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昨日文章 刘鹤：改革派与实用主义者（中）

 

       下面我们选择刘鹤比较重要的六篇文章或采访报道原文附在最后供参考：

 

       附录一、需要高度关注的四个问题（发表于2008年第8期《中国金融》）

 

       每当世界经济或者一个国家经济面对危机的时候，经济学家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好的药方能够使危机迅速摆脱，坏的药方可能使经济变得更坏。不管怎样，现在是经济学家大展身手的时候。有几个问题需要高度关注。第一个问题，由于美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他的经济体，包括亚洲的经济体真正可以做到独善其身吗？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样定义目前全球出现的通胀，如何认识中国通胀的问题，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全球性的通胀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第三个问题，我们总是说结构调整，希望中国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但在结构转换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新的失业的问题。我们的金融制度以及其他的制度究竟该怎样安排？第四个问题，目前虽然全球金融市场面对暂时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是终究我们将面临一次全球流动性的大量过剩，各个国家究竟该怎样应对。

 

       附录二、增长点与关注点（发表于2010年1月《中国改革》）

 

       2009年12月初，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客观评价了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的表现，清醒判断了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和中长期发展趋势，突出强调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大战略导向，明确提出了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基调和主要目标。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谈一些个人观点。

 

       在复杂内外环境下稳中求好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对经济形势作出判断时，使用的关键词句是，2009年可能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在2010年使用的关键词句则是，这一年可能是极为复杂的一年。用“复杂”二字概括2010年的宏观格局可能较为准确。从总体上看，全球经济已经从突发震荡中逐步趋于稳定，世界经济复苏已经开始，但复苏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偶发事件。从历史上看，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延续了五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要大大超过亚洲金融危机。因此在这个阶段，任何盲目乐观和抱有各种幻想，可能都是非常天真的。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人员来说，理性、审慎地对待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可能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2010年经济面临诸多两难问题:

 

       第一，世界经济复苏的方式面临两难选择。就主要大国而言，依靠印发储备货币、抬高资产价格和重复过度消费的模式是不可行的，而努力实现再工业化、提高关税和期待实体经济创新形成发展动力，似乎在短期内也难以做到。因此，全球经济复苏方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可以从全球投资者对股市选择的犹豫态度中明显体会到。

 

       第二，总需求格局仍然复杂。发达国家储蓄率稳步上升，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投资需求虽然旺盛，但在市场消化产能存在较多困难。消费虽然保持了一年多高速增长，但其增速明显超过了收入增长速度，形成持久的内需拉动格局存在很大阻力，其深层原因是国内收入分配差距和缺乏足够的中等收入者。

 

       第三，宏观政策选择存在两难。主要国家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力度较大的干预后，世界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但政府的干预能力最终受到财政收入状况的制约。尽管如此，市场主体的投资热情尚未被启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调整需要较长时间。“退不得”“进不得”的两难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第四，总供给格局的调整也面临现实困难。就世界而言，由应对气候变化引起的国际商业规则正在酝酿之中。就中国而言，连续六年农产品丰收后，实现紧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制造业的产能扩张已经很快，但兼并重组和技术创新都面临新的难题。服务业比重上升是长期趋势，但服务业发展也面临制约。

 

      最后，在经济转型阶段和金融危机冲击的双重影响下，社会心态呈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全社会的公民意识逐步加强，对社会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都说明，那种简单判断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世界经济将再一次走向旧模式下繁荣的看法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尽管形势复杂，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还会好于2009年。从增长来看，外需趋于企稳回升，投资需求将继续保持相当力度，消费需求仍具有惯性，因此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将略高于2009年。就业形势虽然严峻，但越来越多的非公有部门开始扩大用工，政府进一步扩大对社会事业的支出，这些都会使新增就业数量高于2009年。物价形势总体稳定，通胀率会转负为正，但需求拉动引发通货膨胀的现象几乎不可能。虽然存在输入型通胀的一定风险，但中国经济经历了油价每桶147美元的困扰之后，应对这类通胀已有明确的政策思路。国际收支顺差将继续保持，但在国际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投资者会调整投资的国别选择和币种选择，国际收支顺差压力过大的局面虽不会改变甚至有所扩大，但总体可控。因此，对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格局持审慎乐观态度。

 

       强调2010年中国经济的特征是稳中求好，就在于在增长可能保持稳定的同时，中国经济会加快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步伐，这一点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告中已经有充分体现。以“求”字表述，有力争之意。2010年强调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强调了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前者是基调，后者是方法。强调这个提法主要在于两点：第一，国内的公共项目建设和其他刺激需求的政策都需要连续稳定，特别是完成已开工项目需要时间；第二，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国内经济条件也在变化，因此要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两难因素都存在的前提下，正确的思想方法，不是贸然对不确定因素做出零和判断，而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长期方向。就好像在高速公路驾驶汽车一样，重要的不在于岔口选择是否一次失误，只要始终对准大方向就会到达终点。

 

       突出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的原因是：上一轮全球经济周期中形成的国际三角形分工格局不具备巩固的基础，国内过度依赖出口和对资源过度消耗的增长格局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影响社会和谐，超常规的经济政策取得明显效果后要更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新趋势要求与时俱进地调整经济结构，实现201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所剩时间已经不多，更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现实课题，是稳定扩大内需、防止资产泡沫和抑制产能过剩。扩大内需政策的目的之一，是弥补外需减少进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抑制产能过剩则意味就业岗位的缩减。同时，扩大内需意味货币供应量继续增加，但在微观经济主体面临投资方向选择困难且市场回报率不确定时，会更倾向于选择投机性的避险行为。由此看来，孤立处理三个宏观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十分困难。

 

       稳步推进城市化则可能获得解决这三个难题的更大回旋余地。

 

       从需求角度看，城市化的推进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住房投资需求将继续增长，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加特别是中等收入阶层人数逐步上升，无疑会带来新的消费需求，对普通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将大大增加。

 

       从供给角度看，城市化所带来的投资需求将有利于消化过剩的产能。兼并重组和提高生产集中度是必要的，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强力推进也会使社会短期成本很高。城市化创造出的投资需求，是消化这些“过剩”生产能力的主要渠道。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创造的需求，将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重要导向作用，基础设施、制造业、营销网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将获得更加明确的生产方向。

 

       从金融体系的资金状况来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2009年投放的大量流动性需要有效消化。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扩张的支撑，流动性过剩可能带来资产价格泡沫。在明确的城市化政策导向下，巨大的流动性将流入到与实体经济紧密关联的建设领域。这样，中国宏观经济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局面，城市化健康发展恰恰能将流动性配置到恰当的实体经济领域。

 

       几个主要关注点

 

       —大国汇率变动。核心指标是美元。美元汇率对世界经济复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美元价格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原油等初级产品、黄金和其他资产价格，也决定着各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程度，左右着各国复苏方式的选择。危机发生后美元汇率的变动表明，决定美元汇率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的程度以及由危机引起的投资者心理变化、美国国债的数量及其可持续性、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实体经济的表现以及大国政府行为。

 

       围绕气候变化的国际商业新通则。应对气候变化几乎成为新的信仰。虽然存在科学家的争议和具体国家配额指标的差异，但国际商业通则正在形成。由此将创造什么样的商业模型、各国市场规则如何调整以及企业家的跟进程度，需要密切关注。

 

       全球总需求格局。这主要取决于美国家庭储蓄率的变化、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的程度，也取决于主要国家人口政策和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应对方案。保护主义倾向亦要关注。

 

       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主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现金流和中小企业的利润率等关键指标。股市和楼市等资产价格变化及其分布状况亦要特别留心分析。

 

       反映社会满意程度的指标变动。主要包括就业、收入分配、中低档住房租金、大学生适应市场的能力和各种社会舆论焦点。

 

       此外，还要高度关注各种突发性小概率事件。迪拜债务危机的发生和希腊信用评级的下降，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甚至有可能出现一波三折的局面，对此需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附录三、关于改革的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重点内容（本文原刊于2012年10月1日出版的《比较》）

 

       “十二五”规划对改革提出的直接要求是，通过改革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的任务。
　　
       《建议》认为，中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不加快改革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改革内容上则突出强调了两点：第一，改革的路径要进行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第二，要围绕转变发展方式的难题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后，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由现实发展问题提出的，历次改革都有非常鲜明的问题导向性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通过改革解决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突出矛盾和制约，推动发展水平提高到新层次。“十二五”规划对改革提出的直接要求是，通过改革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的任务。《建议》认为，中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不加快改革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改革内容上则突出强调了两点：第一，改革的路径要进行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第二，要围绕转变发展方式的难题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关于改革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中央政府决定改革后，采取的方式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八十年代，中央政府鼓励通过各种形式的改革试错，探索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方式。一旦局部改革试验成功，立即总结经验和形成政策在全国推广。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建立经济特区，都是这种改革方式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当微观经济基础通过改革发生实质性变化后，就对财税、金融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出新要求。这推动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和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并使九十年代中期的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全面加快。

 

       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经济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又对上层建筑特别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政治参与方式的变革提出迫切要求。国际社会称之为“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实际上是一个“从局部到全局、从微观到宏观、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的“利益倒逼改革路径”。这种路径之所以在中国取得阶段性成功，就在于它遵循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演进法则和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市场主体的自发性冲动和政府对改革自觉性引导相结合，是以往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市场主体的自发性指的是人类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本能，政府改革的自觉性则来自更深层的历史原因和理性思考，至少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深刻反思，对建立现代化国家理想的坚定认同和在实践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理性认识。

 

       与以往不同，中国“十二五”《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改革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第一，虽然实验和试错的改革方式仍十分重要，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推进的改革必须整体配套、协调推动，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必须制定总体规划，对系统目标、系统结构和功能进行顶层设计，动员全社会成员形成深化改革的舆论共识，并以立法形式固化改革成果，其动力机制是自上而下的，虽然初始动力仍在基层，但任何局部改革实验都无法替代对新一轮改革的顶层设计。第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政府的主要力量用于应对外部挑战和震动，虽然改革继续推进，但是不少重要改革内容被迫放缓。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和发展又提出许多新的改革议题。在新老改革任务叠加的形势下，必须明确时间表和优先顺序，使改革有序推进。第三，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提高，国内改革也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因素，在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中，需要立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考虑其外部性及多重反馈因素。当改革从经济层面逐步进入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推动的新阶段后，需要进一步明确推动改革的政治原则，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涵，这也不是局部改革所能回答的问题。

 

       二、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要加快推动的几项改革

 

       规划者认为，从经济总需求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高投资效率，减少净出口；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提高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中等收入者比例和人力资本质量，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向更多依靠内需驱动、创新驱动轨道。《建议》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改革垄断行业和发展非公经济）、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深化财税改革（特别是建立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财政体制和推进资源税、增值税扩大范围，所得税等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特别是发展中小金融、资本市场深化、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汇率改革）、健全市场体系、加快要素价格改革（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建立信用体制和煤、电、油、气、水等价格改革）以及加快社会领域改革（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等几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改革任务，同时提出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增加透明度、扩大公共参与和维护法治权威等）的要求。本部分结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具体介绍几项重点改革任务。

 

       （1）围绕扩大就业和完善创业环境所要推动的改革

 

       通过扩大就业和完善自主创业环境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关键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小型民营企业，这是扩大就业和创业机会的主要空间。最近几年，虽然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和小企业发展，但仍面临各种困难。在发展战略观念上，社会舆论存在对战略性新产业和大企业的偏爱；在政府绩效考核上，小企业似乎起不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在市场环境上，小企业发展面对着法律、制度、政策、管理等方面的许多难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建议》希望加快推动几项重要的改革。首先要以立法形式放宽市场准入，完善发展环境，使其与国有经济享受同等的公平待遇。要建立正式的融资渠道，加快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特别是采用股份制方式对农村信用社进行全面改造，使之成为县域商业贷款的主体，发挥其配置储蓄资源的重要作用。要继续深化资本市场特别是创业板风险投资市场的改革，使小型企业的创新行为获得金融资源支持。要加大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的支持力度，完善市场竞争环境，加强权益保护，加快信用评价机构的发展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创造有利于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与此相对应，要清醒认识到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准确界定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应当发挥的作用，进一步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使不同规模企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获得发展机会。

 

      （2）围绕城市化和人口转移所推进的改革

 

       这主要包括保障性住房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整合，以及加快教育、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内容。这里重点介绍前两项改革。

 

       “十二五”时期，政府面对着十分复杂的房地产发展形势。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对住房产生巨大的刚性需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使流动性过剩和投机需求压力加大，人均收入增加后改善居住条件的意向强烈。几个因素相互影响使大城市房地产价格飞速上涨，资产泡沫化压力显现。《建议》解决住房问题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明确政府与市场及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分工。中央政府将更注重基本政策和制度建设，地方政府更多承担廉租房建设和公租房建设的责任。要努力满足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中低收入者的居住需求，但不盲目追求提高产权房比重。第二，规范土地使用、住房消费信贷条件，引导形成满足多元化需求的商品房供给体系。第三，开展试点，在建立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征收对象和标准、税收归属和使用等方面积累经验，研究开征房地产税，以此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并获得扩大公共服务的税源。第四，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引导社会预期，严格管理投机需求，避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把“碎片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整合起来，扩大覆盖面和实现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是“十二五”时期社会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实现基础养老全国统筹对适应城乡劳动力转移的新形势十分重要，也具备条件，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对各省基础数据进行系统性集成，精确核实支出对象，并调整原有队伍管理归属，防止道德风险。要调整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关系，使事权与财力相匹配。在具有跨省外部性的社保领域，要逐步提高中央政府事权集中度。由于不少省份已经出现“收大于支”的情况，需要解决社保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通过国有企业利润“分红”的办法补充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缺口，是已经形成的社会共识，其经济和政治理由都很充分，应当加快实施。要积极推进养老基金投资运营，这既有利于资本市场发育，也有利于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

 

       （3）围绕加快服务业发展、提升制造业水平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推进的改革

 

       税负过高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把增值税征收方式扩大到服务业并相应取消营业税是改革方向。营业税是地方税种，其税收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财源。因此，在推动这项改革时使地方利益不受影响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此外，服务业发展要在土地使用、水价、电价等方面享受与制造业同等的待遇，放宽市场准入，调整不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法律。服务业发展需要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这对加快教育改革提出新要求。

 

       受市场条件变化和资源环境制约，中国的制造业总量过大，但质量不高。必须在节约能源、降低物耗、减少污染排放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取得明确进展。为此，《建议》提出加快煤、电、油、气、水等价格改革步伐，普遍实行资源税，使资源价格真实体现市场供求关系和外部成本。明显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限制各级政府为追求国内生产总值扩大而产生的投资冲动，减少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投资审批制度，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并加快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全面加快。从改革的角度，《建议》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强调了两点：第一，坚持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规划者注意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对已经产生的技术储备进行创新式集成，是本轮产业创新的基本特点，而这种创新方式存在盲目性的市场风险。中国正发生着巨大的结构性市场需求变化，只有企业家才能发现和捕捉真正的市场机会，通过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机制使技术成果产业化。第二，保护知识产权。这是激励技术创新和发展新产业最核心的政策，也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建议》决心在社会舆论、立法和执法、经济和科技政策激励等各个方面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努力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从外部环境特别是总需求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从扩大内需到推进城市化、发展服务业、提升制造业和扩大就业，从发展方式转变到推进改革的路径和重点领域，《建议》存在内在的逻辑递进关系，这是中国未来发展和改革的路线图。逻辑严密的思路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对于微观经济行为来说，捕捉机会至关重要，但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人员来说，第一位的职能是界定和防范宏观风险。《建议》在部署“十二五”规划各项任务时，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以防范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宏观风险。需要高度关注几个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结构性边际变化。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类生产成本上升速度已经明显加快，发达国家央行继续大量放水，国际货币流动性充裕，国际收支顺差仍然较大，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这使亚洲国家资产价格上涨压力和经典式通胀压力都在加大。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总需求相对收缩，扩大内需尚需时日，而全球性传统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突出，国内产品的市场实现和保持经济增长合理速度并非易事。在经济增长、调整结构和治理通胀这三者之间保持平衡，是“十二五”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课题。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需要实施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并相应建立宏观审慎管理的制度框架，这也要求加大改革力度，尤其是汇率形成机制及其相关价、税内容的改革力度和明确顺序。　
　
     （本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刘鹤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上所作《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扩大国内市场》报告的第三部分“改革的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重点内容”摘录而成。）

 

       附录四：把发展新经济与改革的目标统一起来----中国发展新经济的路径依赖和现实挑战（刘鹤，2001年6月15日在深圳“全球脑库新经济研讨会”上的发言）

 

      （50人论坛•北京）我的发言并不是理性归纳，而是实践中产生的看法。不久前，我参与了国家信息化“十五”规划的工作，对国有信息机构进行了改革，有了一些现实的体会；组织推进了几个大的国家信息化工程的建设，组建了几个股份制的信息公司。通过这些实践，我产生了一些想法，可能是片面的，但不是凭空想象出来或仅从书本上读出来的。

 

       一、关于中国发展新经济的路径依赖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有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同国家的路径选择，或者说路径依赖，中国在接受和发展新经济的过程中（此处特指互联网经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极不相同的初始条件，因此，需要准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把握中国初始条件的变化特征，特别是不断出现的结构性新现象，扬长避短，以期新经济获得比较好的发展。

 

       众所周知，美国是发展新经济的领先国家，它在发展新经济方面，具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初始条件，具体包括：第一、相对成熟和完善的市场制度、信用制度和专业化的服务体系，创新的意识形态和相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在这种创新体系下，政府、研究机构，公司和大学产生了比较好的互动，并且有一套完善的机制，保证相互之间的协作。由于这个创新体制的存在，吸引着各个国家一流人才进入美国。第二，有比较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猎头公司和相对完整的资本市场。我们知道，风险投资是发展新经济的血液，风险投资作为桥梁，把技术的创新和市场的需要有效地沟通起来，同时，风险投资家作为人格化的投资者又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股东组织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公司结构。我们长期对风险投资有一种误会，认为风险投资者是出钱的人，实际上需要从更深的含义来理解风险投资的作用。第三，在上述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技术储备和公司的技术垄断地位，新经济竞争的真正制高点有两条：第一条是标准；第二条是人才。美国由于特殊的条件，使得他们在制定标准方面具有领先的，或者说得天独厚的优胜地位。理解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相应的地权，无疑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在工业时代，能源和相对的所有制结构是工业的制高点，相派生的可能是大规模生产体制；在新经济时代，制高点已经转向标准和人力资本，对此我们确实需要有深刻的认识。除了上述因素以外，一度强有力的公共政策和发展战略，对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也有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在市场制度、风险投资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创新体制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差距，中国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角色与美国相比也有较大的落差。因此，这些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完全效仿美国的道路发展新经济。

 

       但中国也有美国所不具备的鲜明特点，至少有这么几个特点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第一，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很低，目前只有800美元，但城市化正在推进，城市经济正在扩张，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人口规模将近达到两亿的庞大的中产阶段消费者。这个消费群使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逐步建成现代的市场，他们对住房、汽车、教育、信息产品正在产生巨大的需要，而这个需要已经成为近几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第二，庞大的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和地理优势正逐步地与新技术相结合，外国投资者也向这个领域不断的流动，这使中国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或者整个世界经济的新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制造业起到核心作用的并不是或者说不仅是原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在浙江的温州、在广东的东莞、在江苏的苏州、包括昆山，中小企业的作用正在不断地扩大。第四，中国有几千年的教育传统，人才资本技术储备相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雄厚，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储备正在与国际化的惯例对接，随着加入WTO，两者之间对接的程度将日益紧密，海外的留学人员也开始回流，这种回流既出于长期的战略考虑，也由于短期宏观经济互动的因素。第五，经济体制转制的速度开始加快，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体制正逐步形成，而这个转制的过程既有来自基层企业的动力和消费者的动力，政府也在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

 

       这些情况决定着中国发展新经济的主要路径或者特征，一是建立标准方面中国很可能走出新的道路，以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来带动产业规模的行程，通过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广泛的国际合作，促进形成标准，中国在新经济发展的定制化能力可能是通过内需拉动的，最明显的案例就是最近的3G标准。第二，在面向市场方面，中国新经济发展将不主要是出口导向，而是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高度对接，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调是结构调整，这包括城乡结构的调整，即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即制造业的重组和服务经济的发展，包括地区结构的调整，即在沿海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快西部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应这种经济调整所发生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和生产关系调整，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要面向这些巨大的需求。第三，在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相结合、相互渗透的方面，政府和民间将有广泛的合作与互动，政府的作用并不仅是计划经济的影响，而是长期的文化。政府创造外部环境，主导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地发挥民间的力量，推动新经济的发展，将成为未来中国新经济发展主要的体制特征。因此，一方面中国会高度重视界定政府的公共职能，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完善制度，发挥民间的作用。

 

       中央政府刚刚制定了第十个五年计划，“十五”计划明确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国民经济跨越式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是基于一系列重要的判断，也就是说新经济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技术变革，而是一场引发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革命，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机会，也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国家已经明确了应用主导、面向市场、资源共享、竞争开放的发展路径，已经提出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发展指标。初步预计信息产业占GDP的比重将从2000年的4%提高到2005年7%，中国的网络规模有可能从目前的世界第二位发展为世界第一位，电话的普及率将由目前的20%上升到35%以上，中国政府将在工业、农业、城市、社会保障、文化、金融、保险、教育等各个领域全面推进信息化进程。总的来看，以新经济推动传统产业改造，以新经济促进体制改革的发展战略正在中国产生，我们已经看到，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和公司已经把信息化战略作为最重要的发展战略加以跟进。

 

       二、中国发展新经济的现实挑战

 

       中国发展新经济虽然有非常光明的前景，有自己独特的路径，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非常现实的挑战，我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美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经济是发展新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在纳斯达克股灾发生以前，投资者和消费者对新经济有过分乐观的预期，这导致了投资的增加，资产价格的上升，股市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拉动了消费。但是在某一个时点上，生产能力开始过剩，投资的数量和投资的回报无法对应，消费者和市场开始质疑，泡沫开始破灭，新一轮的调整开始发生，美国经济减缓开始对其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通过资本的流动、贸易需求的变化、人才的流动和预期几个方面影响到其它国家，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目前各个方面都在关注美国经济什么时候，以何种形态复苏。不仅从汇率和宏观角度，而且从商业模型的变化、大公司的行为来关注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新经济的发展。我们看到，大公司的行为产生了三点最为明显的变化，首先，向主流经济全面地回归，新经济从空中开始落地。第二，对旧的经济体系进行整合，形成更有效的供给链条，在新的供给链条中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第三，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创造新的制度。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内部交易的外部化和虚拟产权的出现，以及相应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但对这些究竟有没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利润，大家都在观望，而这种观望的态度，无疑影响投资者的行为，也对中国新经济产生了影响。

 

        2、发展新经济的要求与传统体制的冲突

 

       前面讲到，新经济并不简单地对新技术的扩散和应用，政府的信息化并不意味着仅仅增加投资、微机和用网络把工作流程连接起来，实现无纸办公。它本质上是业务流、信息流的重整、体制结构的重整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种种冲击，特别是对即得利益进行调整。它要求着产生一种新的、扁平的、互动式的结构，并对传统的纵向一体化和金字塔结构进行挑战。新经济要求互联、共享、整合，而计划体制的旧经济要求封闭、独占和纵向一体化。这种冲击以及由于这种冲击所带来的影响，目前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两者之间的冲突还会发生。因此，需要把发展新经济的目标和改革旧体制的目标进一步结合起来，促进两者之间的互动。

 

       3、人力资本的局限性

 

       我们知道，在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通过人力资本实现创新，是新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的人力资本尽管相对丰富，有一个致命的弊端就是由于传统的教育体制，专业分割得非常厉害。工程师的知识集中在非常狭窄的科技领域，由于这种职业的偏好，使得他们更有兴趣做一些体现技术水平高的工程项目，而对主流经济存在的特点以及对主流经济进行体制改革的要求似乎不重视，也不理解，这就导致了技术与市场需要两层皮的现象。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非常需要产生一批具有亲和特征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对市场理解，对技术也理解，把两者的行为可以对接起来，而企业家必须产生于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目前我们的治理结构无论从理论、政策和实践来说，都处于初级的发展阶段。因此，人力资本的局限性和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是新经济发展的另外的一个重要制约。

 

       4、垄断的制约

 

       新经济的本质是自由竞争、自由流动，但目前我们存在两种垄断，非常不利于新经济的发展。一是行政性的垄断，行政性的垄断与传统的审批制密切结合。在推动信息化的过程中，各个部门、各个省以及省内的各个厅局，都要求建立信息化平台，这产生了严重的重复建设，令人担心的是，这种重复建设并没有沿着新经济应该发展的轨迹前进，而是走传统工业的道路。汽车工业发展的教训，是政企不分的办法不利于汽车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和规模经济的形成。与行政垄断相对应的是外部交易的内部化，推动新经济发展和建立政府的信息化平台应该广泛地进行招标，使最优秀的力量能够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这些项目的承担者，都交给了内部水平比较低的部门来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更令人担心的是，发展新经济的本意是通过发展新经济促进体制改革，但如果这种现象继续沿续，很可能产生一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

 

       垄断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电讯的垄断，虽然中国电讯一分为四，价格竞争开始出现，但是长话业务仍然一家独占；市话业务存在着自然垄断又难以监管；移动通讯竞争仍然不充分，相互制约的监管框架还没有形成，这导致了信息产业发展的外部成本很高，消费者的剩余也在减少。推动反垄断的进程是发展中国信息产业和新经济一个现实的挑战。

 

       5、使创新活动没有出口，资本市场尚不发育

 

       新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创新，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中小企业，我们不能对传统的大型企业在新经济领域发展方面报以过大期望。但中小企业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依靠自身的积累，不足以形成规模，另一方面又不可能获得财政的支持。因此，只能通过资本市场的发育来获得发展的资金来源。因此，发展新经济意味着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而发展中小企业意味着对资本市场报以厚望，但是目前这方面进展的步伐仍然缓慢，存在着种种担忧。我的想法是，短期的问题需要从长期的结构角度来加以认识。中国发展新经济是总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资本市场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应该大力提倡，大力支持，加快发展。

 

       6、基本的市场制度尚不键全

 

       包括信用制度、知识保护产权制度、担保制度、中介机构的服务、公司治理结构等等各个方面，如果不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就不可能实现新经济的振兴。前一阶段，我们讨论电子商务，但实际的情况是有电子无商务。发展电子商务的正常路径是先保证商务流程的正常运转，再使交易电子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在基本的市场制度上下更大的功夫。

 

       7、新经济和数字化差距或者数字化鸿沟

 

        新经济确实存在着双刃剑的现象，一方面在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对公平问题提出了挑战。从整个世界的情况来看，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一种新的现象正在出现。有人说，我们都回到了俄林时代，区位理论开始产生重要的作用，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正在上升。美国、日本、欧洲、中国的沿海地区和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少数地区成为投资的热点，而那些欠发达的地区，可能被抛得很远，包括非洲、包括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等。新经济正在强化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现象，在中国内部这种现象也已经开始出现。虽然中央政府推出了西部开发的战略，但是，统计数据表明，1998年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占全部利用外资的比重为6.4%左右，但这个数据到了2000年下降为4.46%，2001年可能还在下降。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不同收入群组的影响，二八定律正在强化。所谓二八定律指的是20%的人占有80%的增量社会财富，受教育的人获得更多的机会，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正在被排斥到新经济发展的潮流之外。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就业，而创造就业和直接发展新经济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研究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使得这部分人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发展机会。

 

       尽管中国发展新经济面临种种制约，但如前面所说的，如果把新经济的发展目标和市场化的改革密切结合起来，和中国的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本的潜力，新的经济现象会不断在中国得到强化。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准确地界定政府的公共职能，制定好的公共政策，创造比较好的外部环境。面向21世纪，我们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需要抓住机会，面对现实的挑战，提出正确的对策。对这一点，我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

 

       附录五：加快服务业发展要分清政府和市场关系（刘鹤于2012年3月24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海)研讨会”的讲话）

 

       刘鹤：尊敬的杨雄市长、尊敬的周禹鹏会长、尊敬的朱德贞总裁，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参加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管理公司共同主办，上海浦东新区政府，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协办的中国经济转型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高层研讨会。首先我代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向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表示衷心的祝贺，对各位领导、专家，各位来宾以及新闻媒体界的朋友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有关机构对这次会议做出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认为在十二五规划实施第二年举行这样一个高级别的研讨会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知道，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总的政策导向。在这个背景下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毫无疑问是贯彻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方向。下面借这个机会，我想就两个问题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第一，就是要深刻认识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第二我们要把握好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几个关键的问题。就这两个问题我说一下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跟我所在的机构没有什么关系。

 

       首先我想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关于深刻认识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首先我们需要对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到底什么叫服务业，什么叫现代服务业？我们知道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直接取之于自然的产业，被称之为第一次产业，对取之自然的产品进行加工的产业，被称之为第二次产业，同时对第一第二次产业进行服务的产业统称为第三次产业，或者叫服务业。在服务业当中又提出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区别。究竟怎么认识呢？我个人的理解是，服务业如果和现代技术相结合都可以称之为现代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可能就包括B2B，也包括B2C，既包括生产型的服务业，也包括消费型的服务业。总的来看，我们也认为服务业它的范畴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

 

       第二是社会结构，特别是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的变化引起的需要。首先是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不断提高。这无疑是未来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最主要的动力。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很大的改变，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向。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3.3%，今年这个数字会更高一点。

 

       第三是我们制造业分工深化所创造的巨大的需求。当前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已经很大。在全球500多种统计工业产品当中我们有200多种产品质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需要看到，我们大而全的现象比较严重，产业集中度低，专业化分工水平没有到位。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制造业的集中分工深化成为不可避免的一个大趋势。

 

       因此我们认为确实需要真正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努力开拓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局面。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我们要把握好现代服务业几个关键的问题。

 

       第二点，我们认为要创造环境，自主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服务业像候鸟，将随着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迁移。因此在未来一个阶段，加快服务业的发展，首先是要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应该创造比较好的法制环境，竞争环境和市场环境，健全服务业发展要素保障条件，探索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金融、税收、价格制度和统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作为服务业发展的市场主体，则应根据需求变化，按照法制要求，遵循市场规律，积极理性的参与竞争。

 

       第三点是创新模式引领发展。我们注意到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条件下，要想成功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我们就不能盲从于既定的商业模式和服务的提供方式，我们必须注重创造性的行为和盈利模式，理解和发现群众和企业的现实需求，在中国我们固然可以通过创造供给来加大需求，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和发展广大企业和人民群众现实的需要，也针对性的负责任的做好群体化、个性化、阶层化的服务，使得满足需求、提供服务和创造利润统一起来。

 

        第四点是激励人才优质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关键在于人力资源，关键在于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服务能力，关键在于具有一批拥有国际视野、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企业家，同时必须吸引这方面的人才，而我们要想吸引人才就必须要创造一种利益兼容的新机制。使得个人利益、公司利益、社会利益各种可能存在的经典矛盾得以缓解，从而形成互利共盈的局面。同时我们想说质量是服务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必须把提高服务质量，吸收和扩大回头客作为服务业包括现代服务业在内的一个基础性的策略，增强诚信意识和精品意识，切实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切实满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加快服务业发展，事关国民经济大局，同时也是社会各方面的重要责任，我们中国经济50人论坛愿意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深化对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研究，和大家一起努力创造一个促进服务业健康、协调、长期发展的良好环境。谢谢大家。

 

       附录六：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本研究报告的课题组组长刘鹤，总报告执笔人刘鹤。本文形成初稿后，分别征求了吴敬琏、樊纲、易纲、李扬、韩文秀、卢迈、刘春航、魏加宁、蔡洪滨的意见，同时还征求过中央财办内部杨伟民、蒲淳、刘国强、尹艳林、赵建的意见。作者对这些同事提出的意见表示由衷感谢。）

 

       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

 

       两次危机的共性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10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都是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这次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世界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除上述六篇附录文章外，刘鹤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章还包括2006年发表的《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以及2010年财新《新世纪》的报道《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 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等，篇幅原因本文未纳入。（来源：宏源宏观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