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3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

 

　　他们对2016年中国经济有哪些预测

　　白彦锋   白永秀   曹海敏   茶洪旺   陈昌盛   陈剑   陈龙   陈少峰   陈耀   程世东 程伟力   迟福林   丛屹  党国英  丁元竹  董克用  董希淼  董小君  冯俏彬  高明华     郭凡礼  韩保江   韩复龄   何德旭   贺力平   洪永淼   侯永志   胡迟   胡海峰   胡继晔    胡敏  黄群慧   贾若祥   姜玮   蒋震   李俊江   李鹏   李迅   李永森   李左东  李文溥   李佐军   连平  林伯强   刘刚   刘俊海   刘立峰  刘满平   刘守英   刘小川   隆国强   鲁政委   吕薇   孟春   彭刚   邱兆祥   任兴洲   沈小平   宋冬林    宋国君  宋泓   苏剑   苏明   孙剑   唐任   伍王彤   王文   王小广   王小鲁   王晓明   王一鸣 王尧基   魏鹏举   温彬  温来成  吴麟章   夏汛鸽   夏义善   肖金成   谢士强   徐洪才   许正中   杨驰   杨德龙   杨东朗   杨涛    叶裕民   于新东   张建君   张军   张俊伟   张莉    张立群    张占斌   赵晓   周景彤   周民良   周天勇   朱守先   朱敏

 

　　2016年：推进结构性改革    防范金融类风险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十分复杂、严峻。为了准确研判和把握今年中国经济形势，近期《中国经济时报》围绕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等问题，采访了目前比较活跃的百余名经济学者。共回收有效问卷106份。

　　对于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调查结果显示，88．57％的受访者预测今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在6．1％—7．0％之间，相比去年，增速预测整体下调了近0．5个百分点。持谨慎乐观态度者占大多数，超过七成，与去年基本持平。四成多受访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速触底企稳还需两年以上。对于今年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学者们比较看好“新兴信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健康养老产业”等。学者们认为，今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仍是全方位的，方方面面，其中，“金融风险加大”首当其冲。“国企改革”与“减税”被认为是今年我国最应推进的改革。

　　一、对2016年中国经济判断存在较高共识，持谨慎乐观态度者占绝大多数。

　　对于今年的经济形势，调查结果显示，77．14％的受访者持谨慎乐观态度，20％的受访者表示“悲观”、“非常乐观”和“非常悲观”的选择率很低，仅为1．9％和0％。“说不清楚”者占0．95％。

　　相比去年的调查结果，持谨慎乐观态度者仍占七成以上，和去年比例基本持平；悲观者的比例明显上升，由去年的10．28％升为20％；非常乐观者的比例明显下降，由去年的13．08％降为1．9％。这表明，学者们对今年我国经济形势的看法与去年基本一致，谨慎乐观者占绝大多数，但悲观者呈上升趋势。

　　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在2016年实现中高速增长，既有潜力，也有办法。就潜力而言，中国的消费需求还会继续较快增长，消费结构还在升级中，市场潜力很大；投资需求还有巨大空间释放，国民储蓄率依然会维持较高的水平，能够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领域仍然广阔，自主创新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就办法而言，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加大力度的余地，稳健的货币政策还可以进一步灵活，产业政策在改善资源配置状况方面还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民生政策的实施还可以释放更多需求，改革政策的落实将进一步激发全体民众创新创造热情。

　　谨慎乐观或悲观者则担忧，今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挑战。国际经济和贸易增长继续乏力，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高端制造业国际竞争加剧，对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造成压力；制造业投资因产能过剩问题而继续低迷，房地产投资因库存较大而难有起色，基础设施投资因地方债务压力加大而举步维艰，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动能明显减弱；人口、资源、环境的约束继续趋紧；随着经济探底、结构调整阵痛加剧，一些矛盾凸显，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等会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带来利好，但短期可能会带来对增长的不利冲击；“三驾马车”（出口、消费、投资）与“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动能转换中可能出现的衔接困难带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二、对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集中在6．1％—7．0％的区间内，相比去年，增速预测整体下调了近0．5个百分点。

　　对于今年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88．57％的受访者预测在6．1％—7．0％之间，其中45．71％的学者预测在6．6％—7．0％之间，有42．86％预测在6．1％—6．5％之间。相比去年的调查结果主要集中于6．6％—7．5％之间，今年增速预测整体下调了近0．5个百分点。此外，有8．57％的受访者预测今年经济增速在5．6％—6．0％之间，5．1％—5．5％、5．0％以下、7．1％—7．5％等三个区间均仅有0．95％的选择率，7．6％以上的区间无人选择。

　　学者们对今年我国经济增速的预测集中在6．1％—7．0％的区间内，主要理由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一些潜在的风险和结构性矛盾有所显露，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增速将小幅放缓。不过，在总需求适度扩张和供给侧改革有效推进的交互作用下，2016年我国经济运行将在中高速平台上阶段性企稳，将呈“L型”增长态势。

　　三、四成多受访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速触底企稳还需两年以上。

　　对于我国经济增速触底企稳的时间，有41．35％的受访者认为还需两年以上，仅有28．85％的受访者认为会在今年。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短期内我国经济增速尚难触底，还需时日进行调整。

　　四、对于今年我国投资、出口和消费增速的预测分别集中在“6％—10％”、“2％以下”和“9％—11％”区间内。

　　1．对于今年我国投资增速，33．65％的受访者预测为6％—10％，32．69％的受访者选择10％—14％，24．04％的受访者倾向于14％—20％，还有9．62％的受访者认为高于20％以上。调查结果显示，相比2015年的投资增长率（11．8％），有大约七成受访者认为大于或等于去年水平，投资增长将大体趋稳，理由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态势将结束；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建设等将推动基础设施投资水平稳中有升；促进投资增长的政策红利将显现。有三成多受访者认为会低于去年水平，主要因为在去产能力度加大、不良贷款率上升、工业利润下滑的压力下，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进一步下降；规划、土地、环保等门槛提高，限制了某些产业的投资。

　　2．对于出口增长，大部分受访者的预测值较低，其中46．60％的受访者选择2％以下，34．95％的受访者预测在2％—5％的区间内，选择“5％—8％”和“8％以上”的受访者仅有15．53％和2．91％。大部分受访者认为，2016年出口形势有望好转，但只能实现低速增长。原因在于今年我国出口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依然严峻，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有利于出口增长的因素，比如美欧经济复苏带动外需环境缓慢改善、对外经贸合作加深和区域贸易自由化水平提高、国内自贸区及国家级新区改革创新开启对外贸易发展新时期、促进外贸增长政策继续出台并加快落实等。

　　3．对于消费增速，受访者的判断较为集中，近六成（59．22％）的受访者选择“9％—11％”的区间。此外，19．42％的受访者选择“12％—14％”，11．65％的受访者认为在15％以上，仅有9．71％的受访者认为在8％以下。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今年我国传统消费将稳定增长，新兴消费和升级消费的市场潜力也将逐步释放，消费拉动GDP增长的作用将更加凸显。但经济下行、产能过剩以及通货紧缩预期等抑制消费的因素依然存在，如果今年我国消费环境没有较大改善，社会消费品增速或将小幅回落。

　　五、高端装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房地产开发投资、高技术产业将保持相对较高增速。

　　1．对于今年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增速，46．60％的受访者的预测集中在10％—15％区间内，29．13％的受访者选择“15％—20％”，20．39％的受访者选择“20％—25％”，仅有3．88％的受访者认为会达到25％及以上。

　　2．对于今年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趋势，受访者的判断主要集中于“6．1％—12％”和“12％—18％”两个区间内，选择率分别是47．57％和41．75％。此外，“6％以下”和“18％以上”的选择率分别仅有5．83％和4．85％。

　　3．对于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受访者的预测主要集中于0％—4％的区间内，选择率达58．65％。此外24．04％的受访者选择“5％—10％”，14．42％的受访者选择0％以下，仅有2．88％的受访者认为会达到10％以上。

　　4．对于今年高技术产业的增长趋势，受访者的判断主要集中于“15％—20％”和“10％—15％”两个区间内，选择率分别是40．78％和39．81％。此外，“5．0％—10％”和“20％以上”的选择率分别仅有11．65％和7．77％。

　　六、“新兴信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健康养老产业”等是学者们看好的今年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学者们对今年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有较高共识度，特别是“新兴信息产业”最被看好，选择率高达74．04％；“高端装备制造业”、“健康养老产业”、“节能环保”、“电子商务”也被看好，选择率均在五成以上，分别为70．19％、62．50％、53．85％、50％；此外，“生产性服务业”、“旅游业”、“高铁产业”、“物流业”、“新能源产业”、“金融服务业”等选项也获得学者肯定，选择率分别为46．15％、45．19％、37．50％、37．50％、33．65％、31．73％。

　　相比去年的调查结果，“新兴信息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仍最受学者青睐，以较高选择率位列前二；“健康养老产业”今年更被看好，（去年该选项排名第五，选择率为49．5％，今年升为第三）；“节能环保”、“电子商务”仍位列前五，排名与去年相差不大，不过选择率略有下降；生产性服务业今年也被看好，排名第六（去年未进入排名）。

　　1．七成多受访者认为，“新兴信息产业”是今年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作此判断的学者们认为，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成为我国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的强劲引擎。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与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结合，将会产生更加先进有效率的系统。

　　2．七成受访者对“高端装备制造业”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寄予厚望。他们认为，随着《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实施，高铁、大飞机、核电装备将重塑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成为带动整个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3．六成受访者青睐于“健康养老产业”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受访者的主要依据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为健康养老产业带来巨大市场。同时，健康养老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可以成为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对扩内需、促就业、惠民生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七、三成受访者认为，2016年最能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是长江经济带。

　　对于今年最能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33．02％的受访者选择“长江经济带”，“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选择率均为21．7％，“一带一路沿线”的选择率为17．92％，仅有5．66％的受访者选择“京津冀地区”。

　　受访者认为，2016年将是“一带一路”建设大规模推进的一年，同时也是京津冀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一年，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也将给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和政策利好，一批国家级城市群和试验区将会相继出现。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将在“三大建设”引领下继续深刻调整，经济增长将从“东慢西快”转变为“东稳西缓”。

　　八、学者们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仍是多方面的，其中，“金融风险加大”首当其冲。

　　调查结果显示，学者们对于“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的看法相对集中，“金融风险加大”和“企业倒闭潮”的选择率较高，位列前二，选择率分别为69．52％和59．05％，远高于其它选项。其余选项也均有约三到四成受访者选择。比如“地方债务风险”、“汇率波动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的选择率分别为40％、33．33％、30．48％。这表明，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仍是多方面的。

　　1．“金融风险加大”以近七成的选择率排在诸多挑战的第一位。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今年需高度警惕并严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理由是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美联储加息周期开始和改革步伐加快背景下的股市、汇市等市场大幅波动所带来的内外联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在加大；金融混业经营的迅速发展，使得风险传染性增强；一些非法集资行为，以“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名义为害社会。

　　2．有近六成的学者担忧出现“企业倒闭潮”。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今年国际市场萎缩和国内经济下行将导致需求降低，致使一批低竞争门槛的传统行业类企业经营困难；随着“去产能”、转型升级的力度加大，一批落后低效的企业也将被倒逼出市场。在此背景下，我国或出现新一轮企业倒闭潮，这将导致失业大量增加，大批农民工返乡，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都将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此外，学者们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其他挑战还有国际局势动荡、失业剧增、群体性事件等。

　　九、受访者认为，“国企改革”与“减税”是今年我国最应推进的改革。

　　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选项较为分散。调查结果显示，学者们今年最为期待“国企改革”与“减税”能够进一步推进，这两项的选择率并列第一，均为32．35％；其次是“财政体制改革”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选择率分别为16．67％和12．75％。无一人选择“农村改革”。

　　1．期待“国企改革”的学者们认为，2015年中央制定《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后，相应配套改革与相关执行政策一直尚未出台。本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行业有大量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去产能、去杠杆和去库存的主要对象，为防止市场化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法律政策在这类国有企业身上存在一定的失灵风险，必须抓紧制定这类相关国有企业配套改革举措，把经济结构调整、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通盘统筹考虑设计，铺垫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有经济制度基础。

　　2．期待“减税”的学者们认为，未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上要求结构性减税和效率性减支并举。通过结构性减税，将我国过重的流转税、过程税向对消费、利润等经营结果课税，一方面为重复投资、产能过剩釜底抽薪，另一方面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不过，对消费和利润等经营结果征税并非易事，需要“互联网＋税收”来助推现代征管革命、切实推进对自然人征税，促进社会公平。

 

 

　　我国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比较乐观

 

      宋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

　　第一，中国经济仍然处在中高速增长阶段。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十三五”期间，我国的人均收入将处在10000—20000美元区间。在这个阶段，整个经济增长将展现出经济增长中高速（6％—7％）、结构调整快速推进，以及自主能力增强的特征。因此，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比较乐观。

　　第二，国际经济下行尤其是国际贸易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自2012年以来，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均低于世界GDP增长的速度，为多年所罕见，甚至还出现了2015年的负增长情形。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我国经济将因此受到影响。但总体上，我国国际贸易的表现仍然要好于世界总体，贸易份额仍在上升。

　　第三，加大服务业的改革以及结构调整的力度。在结构调整方面，我们需要加大医疗、教育、金融服务以及电商、物流等方面的改革力度，同时，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用全面改革为中国经济开局

　　苏剑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展望2016年，中国经济将经受严峻的考验。需求一边，消费难见起色，投资更显颓势，房地产去库存压力巨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的懒政行为又导致财政政策传导渠道中断，从而压低基建投资增长率，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导致制造业投资不振。出口形势继续恶化。供给一边，油价继续下跌，改革效果显现两个因素将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下降，但工资又会上涨，总体来说供给侧将是中性稍偏扩张的局面。因此，总体上说，2016年的中国经济将面临“需求大幅萎缩、供给略显扩张、调控有心无力”的局面。

　　中国经济需要突破目前的产业结构瓶颈。为此，希望能以供给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并实现结构升级。

　　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股市剧烈波动、人民币汇率问题、去产能可能导致的失业问题，都给中国经济增添了大量风险因素。当所有这些都需要改革来破局的时候，改革却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老百姓对改革的期待、热情和信心在迅速消散，进一步恶化了预期，加剧了经济形势的恶化，同时也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

　　因此，政府应该把防风险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一目标。要保住经济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稳增长可以放在第二位。而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应是同时从供给侧、需求侧进行全面改革，破除抑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各种障碍，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别忽视需求侧改革。

　　提质增效是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苏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当前比经济下行更需引起关注或更主要的矛盾是发展质量不高，主要表现为：结构转变滞后；产能过剩；效益下降。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加大稳增长政策力度，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确实很重要。但从实现到2020年我国GDP翻番的目标来看，年均增速大约只需6．52％，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而解决发展质量不高、实现提质增效是当前及“十三五”时期亟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提高发展质量，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都属于发展的范畴，而且是更重要的发展。速度放缓并不意味着少作为甚至不作为，调结构、转方式则需要花更大力气、有更大作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升发展质量：1．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政府不要再对落后产能给予任何扶持和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要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作用，促进淘汰落后产能。2．增加有效投资。从财政的角度来看，一是突出重点，二是创新机制，三是优化环境。3．切实改善企业运行环境。一是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二是综合考虑社会保险制度因素，联合推动，在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的基础上，降低社会保险的缴费水平，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等方面的人力成本。三是在融资、政策支持和市场机会方面给予民企与国企同样的国民待遇。

　　稳中求进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孙剑 《求是》杂志社经济部副研究员

　　2016年，中国出口形势依然严峻，将在负增长和低增长区间徘徊，很难发生大的逆转，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应处于－1％—1％之间。民间投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有限，投资增长主要依靠国有投资，全年投资增速预计维持在10％左右。其中，房地产投资受库存压力限制，大约维持2％—3％的低速增长。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40％。消费需求将在2015年的基础上稳步增长，全年保持10％以上的增速，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投资需求进一步增强，将会超过60％。整体上看，2016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在6．5％—6．8％之间。

　　但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仍然面临相当大的稳增长压力。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国各地、各行业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项任务将有一系列新的举措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装备制造业及相关产业借助“一带一路”战略，会将部分过剩产能转移到沿线国家，确保总体产出水平不会下降。而一些落后产能在国家严格的环保政策下，将不得不退出市场。一些高科技产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带动下，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但要形成未来的主导产业仍需时日。电子商务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增长依然强劲，传统商业模式受到严峻挑战，转型势在必然。

　　为实现稳中求进的目标，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的改革政策也会逐步落地。

　　2016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唐任伍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6年世界经济总体上仍然处于低迷萧条状态，石油和其它资源性资产价格将会持续疲软，中国、印度和伊朗等新兴经济体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压舱石。2016年中国经济要回升企稳、有所作为，关键要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和国际合作”三股合力的作用，扶植“创新驱动”和“消费拉动”，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创新是2016年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第一大动力源。我国的改革潜力巨大，简政放权还有很大空间，国有企业改革还任重道远，社会资本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很多富有经济增长潜力的空间仍然不能得到有效释放。

　　我对2016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这种乐观来自于我对2016年深化改革正能量的判断。通过财税体制的“营改增”改革，企业税负获得减轻，企业能够轻装上阵、活力得到提升；行政体制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将会更彻底；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有新的发展，“互联网＋”营商环境有新的改善和优化；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新的动作，“消费拉动”这一2016年经济增长的关键环节得到疏通，潜在风险得到化解，内生动力得到增强，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升；阻碍经济增长的陈旧观念和意识形态逐渐“清淤”，创新活力得到加强。

　　“改革”这盘棋下好了，2016年的经济增长就会保持7％—7．2％的中高速增长，CPI保持在4％以下，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余额处于安全线以内，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中国也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改革的新突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王彤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会长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顺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改革的全面深化和新突破来作保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涉及到必须进行调整的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要求我们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诸多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注重完善生产关系，还要把解决近期难题和远期发展结合起来。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在经济领域许多久攻不克或成效不显的难题和毛病的“病根”都是体制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必要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调整，十分复杂，是要对过去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形成的许多传统做法和传统观念动“大手术”，必须以壮士断腕般的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深化改革，务期使多项改革取得重大突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核心说到底就是要解除供给抑制，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和解除在劳动、土地、金融等各种资源不合理的人为限制，必须尽快推出包括土地制度、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医疗保险教育等体制改革在内的一大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配套改革举措，并以多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推进。

　　2016年中国经济可以保持在合理区间内增长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国近几年一直在坚持改革和结构调整，GDP的每一方面都在朝着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未来，依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中国经济将形成一种中高端产业和中高速发展的双中高模式。可以预见：

　　创新发展成为主旋律。要靠创新来增强中国经济的内生力量，转换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实现结构优化，从而保障经济健康发展。

　　国家级城市群和试验区将会不断出现。2016年将是“一带一路”建设大规模推进的一年，同时也是京津冀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一年，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也将给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和政策利好，一批国家级城市群和试验区将会相继出现。

　　资本和贸易的双向开放步伐加快。中国参与的国际金融平台将会开始发力，同时，亚太自贸区建设也会得到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将会在2016年为推动国家双向开放发挥重大作用。

　　经济发展会披上“绿色大衣”。2015年生态文明领域的文件紧密出台，发展绿色金融也被写入“十三五”规划当中。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将迈出从文件走向现实的一大步。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能充足，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等产业将会成为新的投资和增长点，“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也将成为网络经济发展的重点，互联网和实体经济发展融合将会更加紧密。

　　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王小广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

　　2016年经济发展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同时一些领域的风险也会加快释放，经济运行的困难和挑战将继续加大。预计2016年的经济增速会降至6．7％左右，其中投资、工业将会继续惯性下滑，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内在动力不足，可能会重拾跌势，对经济运行产生更大的压力。

　　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必须坚持做好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综合平衡，2016年要按照“十三五”规划的部署，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平稳度过高风险的新旧动能转换期，实现新动能驱动的新增长，使发展进入新境界。重在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一是适当加大稳增长政策力度的同时，坚持以调结构为重心，下决心解决传统重点行业去产能、去过剩问题，促进国民经济在稳增长中加快转型升级。二是把政府改革和关键经济领域改革引向深入，从根本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全面激发市场活力。三是以全球的眼光和大开放的思维，解决产业结构和产能过剩问题，在显著提高国际化水平中培育我国经济的新优势。四是千方百计鼓励“双创”，努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转变。五是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改革和结构调整中的各类风险，避免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经济风险。六是花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按协调、绿色、共享的理念，补齐各种短板，提高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亟须结构调整

　　王小鲁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未来要继续保持经济发展动力，必须进行多方面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尽快纠正结构失衡，使经济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其中，消费需求不足和过度储蓄、过度投资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为此，需要考虑如下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

　　一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未来一个时期必须忍受较低的增长率，全力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改善收入分配，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才能为更长期的经济增长打好基础。货币政策应尽快恢复中性稳健，财政政策除了继续支持必要和有效的基础设施投资、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环境保护投资外，应将重点转向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本投资，尽快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降低企业的社保缴费费率，扩大对小微企业的减税政策，以减轻企业负担、焕发市场活力。二是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政府管理需要改革，产业投资的功能需要回归市场，财政体制也需要相应改革。三是尽快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四是普遍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劳动密集度高，承担了我国超过半数的非农就业，其良性发展对就业至关重要。五是维护公平市场竞争、鼓励创新。建立保护技术创新的法治环境和市场环境和有利于创新的教育和科研体制。

　　加快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王晓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16年，经济下行、房地产去库存、重化工业去产能、国内外需求不足等问题将导致我国工业增速进一步放缓，制造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巨大。但随着“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战略的加快推进，我国制造业将出现行业、业态、区域和增长动力分化发展的态势：一是高技术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加速发展。二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产生。三是区域制造业发展进一步分化。四是增长动力转换加速。

　　2016年，制造业承压下行仍然是主要趋势，建议政策的着力点聚焦在处置过剩产能、改善企业效益、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等三方面，在稳定工业保持合理增速的同时，加快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一是加大过剩产能的清理力度。明确产能削减目标，出台人员安置、资产处置、破产重整等具体措施，妥善安置下岗分流人员，安排专项财政资金支付产能淘汰过程中涉及劳动经济补偿金、社保、工资拖欠等费用，支持下岗待业职工参加技能培训。二是降低中小企业运营成本。扩大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制造业企业范围，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适当降低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加大对企业的职业培训补贴力度；提高中小企业信用贷款风险补偿比例，降低企业用气、用电价格；取消不必要、不合理的收费，降低企业缴费负担。三是促进新兴产业有序发展。在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网络和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领域攻克一批重点技术、培育一批重点企业、形成一套完善的商业运作模式。四是提高技术改造投资比重。重点支持工业转型升级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技术改造。为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和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为企业提供基础研究和竞争前技术支撑。

 

 

中国经济增长仍具可持续性 

 

　　程伟力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当前，世界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严峻的外部挑战。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贸易落后于经济增长，外需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影响减弱。

　　此外，大宗商品价格低位徘徊，消极影响超过积极影响。一是对节能和新能源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不利于产业升级。二是国内相关行业严重亏损。三是我国相关海外投资受损。

　　虽然，国内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但经济增长仍具有可持续性。

　　一是部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如何处置银行贷款将是一大难题。二是房地产处于“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状态。三是地方债务风险加大，融资能力继续下降。四是企业融资成本和税务成本居高不下。

　　但是，从发展周期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仍处于上升周期。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另一方面，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我国很多中高端产品仍生产能力不足，供需平衡仍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

　　对此，首先，应尽快实现由建筑投资周期向设备投资周期的转换。同时应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赋。此外，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一是通过扩大技术和设备进口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相关设备的更新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我国的整体生产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二是充分利用国际人力资源，加快我国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过程。三是积极并购发达国家企业，提升海内外企业技术水平。

　　以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转型的实质性突破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在“十三五”时期，我国转型发展的历史性特点将十分突出：一方面，经济下行与经济结构调整的矛盾与风险因素日益增多，压力明显加大；另一方面，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市场空间。

　　中长期来看，我国有四张牌可以打。一是产业结构变革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二是城镇化结构变革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三是消费结构变革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四是贸易结构正以货物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转型。

　　2016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闯关之年”。如果在以上方面有重大突破，2016年的宏观经济将实现6．5％—7％的增长，有比较大的概率实现6．7％左右的增长。

　　结构性改革的重点突破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不仅能够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创造有利条件，还能够释放巨大的国内需求，闯出一条转型发展新路子。

　　第二是以破题去产能为契机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十三五”时期以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关键是国有企业去产能要有重大突破，并且在推动产业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是把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作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目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十三五”时期推进人口城镇化的重中之重。要着力推进居住证与户籍制度并轨，到2020年基本建立以身份证号为唯一标识、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并力争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居住证率）达到50％以上，由此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第四是以监管变革为重点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最大潜力在于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十三五”时期释放市场经济活力，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关键是在简政放权的基础上，推动监管变革的实质性突破。

　　应进一步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丛屹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2016年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的攻坚阶段，前期积累的债务风险和经济增速继续下滑叠加；央行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流动和汇率维稳三个方向陷入“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困境。

　　在实体经济运行层面，预计经济增速继续回落至6．5％左右的增速；消费增速基本稳定在10％—11％区间；工业增加值持续回落，预计在6％左右；出口止跌回升，预计在2％的增速以下，进口下滑的趋势可能会缓解；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稳定经济的主力，预计会保持在10％左右的增速。价格指数方面，CPI会出现缓慢回升的态势（1．5％左右），但PPI仍可能为负。中小企业的运行状况不容乐观，预计今年的亏损企业数量和亏损额仍然会进一步扩大。

　　货币政策层面。央行进一步大幅释放流动性的做法，可能进一步造成货币贬值压力加大，从而引发汇率贬值压力进一步因稳定汇率消耗外汇储备。这或许也是央行多次提到“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原因。由此判断，央行今年的降息不会太频繁，主要运用的应当是数量型工具。

　　财政政策层面。一方面，中小企业普遍经营困难的压力，地方财政收压力大，新税源短期难以培育；另一方面，传统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务负担加大。一系列“去库存”政策的效果难以短期内体现，需要通过“务实推进新型城镇化”从根本上解决。预计今年会通过加大发债力度，同时大力推进混合经济、PPP模式、股市融资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实体项目和政府主导的投资领域。

　　建议加快财税制度的改革，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减税力度；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尤其是围绕区域一体化，加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力度；加大国有资产领域的改革力度，推进混合经济、推进PPP模式。

　　从总供给、总需求两方面改善经济增长条件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增长目标要在通货稳定的前提下实现，这就必须兼顾总供给与总需求两个方面。总供给条件不改善，通货膨胀水平可能会提高；总需求条件不改善，通货可能会紧缩，企业没法活。二者还会相互影响。

　　改善总供给的具体办法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要在预算硬约束条件下展开竞争，为此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二是所有生产要素要尽可能进入市场分工体系。为此要强化市场对传统农业部门裹挟、冲击，让农村劳动力进入效率更高的城市经济部门。三是政府保持对市场独立运行的最大限度的克制。政府主要管好货币，同时把钱主要花在公共领域，至于结构与就业问题，交给市场即好。

　　改善总需求条件非常重要。政府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当然有必要，但在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是解除消费抑制，促进富裕型消费模式的建立。庞大的以耐用消费品为核心的制造业体系形成以后，必须辅之以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一是扩大居住消费（不是高价买房）与出行消费，释放居民对保护隐私需求。二是放手发育城市型熟人社会，形成攀比型消费模式。但支撑攀比型消费的重要社会条件是城市的熟人社会，而多层共用楼房居住模式不利于形成城市熟人社会。所以，这个改变也需要大力发展独栋房屋为主的住宅区。三是鼓励中产阶层对独立小环境品质的需求，增加私密空间供给。

　　2016年中国经济需提质增效

　　丁元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会继续保持中高速度发展，一些长期的制约因素会进一步显现，面临挑战的压力会继续增大。

　　首先，从经济规模、环境生态、资源供给以及人口结构看，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初始条件已经改变，经济进入平缓增长期将是新常态。

　　从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增长看，从1978年中国改革伊始，经过38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到2015年底，GDP总量已达68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为44200元人民币，分别增长了180倍和116倍。在这样的经济规模下，从目前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状况看，持续的高速增长显然是不可能的。

　　从能源消费看，1978年到2014年，37年间翻了7．5倍。1980年，全国民用汽车拥有量是178．29万辆，到2014年底分别是14598．11万辆。近年来，雾霾已经波及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如此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长期必定不可持续。

　　从人口规模和结构看，自1978年至今，中国人口增加了4个多亿，新增人口超过了整个美国人口的总和。人口生育率在下降，死亡率在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在降低，整个国家进入老龄社会，人口红利不复存在。

　　经过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规模达到10万亿美元，人口规模超过13亿后，提质增效成为必然选择。

　　其次，中国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国际经济格局和科技水平看，必须实现从建设经济大国到建设经济强国的根本转变。

　　从科技发展看，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然很低。当前，阻碍中国科技和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还很多，必须加快这些领域的改革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文化建设上看，作为一个强国需要在经济文明之外有更高的价值、智力、道德、责任、教养等追求。

　　把握养老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很大，经济增速降低属正常现象。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会平稳发展，所以不要太看重GDP增速。

　　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调整结构，减少过剩产能。特别是要思考为什么出现这样大的过剩产能？产生的机制是什么？怎样避免今后出现同样的问题。

　　而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老龄化，当然，把握好健康养老产业的巨大需求也将有助于结构调整。对此，我认为，国家应该作好战略规划，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发展探索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产业模式和相应的政策支持措施。此外，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寻求更好的办法解决养老产业中的健康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实现医养结合。同时，应尽快落实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养老产业体系，打造一批知名品牌和良性循环的产业集群，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供给侧改革将是2016年经济改革主旋律

　　董希淼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挑战与压力不容忽视。一方面，“三期叠加”效应还会持续，风险隐患增多，总体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具有潜在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开展创新创业寻求发展，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发展面临重要战略机遇。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旋律。从财政和金融政策看，基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再平衡关键时期的背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加适度的货币政策势在必行，金融改革将加快推进。

　　首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经济下行的宏观环境下，为刺激企业投资信心，有必要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债务结构，适度扩大中央的负债规模和比例。同时，进一步完善地方债务管理和处置机制，继续实施地方债务置换，加快政府融资平台转型，引入证券化等手段盘活企业存量资产。

　　其次，实施更加适度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事实上的“中性偏宽松”。重点关注化解过剩产能和资产重组工作，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流动性支持。

　　同时，金融改革尤其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加速。下一步，将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完善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保持汇率弹性，健全资本市场制度体系，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世界“宏观经济矩形”处于结构调整的新常态

　　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

　　从现象上看，2016年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输入型”通缩与“供给过剩型”通缩叠加的压力。一方面，强势美元带来的“输入性通货紧缩”，中国经济面临资金外逃的风险。另一方面，供给过剩造成经济基本面下行的风险依然存在，当企业高杠杆率与经济下行周期碰头时，负面效应还会产生相互放大作用。

　　但从本质上看，中国经济新常态只是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本轮危机之前，世界“宏观经济矩形”平衡发展，世界经济经历了长达20—30年持续增长“大稳定周期”。次贷危机破坏了这一稳定的“旧常态”。世界经济正面临深度的周期性调整。

　　历史规律表明，经济下行周期，正是实体经济“基础性创新”的爆发期。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影响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产业政策着眼点从需求方的政策转向了供给方。不同类型的经济体纷纷提出了自身的战略，如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4．0”战略。中国也不例外，正努力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构建经济良性循环体系，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与欧亚国家形成新的产业循环体系，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战略，努力从传统的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通过供给侧改革，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全方位地为下一周期的繁荣做准备。

　　2016年中国经济仍将处于L型的底部

　　冯俏彬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纵观国际国内形势，我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仍然将处于L型的底部，调整下降趋势不可避免。

　　主要原因是，第一，随着中国经济体量成为世界第二，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已十分紧密，相互作用关系日益显著。第二，从国内看，各方面的调整远远没有完成。供给侧改革处于上弦之时。以互联网为主的新经济虽然在成长之中，但体量仍小，不足以替代传统制造业衰退后留下的巨大空间。一些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制度性因素还没有实质性消除。

　　对于结构改革。党中央、国务院以极大的决心推出了一些重大改革措施，但改革非一日之功。

　　同时，以补短板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历经艰难之后，一再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顺利并轨、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医保正式启动等称得上是改革画卷中最引人注目之处。

　　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加强金融方面与国际市场的互动，防止全球金融风险对于国内经济产生过于强烈的影响。国内则要做好供给侧改革这篇大文章，一是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应进一步明确改革方向，增强各方面的信心。二是对于已经推出的各项改革，要有实质性地落实、评估、改进措施，要用行动让社会各方面看到改革的进展情况。三是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一方面为处于艰难调整期的传统产业做好各类托底与保障工作，另一方面要破除各种利益纠缠，为“互联网＋”经济打开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四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来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依法治企是企业改革和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石

　　高明华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理念，依法治国落实到企业便是依法治企，依法治企直接关系到企业改革的成败以及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到中国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

　　依法治企需要企业相关法律的立、改、废、释，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法律需要尽快启动修改或新立。

　　一是《国有资产法》。至少应修改两个方面：其一，国有企业必须分类，每类国有企业应该具有纯粹功能。其二，国有资本交易程序的规定必须客观，符合市场原则。

　　二是《公司法》。修改主要是确保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权责明晰，保证权力和责任的对称，并实施到位。应特别强化三个方面：其一是保障中小投资者在股东大会中的权利。其二是明确董事会是股东和公司的受托人。三是要确立总经理在经营层的权威和“一把手”地位。

　　三是《证券法》。其一是加入集体诉讼和索赔条款；其二是加入内幕交易处罚条款；其三是加入强制分红条款。目的是通过保证投资者收益，以及提高违规成本至违规者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程度，以最大化投资者权益保护。

 
　　附：百名学者名单（以专家姓氏首字母排序）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副院长白彦锋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白永秀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曹海敏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茶洪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陈昌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龙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室主任程世东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程伟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丛屹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董克用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

　　国家发改委特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特聘研究员郭凡礼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

　　中央财经大学应用金融系主任、教授、央视财经评论员韩复龄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何德旭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贺力平

　　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国际研究讲席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洪永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

　　恒丰银行研究院常务院长胡海峰

　　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胡继晔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区域发展研究室副主任贾若祥

　　江西省社科院党组书记、研究员姜玮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俊江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李鹏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李永森

　　商务部培训中心副教授李左东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林伯强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峰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高级经济师刘满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守英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小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隆国强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孟春

　　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彭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邱兆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

　　华夏银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沈小平

　　吉林财经大学校长宋冬林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宋国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苏剑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苏明

　　《求是》杂志社经济部副研究员孙剑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唐任伍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会长王彤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晓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复旦大学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尧基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

　　中央财经大学中财－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

　　湖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麟章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夏汛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夏义善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