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晨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国际研究部副主任，赵竟硕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本文刊于10月21日秦朔朋友圈。

　　美国大选三场辩论已落下帷幕。目前看来，希拉里在三场辩论中总体略胜一筹（或曰“比烂”略逊一筹），但特朗普在第三场辩论上强势反击。根据美国选举体系的复合概率预测，目前希拉里当选的可能性为87%，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是13%。倾向明显，但仍有悬念。

　　让我们暂时跳出对大选结果的预测：我认为，这二人无论谁当选，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一个共性的影响——回归本土，并重新寻找对外政策的支点。相应地，全球治理将迎来“霸权之后”的时代。

　　近日，前美国副国务卿、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金融时报》撰文，谈了美国如何面对“后奥巴马时代”。我以为，现在谈论“后奥巴马时代”还为时尚早。至少在外交政策上，希拉里当选或特朗普当选，到底将是奥巴马主义（在外交政策上）的延续还是反动？我认为，这个问题还不能像佐利克那样有定论。

　　可以肯定的是，希拉里至少在外交政策的静态阐释上与奥巴马颇有共识。例如从中东战略性撤退力量，平衡各个地区，平衡在国际事务上的投入，从而将更多资源用来优先解决国内问题等。这些仍是奥巴马主义的延续。

　　当然，另一方面，希拉里自认为懂外交，比奥巴马更会积极寻找支点，将会在国际事务上相对更加积极。希拉里将以色列视为最为重要的盟友，视对以国的威胁为美国的威胁，支持包括“铁穹”等防御系统，而且极力在拉美、非洲及亚洲地区扩展新盟友，试图宣扬美国的“公民社会”“自由市场”“人权”等理念。希拉里对亚太政策也有自己的思路，如果上台，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恢复“重返亚太”的强势作风。此外，希拉里当国务卿时留下了旨在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但目前该计划处于“人走茶凉”状态。希拉里如果成为下届总统，有可能试图全面恢复自己国务卿任上的外交“遗产”。

　　有趣的是，虽然特朗普极力抨击奥巴马，但其核心思路竟然延续着“奥巴马主义”的部分内容。特朗普说要在墨西哥边境“筑起新的长城”，说要让美国的盟友自己保卫自己，其实都是“奥巴马主义”的极端化表现形式。在特朗普的世界里，美国目前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来自外部，是过分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的结果。就此，特朗普认为美国要明确界定何为国家的真正威胁，强烈反对介入那些并非首要或直接威胁的地区，甚至反对延续并不直接涉及美国安全利益的盟友关系。在他的蓝图中，美国或许将再次回到孤立主义时代。

　　由此可见，希拉里与特朗普对于外交政策虽表述不一，但是实质都一样——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从国际事务中脱身，专注于国内问题。只是希拉里更愿意维持现有态势，而特朗普当选将意味着更大力度、更大范围地收缩。

　　回归本土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今年4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公布，5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处理自己的问题”，同时“让其他国家尽其所能地处理他们自己的问题”。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人们关注的面更加碎片化、短期化，容易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对长远地、战略性地、海外的事务感到“事不关己”，并因为一些引爆舆论的事件（例如邮件门、小埃兰等）对继续涉足海外事务感到厌恶，尤其是年轻的选民。

　　然而，美国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全球治理的结束，而是“霸权之后”。有一种被称为“霸权稳定论”的理论认为，霸权国能提供稳定的货币体系和开放贸易制度下的种种国际公共品，并承担其成本，因而霸权国家的存在对世界经济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理论在现实中有一定道理。霸权国确实可以是全球秩序存在的一个条件。美国不再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稳定的公共品，尤其是战略性撤出中东，已经带来了混乱或混乱的迹象。极端组织的崛起，欧洲难民问题的发酵，都是全球秩序失序尤其是中东失序的产物。尤其是目前美国与沙特关系转恶，非常微妙，更有可能带来更大范围内的动荡。我在《美国大转向》（2014）中做了“美国退出将导致失序”的推论；很不幸，我们看到了今天的世界呈现了这样的结果。

　　但是，也有论者认为，霸权国对全球公共品的提供是个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的条件。其他国家可以在不存在霸权国或霸权国对提供公共品失去意愿或能力的情况下，通过建立国际机制，从而进入“霸权之后”的时代。

　　事实上，“霸权之后”这个词来源于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他在《霸权之后》这本书中认为，即使不存在霸权国或霸权国走向衰落（他认为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的现实），各国之间也因为重复博弈、小集团决策和交易成本问题，从而展开合作。他更是认为，在解决“政治的市场失灵”中，科斯定理并不会自然发挥作用；而是要“倒置科斯定理”，通过建立国际机制，来解决科斯定理成立的三个条件：国际的法律责任、国际的交易/谈判成本和信息不确定性问题。简单说基欧汉的理论，就是“没有老大，大伙一起干也能成事”。

　　以这个理论来看今天的全球治理，也许能提供新的视角。

　　“霸权之后”会失序，但不一定就退回到丛林状态。国家间的合作具有惯性，也许各国之间很快将会发现，没有美国很多事情也是可以做得成的（虽然有的事情还是做不成）。例如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要作用，尤其是将发展议题的代入，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中一个解释是，美国既缺乏积极参与G20的意愿，也缺乏干预G20使其不成功的意愿。一句话，美国对全球治理机制不那么在乎了。这给了其他国家以更大空间。

　　中国主张的全球治理机制，例如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金砖机制、亚投行等，都将在“霸权之后”迎来更大的空间，来填补全球治理的真空。国际机制与平台一旦建立起来，就成为国际社会中相对独立的变量，可以在霸权国实力支撑之外发挥作用。

　　但是，在改革中的全球治理中，美国的角色并不会消失。原因是，正如同基欧汉对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实力走向的判断存在失误一样，我们需要判断，今天的美国不再如此前那样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到底是实力所迫，还是意愿不足。有一种说法，今天的美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并非贬义，而是描述这样的事实：美国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做成一件事，但有足够的力量破坏一件事。所以，在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仍将是最核心的问题。（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