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8月12日新浪网。

　　首先进入的是我们今天第一轮的论坛，首轮论坛的主题是中国需要怎样的新型智库，我们这一轮论坛的主持人是财经杂志的主笔，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的董事长马国川先生，先请上马先生，由马先生介绍几位一起参与探讨的嘉宾。掌声有请。

　　《财经》杂志主笔 马国川

　　马国川：谢谢主持人，感谢新浪网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是来自财经杂志的马国川，也是新成立的中国教育改革智库，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的董事长，我昨天拿到这个题目很忐忑，中国需要怎样的新型智库？很高大上的题目也很难把握，今天我看到来的这几位嘉宾，五位重量级嘉宾，我心里石头落了地，现在我一一邀请这些嘉宾上场。

　　国家发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吴晓华

　　国家发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吴晓华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是我们媒体人士经常关注和追逐的采访对象，也是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智库。

　　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林尚立

　　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林尚立

　　我是久仰林院长大名，90年代初是不是参加过新加坡的大专辩论赛？当时就有林老师，他的同事现在也是中央高层，中国最有名的智囊了。是谁，我不说，你懂的。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

　　第三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

　　王文兄是我的同行，原来是媒体人，在环球时报，后来转行当了，搞智库。现在重阳研究院搞得风升水起，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研究院院长杨沐

　　第四位是来自广东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研究院院长杨沐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研究院院长杨沐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研究院院长杨沐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

　　第五位是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

　　其实今天大家非常熟悉袁岳，今天的角色有点错位，你应该是当主持人啊，袁老师搞一档节目，头脑风暴你是主持人，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是您多指教。

　　什么是智库

　　我们现在正式进入我们的第一轮环节，现在我考虑一个问题，中国的古汉语里边，其实并没有智库这个名词。有一个比较近的词，智囊，春秋战国的时候。游走天下智囊，而且没有组织化，都是个体化的。

　　袁岳：不是，组织化了，你看那个战国的大秦帝国里面讲战国时代的国君做决策的时候，就会开一个论坛，然后各流派都派代表出席，说我们要不要屯田制，大家发表意见，最后国王听谁的，实际上分法家、兵家、农家，那个时候诸子百家是以群体的形式。

　　马国川：他还真不错，看来当时的社会很开放。

　　我想第一个问题由吴院长来解释一下在您看来这个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库，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与我们古代所谓的智囊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

　　吴晓华：现在明确的下一个定义是很难的。美国的智库最发达，所以现在国际上，国内的概念主要是美国的智库的建议。基本上主要职能是为共同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我们说的资政鉴言啊，可以围绕这个智库的几个特征来看看。第一个是体现在专业性上，专业人员做的一个。不管是专业性智库还是功能性的智库都有这个拔尖型的人才组成。所以智库严格意义上是不培养人才，是网罗天下的拔尖型人才。

　　第二个是它的相对性，独立性，相对独立性。因为智库是第三方力量参与到政府的决策组成，不受政府的观点左右，也不完全受资助方的左右，这个智库的独立性现在争议很大。因为完全独立的智库也不存在。所以美国的智库，也是存在着影子政府，影子内阁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说创新性，因为智库应该是紧密结合当下的需求，提出一些针对性，管用的政策建议，所以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大语化之，这是原则性的。

　　第四个就是非营利性。非营利性上我觉得现在争议比较大，这是我觉得智库应该是非营利性为目的的。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说把咨询公司，也归为智库，我觉得这是广义的智库，狭义的智库不是游说公司，所以是一个独立性的。智库不是咨询公司是非盈利性的。这几个特征的规划，我觉得我们现在要的智库是比较好的概念。

　　论坛现场

　　马国川：谢谢吴院长，他总结了当代，现代智库的四大特征，我不知道林院长是不是同意这种，在您看来现在意义上的智库应该是什么样的。

　　林尚立：这个智库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知识生产的体系。实际上是围绕着现实的问题，围绕着发展的一个趋势，聚集各方面的力量来进行一个知识的生产，跟学术型的知识生产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根据需求来的，根据发展的趋势，人类应该给得出反应来的。因为他的生产方式，跟我们现在大学里面的生产方式完全不一样。因而我们中国大学为什么适应不了这个，因为他改变了他的生产的方式了。

　　那么改变生产方式，就是说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咨询，对智库的成果怎么样看。现在大学里面很多的老师没有转过来，以为这不是学术。第二个问题，大学老师有没有能力把知识转变为智，现在很多的老师是论文写得很好，概念很规范，但是没有办法转变为智，这个实际上从一定意义上希望来讲，他的知识的创造和生产方面，是单项的。所以说真正的能够进入到智库里面的人，是一流的学者。真正一流的智库，既有知识的一面，同时也有把知识转化为智的一面。

　　因此，这种知识一个方面是来源于书本，另外一个方面来源于实践。不是所有的都能够进驻，一定是一类能够把知识转化为智、把实践转化为智的人才能真正成为智库的人才，现在我们在这个方面的人才很缺。

　　马国川：谢谢林院长，确实是学院派，定义非常的严谨，我们听听另外一位学院派的杨沐院长的解释。对于智库的理解。

　　杨沐：智库，就是要解决问题。要能够把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可行的行动方案，这是智库的作用。我自己曾经在新加坡和新加坡的前副总理、李光耀的副手吴庆瑞交流过，一个新加坡的发展重要的经验：其他国家碰到某一个问题，那个国家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他把这种方法学过来。我感觉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把知识变成了方法和具体的过程。现在为什么对智库的要求特别高。我感觉因为现在实际发展太快了。

　　我们说以前，像新加坡的发展过程中，他可以把世界上各国的经验拿过来对照。现在发展也有可能，甚至是来不及，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些突发性的事情。这些突发性的事情要有预见性。要有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要沿着这些方法来进行预测，来提供决策做参考，所以我感觉智库一定要有当代的，现代的概念。

　　马国川：谢谢杨院长，三个院长有三个解释，智库从知识要变成智力，变成组织，变成能力。我想听听王文王院长你对于智库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理解。

　　王文：我补充一个典故，智库(think tank)这个词现代意义来源于一战以后。一战发明了坦克(tank)，全世界所有的好智库都产生于一战以后。为什么有一个英文涵义叫做“智库”？因为坦克的进攻力是最大的，思想也要有进攻力，这是最早的英文智库的词源。这个进攻力是军事化的用语，转化为智库用语的话，就是影响力。

      刚才林校长讲的一点，为什么高校很难转型？过去的高校的生产方式，是过于重视所谓的学术意义。现在的智库必须要有影响，这包括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三个缺一不可。

　　如果说只有决策影响力就变成了政府的研究室，如果只有社会影响力就是媒体，只有国际影响力就变成的外宣机构，而对智库的要求，是必须要三者都要有。欧美国家的智库，非常重视这三点。

　　论坛现场

　　马国川：谢谢王院长，他把这个思想库变成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具体化的东西了——思想的坦克。我们讲完以后，袁岳袁董事长虽然同样的身份，这四位和体制内关系很密切，零点是九二年前后建立的那个时候市场化改革刚刚起步左右，换句话说零点是市场化意义的智库，这样一个智库您怎么样理解智库的概念。

　　袁岳：刚才王文说到坦克，说有坦克才有了智库。在有坦克之前，这个词产生了一千七百多年——tank。tank是什么东西呢？是因为当时做成一个方方的盒子，装甲性很强。这个是形容什么东西呢？是一个有规模的盒子，这个智库这个库很重要，实际上是团队工作，团队工作特性重要，中国现在的大部分的智库不配这个智库的名称，实际上是里边的个人工作，是一个学者写文章，然后个人观点在上边发表，所以说有一点像律师事务所，是很多的个体之结合，个人写个人的文章，放在一起，所以不是一个坦克，实际上是一个拿着大刀的农民，一个民兵，只是一伙人放在一起，民兵连的感觉。所以这是我认为第一个真正的智库的特性。

　　第二个特性是中国的确没有国际意义上的智库，国际上三种智库都是不典型的，第一个像我这种都是不典型的，咨询公司不扮演智库角色的，麦肯锡再牛不叫智库，在美国罗娜德很牛不叫智库，这种思维师团队解决的，不叫思维，也不是智库，为什么？因为他是全面拿别人的钱来干活。大学有智库的特点，美国的哈佛很牛，肯尼迪学院叫智库吗，肯尼迪学院下面很老实，不觉得人家自己是智库，人家觉得是学术类研究机构，这是很明确的。不像我们这前一阵没有研究所，后来改成研究，然后叫做智库，我们翻拍能力太强。

　　另外是政府没有智库的，像日本，一个部委没有研究者，也有搞研究的机构，但不是智库，是政策准备的信息搜集和准备问题的，那个不叫智库。智库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既不属于大学，也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资本，比较独立。可以接受政府的委托，接受民间的，包括有人捐助。但基本的方针，组织者和本身不是政府发起的。我们现在坐在台上的基本上符合这三个特性。所以中国特色的智库不是世界意义的智库，中国干的智库是不符合世界标准的，我们说要干一个智库出来，就不要和世界接轨，一接轨咱们就没有智库了。

　　最后说一个很重要的，智库实际上是方法库，我们今天是观点库，太主观了，要有科学的方法，有一定的模型，产生这样的结果，或者是希望开发这样一个模型，形成这样的结果。所以智库的竞争是方法，工具箱的竞争，不是简单的方法的竞争。

　　马国川：谢谢袁岳董事长的解读，首先否定了自己，然后否定了其他的智库。

　　袁岳：我是否定了中国的智库。

　　中国智库发展面临的问题

　　马国川：如果说用通行国际标准来看的话，去年看到一个资料，中国智库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国际排行里面一百名里面，当然衡量标准也有一些标准。

　　我想请大家来谈的是在中国的环境下，你们结合自己现在的身在的智库，来谈谈我们中国智库现在的发展中面临着哪些问题。还是吴院长先讲。

　　吴晓华：我今天中午没有休息，准备了一下，我概括了六个字，不适应，跟不上。

　　主要是三个不适应。一个是不适应现在我们快速的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形成的新格局，新环境。所以我们缺少有全球视野的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去做咨询。第二个是我们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常态。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所以我们很多的报告，很多的咨询成果都要大而化之，原则性非常强，包括我们现在的稳增长，前一段时间专门在网上受领导要求看网上专家们对稳增长有什么建议，看不下去了，太原则了。

　　第三个就是说不适应我们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而且这个融合度越来越高这样的新趋势，因为中国的产品已经走出去了，中国的资本也得走出去，中国的智库现在没有出去。我们还缺乏在国际社会上的叫得响，有影响的，所有的一流智库，所以说这三个不适应。

　　还有四个跟不上。

　　第一个是思想理念跟不上。虽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但是中国特色到底体现在哪里，新型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没有一个清醒深刻的认识。

　　第二个是研究方法和手段不适应。我们还是大部分在拍脑袋，做决策，提出观点，所以袁岳说得对，我们没有模型，我们没有大数据，我们没有云计算这样的手段搞政策咨询。

　　第三个也是现在保守诟病的体制机制的跟不上，无论是人才培养机制，人事制度，刚才说的课题经费管理制度包括外事制度，国际交往制度，出国还受三公经费的限制，搞什么国际交流呢？所以很多人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混帐政策。

　　第四个是表达方式和渠道跟不上，所以我们的报告都是深入深出，达不到深入浅出，老百姓看不明白，政府官员也看不下去。

　　马国川：也有浅入深出。

　　吴晓华：那就更不负责任了，所以我们缺少深入浅出，简单明了这样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智库的学风和文风跟不上，所以要建设什么样的智库呢？我们要三个方面适应，四个方面跟得上，这是我们的智库。现在我们继续要这样的智库。

　　马国川：谢谢吴院长的精彩的总结，三个不适应，四个跟不上，我想听听复旦大学林尚立院长的评价。

　　林尚立：如果说我们不足的话，一个是观念的问题，这个不展开了。一个是手段和方法的问题。中国的社会科学实际上是没有积累的。第三个是视野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在很广阔的视野里面去把握大的问题。把握具体的问题。第四个是体制机制的问题，把一个团队，一个组织起来，到底怎么样运作。我想这四个方面是一个大问题，如果现在加上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大数据时代，怎么样开发大数据的问题。

　　当然，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实际上智库也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形而上的层面，一个是形而下的层面。如果是智库都落在形而下的层面，这个智库不叫智库，没有智了。所以形而上的层面也就是说对整个大趋势，大格局，大理论一个把握。说到中国的不足，中国的智库的不足，最大的一个不足是我们没有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考虑今天中国的问题，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现在更为重要的挑战的是人类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今天人类社会需要新的理论，新的价值。我们的智库能给出来吗？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智库面临着挑战非常巨大，机会也非常巨大。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有很多的不足，但是，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自信。时代给了中国，整个世界在变，中国给了中国智库的一个舞台。因为中国有很多的新事件，关键看我们自己能否在观念上，体制上，在整个的运行的方式上，有所创新和变化。

　　马国川：谢谢林院长，他讲到了中国缺乏真正的社会科学，我记得听一个老先生说过，中国现在的社会科学还处于巫术时代，没有进入真正的社会科学时代，可能稍微有一点接近的是经济学了。吴院长，我觉得经济学还是相对来说距离这个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可能还是近一点。

　　你们俩位讲完了，我们看看第三位杨院长，您对于中国智库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怎么样看待？

　　杨沐：我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四月份从新加坡东亚所到这个院，我长期在新加坡东亚所。我们这个院是想走一个新的方式。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公共政策研究院，是两年前成立的。我们的成立是一个学校的二级院，最初成立是一个民间的企业家组织，是华南理工大学的莫道明先生做生意很成功，他想投资学校，他不想建大楼，想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院，为中国寻找一个新型政策研究的方式，学校很同意，很支持。结果就开始了做这个工作。他请了新加坡的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当学术委员会的主席，郑教授是我们的学术领军人物，这两年实践里边，每个月写一篇政策报告送给中央领导人，是震教授组织下带着我们一批年轻的学术队伍一起做。

　　我们这个院和传统的中国的智库，或者是研究机构是不同的。两个不同，一个是体制上的不同，我们实际上有一点类似于GDP方式，就是说国家的钱，政府的钱等于民间的钱相结合。所以说我们有比较大的独立性。

　　第二个是我们很明确的有领军人物，这是有政策研究，在新加坡就是做政策研究。有政策研究的基础。他的方法，就是把新加坡的政策研究方法，我们就带到这个研究院里边了，引入在我们报告中，把这个方法交给我们的年轻人。所以说经过的这几年的努力我们在中国的北京，在广东省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对我们这个方式也比较认可。我们现在研究的，定下来的方向，我们面现在还很小，十几个人，第一个是中国的体制改革。第二个方向是中国的社会政策，第三个方向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关系。

　　所以我们是带着一批刚刚毕业的硕士生十几个人，现在正在进一步进一些人，以后准备二十到三十个人。我们的目标，主要是给中央，高层领导提政策建议。但是我们也是给广东省，广州市，深圳等地方政府提出建议，所以我们自己感到我们在探索一条新路子，谢谢。

　　马国川：谢谢，华南理工的探索还是有启示疑问的，王文在人民大学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探索，是不是这样。

　　王文：非常感谢对人大重阳的厚爱。过去两年多，人大重阳做了一些事情，但我觉得整个智库界都是在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概念，还没有破题。从整个世界来看，“智库”这个词才出现一百年左右，全世界也在探索如何做智库。我一直在研究和跟踪智库这个产业，全世界最好的智库，我都曾拜访过。过去的五年里，在美国至少有一百篇论文以上，曾批评美国智库的发展。尤其是去年8月，美国纽约时报一大篇文章批评美国智库做错了。有一次我见到基辛格博士，我问他，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好智库，但美国过去二十年的战略全都错了。当年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现在却衰落，那么多新兴国家都起来了。所以，我的观点是，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首先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另外，我也不太认同说美国政府没有智库，他们很强，我们不行。美国和平研究所，就座落在美国国务院边上，是美国政府的官方智库。美国的咨询公司，兰德公司也是智库，是吧？另外，美国大学也有很多的智库。最牛的是胡福研究所，挂靠在斯坦福大学，这种程度上讲，中国的智库和美国的智库有很大的区别，但区别也不是很大，就像黄种人和白种人，也是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同样是人。同样是智库，中国至少有三个特点稍弱一些，第一是如何更好地为决策层服务。第二是他要有影响力，第三个是智库应该是一个产业。

　　所以这个角度来讲，某种程度上这个三大点的确是中国不如美国智库的。尤其是我刚才讲了这产业的方面，所以我自己认为我们的确是落后了，但是不至于说非要他们很强，我们什么都不是，也没有这个程度。我认为主要是落后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国智库没有形成一个产业，美国智库已经是产业了，第二个是中国智库人不够专业，美国人非常专业，搞媒体关系就搞媒体关系，政府关系就是政府关系，研究就是研究。咱们研究员什么都做，那不行。

      第三个是美国的智库和中国的智库，还不够职业，必须要市场化，像足球运动员职业化一样，我们这三个产业，专业和职业解决了，我认为中国智库还会迸发出更好的明天。

　　马国川：谢谢王文，他很有自信，但是袁岳董事长有不同的看法。

　　袁岳：1967年美国明确的立法政府不是智库，兰德就是那个时候私有化的，那个时候劳动部是智库最多的，15个，全部私有化了，其中有一个就是芝加哥大学，就是著名的芝加哥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所以这是法律的要求，为什么当初这么干，就是因为国会发现你弄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你要钱的时候说一大堆要钱的理由，花完钱以后说钱花得很好，他觉得这个东西不靠谱，他觉得你可以委托政策研究，你可以要预算，但是不是自己干，是要外面干，这是机制上的变革，今天我们养了很多的科研事业机构，都是养了，养了半天以后，我是给你食的，我给你饭吃的，你还不给我脸色，我们一大帮人都是揣测别人的脸色，无非是揣测习大大还是李大大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涉及到独立与否的关键，这是我非常坚定的主张。我们参与国务院评估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真是所有人都想骗中央，所有的地方都是想骗中央，所谓骗就是说他们做不大，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系统的，大家打一个招呼就算了，谁和谁过不去呢？我们是软硬不吃，虽然是民间机构，我看你这样就是这样，一是一，二是二，就是那样说，你请我吃饭就是跟你算饭钱，真拿你没有办法，我觉得独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智库的本质，为什么不能，就是说不会，我前面说这个非典型，不是简单的谁圈养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正当是有智库的，或者是说政党观念很紧，政策之间，比如说民主党上台了，跟他近一点，或者是说政府不能直接干这个，或者是说给政府干的不是智库的范畴，是帮助政策做诠释的，不是智库这个范畴，这是我说的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智库不要理论的，我认为理论也是跑到学术那去了。今天我们缺少的，缺少什么东西呢？不少形而下的，我们搞资讯公司最多的是搞形而下的，不搞形而上的，大学最擅长的是搞理论，缺什么，形而中，社会学中有一个理论，一个社会是不是可操作，就看有没有中层理论。要把形而上和形而下连接起来，形而上你说我们习大大说了一带一路，你能说一带一论不好，你的思路能超过习大大，我们看所有的文章都是大圈圈里面画小圈圈什么意思，习大大都不想看，你能画过我的，形而下不想干，形而上超不过，要你干什么，所以我们宏观经济学很发达，微观经济学不行，中观经济学没有。都想干大的吹牛，干小的挣钱，没有人间中间的实事，国家的层面上，不就是在中间的层面上使大的操作吗，所以政策的实质在于中，中不中，就是这个。

　　第三个要改革的是什么，现在自己偏偏是被决策者虐的对象，还检讨自己素质很差什么的，这个机制下你可以变得多好啊，让你随便说吗，你还敢说一带一路本身就有毛病，你肯定不敢说所以说不要自我检讨那么多了我就是说看是智库采购机制有问题。

　　比如使我们是一个独立机构，说实话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想报效最高领导，我们有一个报告被温总理批了，批完了以后要查什么，查到社科院，说你怎么查他呢，他想给你报没有系统啊。温总理批的时候是说这种信息很重要，但是关键是让我先看啊，问题是我怎么给你先看啊，你又没有一个直报机制。所以真正对独立的机制之间，智库是一个什么机制呢？难道我有一个退休的副委员长就算智库了，有一个退休的部长，有一个退休的老同志就算智库，智库和有没有退休的同志有关，我又不是人大，又不是政协，哪有这个资源，或者是说我整天伺候老同志，伺候不过来，我是老干部公司嘛。

　　马国川：现在开始批评老同志的干预了。

　　袁岳：不是，我就是说只是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建立一种机制，最重要的机制是什么，我们这些人愿意干这件事的人都是有热情的，也多少有一点点斤两，问题在于什么，有一个平行的采购机制。比如说有一个重要政策，你给民间说这个思想，我们希望政府型的机构，学术性的机构，咨询的机构你们都可以提出一个方案出来，你弄一个联合采购，听一个三方的意见，我们互相的竞争中，市场经济的东西，竞争才会出最好的东西，不要互相说谁好，我们整天溜这个马，第二次会比第一次表现得好，我们智库就像溜马场搞一些题目，大家溜一圈，看看谁的水平怎么样，溜到最后大家的水平就会上升了。

　　马国川：讲得非常好，我们还有12分钟，每个人两分钟，我们讲一下什么样是中国智库，中国智库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接下来怎么办？我希望听听吴院长的意见。

　　吴晓华：刚才提出这个建议也是在做，包括我们现在政府的任务都是在平行布置，体制内和体制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了，这个机制，政府的采购机制正在不断的改善现在国家也是在搞这个高端智库的建设试点，就是关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智库都有参与，我觉得大家说中国的智库春天来了，我觉得真的是春天来的。这个智库在专业性上的下工夫，现在智库都是一哄而上，一哄而下这个问题，提出的观点和结论都是不痛不痒，你说这个中，都中上了，怎么样理解这个中。所以说我觉得下一步既要顶天，又要立地。既要有战略性，宏观性，延展性，也要有可操作性。现在缺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马国川：谢谢，既要顶天，也要立地，林院长，听听您的高见。

　　林尚立：我基本的想法是中国要形成智库市场，因为现在的智库，实际上为国家战略以后，都是国家在指定某一些，应该形成智库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竞争，包括了人才的市场流动，没有智库市场，乃要真正形成一个一流的智库，那是封的，或者是说自己成长起来的，有了智库市场就能够成长起来，因而还要给智库一点时间，不是拔苗助长可以解决问题的。

　　马国川：太好了，非常精彩。智库市场。杨院长。

　　杨沐：我讲一下和袁总不同的意见，我们长期在海外看中国，海外看中国，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果，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巨大的，不能否定。这个成果的来源之一，是中国的智囊，中国的政策研究人员做的贡献。尽管你不叫他智库，或者是叫什么，他在起着这个作用。

　　第二点未来怎么样发展，我感觉到两条，一条是从智库自身来说我们要加强自身的建设。什么意思？我认为智库的建设，智库的要提出政策研究，包括了跟学术水平我认为是一个，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你没有学术水平，你的政策建议没有深度。没有预见性，这是我感到必须要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当然也有一些是没有学术背景的，也是可以存在的。但是我说要有一些好的报告的话，一定是要有学术深度的，有学术的基础的。

　　从社会来说，我认为我非常赞同刚才讲的，应该有开放性，应该有市场也好或者是开放性也好，允许各种各样的智库存在。就是说民间的智库，就是他现在不成型，不符合两办文件里边讲的八条，就是说不符合这八条的，要存在为什么要不准他存在呢？你让他去试，他写的东西如果没有人接，就没有市场，就没有他的需求，他就存在不下去，不要用国家的钱去硬去支撑一个智库。这是我反对的。

　　现在发多少钱给每一个智库去做，发几年，十年，看成功不成功，不成功再停掉你，我感觉这样做是很不合适的，不适合中国的传统方式，这种方式不适合，应该通过市场，通过比较。

　　好的智库都支持，坏的支持，没有能力的智库，就让他自己淘汰，不要再加框框，加限制。让大家努力提高自身让大家去竞争，在竞争中更好的发展。谢谢。

　　马国川：谢谢杨院长，讲得非常好，这是自由竞争，自然淘汰，八个字。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袁岳：一个好的机制下，比较差的智库可以有比较好的表现，在比较差的机制下，比较好的机构会有比较差的表现。所以说，刚才这个话说到最后有一点感觉我否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要是否定的话习主席为什么要搞建设新型智库啊，原来是可以的了。说明我们原来这一套方法显然不能满足现在这个时代的要求。说一带一路大家吹了很多牛，有谁给我讲讲国别的情况，65的国家的情况，这个政府很好，政府一换，都是搞不明白，我们研究非洲的时候都是大非洲专家，没有国别专家，都是瞎糊弄的，说明原来的东西，固然功劳很大，大是问题更大。

　　我现在要说的是，有一点我们达成共识了，搞一个市场竞争机制，但是我怎么样竞争呢？比如说按照这个政策一说，就必须是非盈利机构，我们就是咨询公司，我们注册公司，我们干脆就是注册一个非盈利的，人家说不行，为什么？不能像王文那样挂靠在人民大学，人家说科技，先拿两百万，你明白吗过路的都是要拔毛的，没有想让你成事。我想注册费盈利机构，注册不了。如果我注册成功了，所有的管钱的部委都有下面的所谓的智库，以来的什么科学，现在叫做事业单位，都是他的的，发钱都是发给你吗，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我就是说今天真正获得好的机制怎么样弄呢？就是说至少纯体制外，纯体制内你们家自己的机构，所谓的智库，自家智库，和答题纸内，不是其他的部位的，但是有研究的，其他的和完全在体制外的机构，至少有平等的，至少说身份证是一样的，我弄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得让我成一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叫做过路费，我谈了七八个先交过路费，这个成本太高了，怎么弄啊，然后还说这种机构还要继续交税，他说这个东西一样，不能少。反正死活想走正道拿不出来，身份证拿不到，再拿了以后和人家距离非常远，人家是处长，天天请人家喝酒人家还不一定来呢。

　　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我们黄院长说的画大圈圈，画完了以后民间没有几个，想干这个，没有挣钱，怎么干啊，有家国情怀，死无葬身之地，怎么干啊。

　　马国川：谢谢五位嘉宾的精彩发言，至少有一点共识大家达成了，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真正的智库市场。我印象中2012年我们财经年会邀请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科斯有一个发言，视频的，老先生一百岁了，不能到中国来，他说中国急需一个思想市场，智库是提供思考的，只有有真正的思想市场才能推动中国改革，顺利前进，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顺利的转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智库，才任重而道远。谢谢大家。（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