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10日出版的《多维CN》。

近年来，太平洋颇不“太平”。随着中美摩擦的升级，数十年来扮演中美关系“压舱石”角色的经贸联系如今竟成了问题本身，中美关系也一度被认为到了“质变”临界点。

无独有偶——在欧亚大陆的西端，欧洲的对华态度与立场，似乎与中美关系的嬗变或多或少地纠葛在一起，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与战略格局的稳定平添新的不确定性。

在中国的政策界、学术界，乃至大众媒体，人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当下，中国还能继续“统战”欧洲/欧盟吗？如果能，该如何统战？如果不能，中国又当何去何从？

当年刘邦与项羽酣战时，雄踞齐地的大将韩信享有“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的优势地位。尽管中美之间尚不至于“楚汉之争”的地步，但在如今两强战略对抗步步升级的背景下，欧盟的地位日益突出，也的确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希望在这场事关双方未来国运的大博弈中，将全球最大经济体欧盟争取到自己一边，从而对对方形成碾压优势。然而，欧盟不是玩偶、棋子。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战略棋手，它有自身的价值观与战略利益、诉求。在这场洲际级别的“三国演义”中，中、美、欧又将如何纵横捭阖呢？

中国领导人高访前夕的《欧中战略展望》

3月21日至26日，中国高层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由此开启他2019年的首次出访行程。

4月8日至12日，李总理赴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出席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赴克罗地亚出席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正式访问克罗地亚。此访是李今年首访，也是继3月下旬对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成功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中欧之间又一次重要高层交往。

在如此短的时期内，中国两位最高级别官员都将其新年首访日程如此密集地排布在欧洲，在中国近年来的外交活动中是罕见的——这显然不是巧合。中国当下对欧洲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就在中国日益提升欧洲在其外交议事日程中的地位的同时，欧洲的反应却耐人寻味。就在中国领导人高访前夕的3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中战略展望》报告，并向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等决策机构提出“十点行动建议”，旨在实现“深化欧中接触、保证经济互惠均衡、维系欧盟长期繁荣”等目标。

报告认为，当前欧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在发展；但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提升，中国在给欧盟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巨大挑战——对此，欧盟需要审慎应对。报告一方面承认中国在诸多领域是欧盟的“天然合作伙伴”，但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其在经济和体制/治理模式上的“竞争对手”。

对此，中文舆论一时哗然。毕竟，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欧关系都保持着稳定、健康的良好发展势头。欧盟、欧洲国家和人民在中国的媒体形象也颇为正面，给中国受众以友好、平和的形象。如今，尤其是在中美摩擦正酣的当下，欧盟抛出此论，难免不让中国民众或认为“欧盟终于抛下了伪装，图穷匕见”；或认为“美国已经成功‘统战’欧盟，携手共同遏制中国”；甚至更夸张的说法是“这既是欧盟递给美国的‘投名状’，也是对中国的‘宣战书’”。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如何看待欧盟对中国的“积怨”？

与媒体“友邦惊诧”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一些长期钻研欧洲、跟踪中欧关系、美欧关系的资深学者，反应非常淡定。这种淡定在笔者看来是不难理解的。回溯最近一年多来中国欧洲研究界发表的文章、报告，以及笔者所参加的会议、论坛，事实上，这份《欧中战略前景》报告中所认定的所谓“事实”、提出的对华指责、以及提供给欧盟的“政策建议”，很早就被中国的欧洲研究者们所预先研判，并相应地在其论述中给出政策建议。所以，《欧中战略前景》中一些在媒体看来似乎“耸人听闻”的观点，在学术界、欧洲研究界，不过是老生常谈，或者说是欧盟对中国存在已久的“老积怨”，在中美摩擦处于最微妙的时机——征税大棒被再度推迟，但中美领导人峰会还在观望，不确定性因素高企——以一种看似突兀却又处处都在情理之中的形式爆发。

早在2018年末，一位笔者熟悉的欧洲问题权威专家曾谈到，根据他们团队对欧洲进行密集调研的结果看，此前中美摩擦初起时中国人幻想的“联欧抗美”策略，几乎没有任何可行性。欧洲人巴不得借美国之手在（强制）技术转让、市场份额争夺、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权益保障，以及所谓的“中国借‘一带一路’与中东欧国家合作，阴谋‘分裂欧盟’”等问题上狠狠教训一下中国人。过去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欧盟即便对此不满，也没有如此公开而集中地表露。而今天，“蛮牛”特朗普终于让他们如愿以偿了。所以，这份报告可以被看作欧盟对华，尤其在经贸、科技、全球治理等问题上积年不满、怨恨的一次总爆发。

中欧合作的基础与潜力

然而，即便上述欧洲对中国的种种“积怨”都属实，我们也同样应该看到，中欧之间的友好合作具有厚重的历史基础与巨大的未来潜力。

首先，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中欧之间共同利益非常多，却没有战略性、结构性的矛盾——仅此一点就决定了中欧关系与中美关系本质不同。所以，中国也不会提防、嫉妒欧洲。而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讲，对中国而言，欧洲越发达、越富有，欧盟越团结，一体化进程越深入，就越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在第二次海湾战争等典型案例中，中国和欧盟、欧洲大国都分享众多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同时在国际舞台保持了高度一致与战略默契。

而在这次中国高层两次连续高访中，中欧领导人都明确声明，欧中应该加强合作，以维护联合国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深化和平与安全事务接触、延续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积极合作势头等。显然，这些说法与欧盟长期坚持的对华政策是一致且连贯的，而且是在多年的双边和多边外交实践中，中欧双方不断摸索出来的具有高度共识和共同利益的交叉点。正是在这些领域，中欧双方共享相类似的价值观念：双方都重视和平与安全；都认为发展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反对以武力手段解决“伊核”问题；都坚持通过谈判在已经签署的《伊核协议》的基础上推进中东无核化与和平进程；都希望保持独立自主、符合自身核心利益的对外政策，而不是被第三方所利用或绑架……正如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的所总结的：“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欧中通过双边或多边渠道，在经贸、互联互通、气候变化、伊核问题等领域展开强有力合作”。

其次，在经济领域，欧洲领导人也同意，欧洲应该且可以更加积极地利用现有协定和金融工具与中方加强合作，落实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等——这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五通”目标显然不谋而合。此次高访中，作为欧盟仅次于德、法“第三发动机”的意大利在面临美方重重阻挠的情况下“顶风”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就是明证。

此外，在高新技术、网络安全、外资审查、政府与市场关系等关键领域，中欧同样是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当下，全球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从人工智能到纳米技术，从生物科技到能源革命，它们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为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史无前例的便利的同时，也给世界秩序的维系、各国政府与社会的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欧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双方可以且已经在技术发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革新等多个层面开展务实合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尤其是在网络技术发展与合作、网络安全保障、投资合规性检查等诸多领域，中国正虚心地借鉴国际上一切先进经验，以加强自身的政府治理能力，从而为本国公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可见，这些领域都将成为未来中欧合作的新亮点、新高地。

综上所述，中欧双方都不妨理性地看待新形势下的双边关系。双方既要冷静客观地看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化解、弥合，与对方共同维护好双边关系的大局，又都要有一定的战略定力，即面对困难、矛盾、不和谐的声音，都不要过于敏感、紧张，同时面对第三方的挑拨、离间，都要有“主心骨”，不要听信谗言，而需力排干扰。

“后高访时代”的中欧关系

4月9日布鲁塞尔又传来好消息，《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并联合发布：“中国和欧盟重申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活力，愿为实现和平、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共同努力，承诺支持多边主义，尊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双方承诺维护《联合国宪章》、国际法以及联合国三大支柱，即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

中欧互为“天然合作伙伴”，不仅在于彼此间享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共同目标，更由于中欧之间不存在任何战略性或结构性矛盾。这种“高共同利益、无战略矛盾”的特征不仅有效地将中欧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冲突降至最低，也为双方进一步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拓宽、拓深务实合作打下坚实基础。譬如，如果欧洲能够打破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正视中国发展的成就与中欧经贸合作的效益，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同时中国也加大对欧洲的投资以及从欧洲的产品、服务进口，那么中欧之间的经济与战略联系就必然在现有基础上迈上新台阶。

历史地看，中欧作为欧亚大陆——世界上最广阔的大陆两端最大、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已经在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多领域推动了愈加深入的合作，并取得巨大成就。

展望“后高访时代”的中欧关系，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乐观自信。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看，当前中欧都面临一系列全球性的共同挑战——从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到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国际社会正遭受重大威胁，二战以来已经维系七十余年的世界秩序正不断遭受挑战。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在高访期间所强调的，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无法单独应对。因此，努力管控分歧、求同存异、加强协作、面向未来，当属中欧共同的不二抉择。（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