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5年8月26日起，下调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同时放开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活期及1年期以下存款利率浮动上限不变。自2015 年9月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降准叠加降息，力度加大，应是权衡包括经济运行、汇率变化、外部市场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反映了货币政策的慎重性。
历史的相似总是有其背后的道理和规律，暴跌的后面是什么呢？我不由得想起了美国1930年代的大萧条，背后冒出一点冷汗。那么，美国经济的前车之鉴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提醒和防备呢？
当前产业结构正由第二产业主导转向第三产业主导。有专家表示，不能脱离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片面追求服务业赶超发展。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在中国经济网《经济热点面对面》节目中表示，如果人为拔苗助长发展第三产业，将导致资源错配。
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如何在推动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同时防范风险？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近日就此问题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9月3日来不来北京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大典，今天安倍还在愁，愁，愁。目前，中日关系停留在借用国际场合首脑简短会晤的阶段。安倍想借机使力突破这条线，演出胜利进京。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已面临“双L优势”消失所导致的“产业外移”“产业空心化”新态势。由此带来的增长率下滑是与“中国双L优势”的消退成正比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经济似乎已步入“黄昏”。然而，任何国家除拥有“双L优势”之外，还可拥有“自然稀缺禀赋优势”和“主动型科技竞争优势”。后两者都可以有效对冲一个国家的“双L优势”。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亚洲国家的货币在陆续的贬值，为什么这些亚洲主要国家的货币纷纷的贬值？那货币贬值会对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刘戈认为，当年由于美元升值，以及国际炒家炒作，导致了大范围的危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投行、外媒不断的把货币战这样一个概念强化，这和实质情况并不相符。
美国拥有在IMF的最大话语权，其份额占16.74%。而IMF章程又规定任何重大事务的修订需要85%以上投票才可通过。允许人民币加入SDR毫无疑问是“重大事务”，这样一来，能不能加入在理论和操作层面都需要美国的支持。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雅加达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时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伊关系。要以“一带一路”为主线，以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为支点，推动双方务实互利合作向更宽领域发展。而随着伊朗核问题谈判达成全面协议，投资伊朗，再次成为企业界热议的焦点。不过，专家指出，今后随着西方国家对伊朗制裁的逐步解除，中国企业在伊朗将会面临更多西方企业的竞争。而提高自身产品质量，增强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应对竞争的最好方法。
近五百年来，西方中心论的主要体现之一就是以普世价值自居的西方话语霸权。随着权力的旁移与下移，推动“后西方世界”的崛起，这种现象难以为继。世界面临重塑国际话语体系的历史使命，中国面临突破西方话语霸权的时代机遇。构建话语体系首先要超越中国国际话语权形成的历史性困境。从历史长时段考察，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形成面临“三五”困境。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全世界传统媒体都面临着巨大危机，“纸媒已死”也逐渐从口号变成了现实。新媒体的兴起也对政治治理提出了新挑战，但在西方媒体眼中，依旧以双重标准看待中国，认为新媒体并不能动摇中国的“审查制度”。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误解有多深？作为新媒体以及与新媒体同时代兴起的新型智库，在化解误解方面又能做哪些工作？
中国前月初现暖意的出口数据7月再度“调头”负增长。除了外需乏力、基数效应、强势人民币等因素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北京专家分析，占比较大的计算机和纺织品服装等加工贸易产品出口下滑，很可能是产业转移的表现，中国亟需从产业结构上培养新的贸易增长点。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阿里和苏宁作为业内老大和老三的结合，对于苏宁来说基本上不费吹灰之力就赶超原来的竞争对手国美，而阿里则加强了对于腾讯与京东的联手的竞争力。提升了双方的竞争水平，改变了目前的传统与现代商业格局，同时也带来了全球的商业革命。
全球因操纵Libor（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而入狱的第一灵魂人物是谁？汤姆·哈耶斯！曾经力推彻查Libor的，就有前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加利·根斯勒。根勒斯等人追查Libor作弊、想要完全取消Libor，主要是打击欧洲的银行，削弱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蚕食英国人的监管地盘。
央行等十部委出台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一经发布后即受到各方关注，而随着有关监管部门各项细则或征求意见稿逐步公布，未来的互联网金融应该怎么走，这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8月21日，2015年湖南省第二届互联网金融峰会即将召开，峰会组委会主任、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院院长、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会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黄震教授即将出席本次峰会，在会前，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一带一路”是一项由内而外、内外联动的合作倡议，它首先着眼于解决中国自身发展的难题，为实现中国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建立更开放经济体制这一目标寻求动能，进而整合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发展潜力，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互利共赢。然而，从当前政策传播的状况看，已出现值得重视的几大问题。
当前我国“三农”面临的一些问题，源于现有土地制度的制约，唯有通过改革来破题。农耕文明的时候，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迈向工业文明、知识经济时，可尝试走向“劳者有其股”。路径之一便是积极稳妥、加快试点“股田制”，鼓励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以村镇为单位组建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可引入城市工商资本，将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各类生产力要素整合起来，实现农业生产的公司化、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
抗战其实对中国现代史来说是影响特别巨大的事情，持续的时间并不是最长，只有八年时间，改革开放都三十多年，但是这八年对中国现代史来说是最关键的八年，它其实是中华民族现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它面临亡国的巨大危机，也是中华民族在他的近现代历史中发展的最低点。
近年来，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化”的意图愈发明显。但令人不解的是，同时它又越来越多地玩弄“小国政治技巧”，在政治外交上过多使用两面手段。比如今年5月，安倍特请二阶俊博带亲笔信、携3000人代表团访华，可谓“正能量”满满，但同时他又在东京宣布投下1100亿美元与亚投行“对着干”，并高调宣布其夫人参拜靖国神社。今年7月，安倍派其心腹谷内正太郎到北京讨论70周年谈话和9月安倍访华事宜，同样貌似“充满善意”，但同时安倍又在日本强行通过明确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安保升级法案。
战后美国的双边联盟体系与轴辐体系具有排外性的弊端，因而中国未被包含在内。在西方大国中，英国对中国的评价也最为积极。现在，通过中英两国的合作可以带动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发展，进而影响美国。英国可以被称为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它可作为我国撬动国际关系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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