫长的中美世界老大之争路途中都应当记住的。毕竟，国家的崛起的根本目的不是国际排名，不是对他国的威慑力，而是对本国民众的服务能力。
王文与李侃如在李侃如的书房对谈
经济发展仍将是中共新领导层的核心目标
王文：美国学界许多人都认为中共十八大是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过去十年的总结，同时也将决定中国未来十年走向。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您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目标？
李侃如：我认为我们更应该着眼下一个十年的发展。近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即使面临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中国的成绩有目共睹，经济增长惠及广大中国人民。发展经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目标，上一届领导集体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我认为这仍将是中共新一届领导层的核心目标。
不过，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有一定期限的政策、决策。十年之前的几年里，中国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调整，大规模改革国有企业，着力改革银行系统，清除一些效益低下的企业以及进行城市住房改革，这些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从没出现过的。中国还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实际上，任何决策都不会立即显现成效，但其影响深远。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经济出现新的活力。我认为经济增长反映了这一结构调整的实质结果。从2002年至2012年间，这些政策调整对经济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支出也大大增加。比如，农村养老金保障体系，城市居民住房保障体系等。这些新支出也说明经济结构改革已显现积极成果。
王文：近几年，中国许多声音呼吁进一步改革。有观点认为，中国进入了改革的攻坚期。您对此怎么看？
李侃如：2002年中国对经济发展动力的看法，以及对未来十年经济远景的憧憬肯定与2012年我们所观所感不同。我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将会出现经济快速增长与结构改革并存的局面。为了保持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进一步经济改革势在必行。然而，经济改革的空间在缩小，困难在增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强大的利益集团开始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影响力。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也面临许多困难。
没有重大政治举措，中国十年后会有崛起困境
王文：世界对十八大报告中的政治改革内容十分关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将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您对此如何看？您个人最关注哪项政治改革内容？
李侃如：我读了十八大报告。中共领导层近年曾多次提过政治体制改革，如完善政治协商制度，扩大党内民主等。我关注多年的一个重点是“政企分开”。自1980年起，每次中共代表大会都会提到这个名词。而如果这能真正切实实现，将是中国的政治模式和经济运行方式的突破。另外，这次报告突出强调“依法治国”，即不分权势，不论地位，每个人都要遵守法律。依法治国如果能严格落到实处，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变革。
随着中国人对民主的重视和强调，中国地方人大扩大了民众的参与，对地方人大制度进行了改革，使其更加有生机，更加民主。不过，人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必然会随着经济制度改革而实现。
王文：在您看来，什么是中国下一个十年最重要的挑战？
李侃如：对于中国发展，我听到中国有声音仍在强调要扩大出口订单等。坦白地说，对此我感到相当惊讶。中国目前总的发展设想是基于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基本上不存在了，中国的劳动力群体现在以及未来将缩减，劳动力价格也会相应提高。另外，有一些观点似乎认为，先发展经济或工业，取得发展成就后再改善环境质量。但这在中国也不现实，中国的环境灾难已相当严重，必须立即着手整治环境，这个工作面临的困难可能要比预期的大得多。
总体来说，中国的发展需要大的改革，而这没有重大政治改革做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发展模式深深根植于政治制度的基因中、根植于每个地方政府负责人的举动之中。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在影响经济发展。或者可以说，你若想改变经济模式，就要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必须对旧模式中重大利益集团、政府官员的利益限制采取重大的举措。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王文：近些年来，中国老百姓十分关注反腐。您对中国的反腐形势如何看？
李侃如：目前一个很流行的看法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和环境破坏问题类似，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代价，是该承受的，先付出代价，然后最终会变好。中国原来的发展模式在过去二十年很好地服务了中国，但未必能在未来十年同样如此。事实上，环境和腐败问题是中国人关注的两大问题，我看到有资料称，现在中国约有25%的人最关注的是环境问题，但其他更大多数关注的则是腐败问题。
中国新领导层如何处理和美国关系受关注
王文：您认为，中国未来将面临哪些国际挑战？
李侃如：我想主要有两大挑战：首先，和美国一样，中国面对的最大国际挑战实际上是如何成功地进行国内改革。这既是对中国说的，也同样适用于美国。实际上，如果一个国家成功地进行了国内改革，它的国际地位也会相应地大幅跃升。如果不成功，其国际地位会更加削弱。我认为美中都面临这个大问题。所以，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国际挑战其实也是国内挑战。
中国面临的第二大国际挑战是如何有效地让国际上接受和承认其大国地位。中国多数人仍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然而他们同时又希望中国扮演好世界大国角色……这种矛盾就是挑战。从国际来看，现在各国都对中国期待甚高，他们希望中国贡献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因为这类东西不仅惠及中国，也同样惠及整个国际体系、国际安全环境等方面。中国基本上没有提供这样的产品，当然原因之一是其自身也处在发展进程之中。但中国毕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人们承认与否。所以，承认和履行中国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将是中国在下一个十年面临的重大国际挑战。
王文：不久前，您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发表了一份《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的报告。您对未来中美关系有什么建议？
李侃如：我认为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在第一年如何处理和美国关系，对于中美关系走向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目前中美相互间的不信任是巨大的。我认为中美最重要的是形成一种高水平的对话机制平台，不是为应对当前或者为今后一两年的问题，而应聚焦未来十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双方相对而言戒心重重的姿态，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根据大原则预测和处理不同问题的可能性。在一些大的事件上中美真的需要相互多接触。▲（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李侃如：美国前总统特别助理、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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