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冲突难以遏止。两个南亚次大陆国家的纠葛，逐渐演化为两个核国家之间的博弈。这是世界关注且担忧之处，但是印巴之间并不会将战争扩大化，因为这本就是一笔两国打不明白的糊涂账。
对于引渡孟晚舟事件，孟晚舟的律师和加拿大司法机关展开了博弈。引渡案件将延后至5月8日再审理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存在政治因素。既然加拿大讲求法治，那么孟晚舟这方严格依法维权，自是应有之义。除了延期审理引渡案外，孟晚舟还反诉加拿大政府严重侵害自己的宪法权利。孟晚舟的诉讼书强调，去年12月1日她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被拘留、搜查、审讯时，加拿大政府官员多次违反法治，因此她就加方公职人员渎职和非法监禁寻求损害赔偿。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外需疲弱，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急需宏观调控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企业发展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更能促进就业，惠及民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直击企业的痛点和难点，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在落实个税优惠基础上，针对企业减税降费，明确今年减税降费将达2万亿元规模。
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稳健中宽松的态度，除了两次降准以外，还操作了包含SLF、MLF、TMLF在内的一系列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这些货币政策的实行，在提升企业流动性需求、提高企业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满足了人们对于稳健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期望。
经过五年时间执政，莫迪个人魅力已经退却，“莫迪旋风”早就停摆，“古吉拉特模式”也不再如此吸引精英。拉胡尔·甘地在政治游戏中也成长起来。最明显例子就是，2018年7月20日印度下议院开展辩论，决定是否对总理莫迪进行不信任投票。辩论期间，拉胡尔·甘地对莫迪一顿狠批后，走到他身边说：“你可以骂我，但我一点都不恨你。这才是印度人应有的表现。”
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除了强化货币薪酬在官员激励体系的基础性地位（例如高薪养廉），通过推进公务员的职业化相应淡化政治晋升的隐性激励作用外，在官员政治晋升的决定环节上应强调由缺乏当地信息的上级部门决定转变为信息更加对称的基层民主选举产生；在官员政治晋升的考核内容上相应从以往关注便于量化考核的文凭等转为更加重要的实际工作能力等的考察。
美国主导的国际自由秩序中的“自由”是基于一种二分法思维，是以自身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价值观将世界区分为所谓“西方—非西方”，制造对立。因此，国际自由秩序是排他性的秩序，容纳一些国家同时排除另外一些国家。在当今互联互通的世界里，不公正、不合理、不可持续的一面愈发显现，更何况领导者美国在日益乏力的情况下，已经开始“美国优先”了。
3月8日上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两会”记者会。这是王毅第六次以外交部长身份出席“两会”记者会，也是他首次作为国务委员亮相这一场合。“国务委员”身份特殊，意味着王国委今天的讲话，将代表着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外重要政策的宣示，也预示着未来中国外交的走向，因而受到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
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3月4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表示，受普京总统邀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即将访俄，具体的访问时间和地点还在沟通中。据悉，这已经不是普京总统第一次邀请金正恩访俄，早在去年9月份，俄罗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之际，普京就曾邀请金正恩访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阐述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时，特别提到“有效投资增长乏力”、“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与金融相关的因素。而在论述如何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时，强调要改革完善对培育壮大新动能的金融支持机制。由此，一个重要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在中国的现实经济环境下，金融如何支持创新引领型发展？
近期，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结构性去杠杆达到预期目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认为，结构性去杠杆确实达到了阶段性目标，但防范金融风险的攻坚战是一项中长期任务，不应对此过度解读。经过2017-2018年两年的努力，结构性去杠杆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今天的中俄两国，坚持其“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核心精神，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与人文交流四个领域同时发力，在这个“不确定性”愈来愈强的世界里不断释放利好“确定性”，不仅有效保障了两国的核心利益，也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有力保障了组织内成员国的合法权益和发展空间，更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和平与繁荣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争端一直备受舆论关注，已经成为新的全球热点问题。虽然在暂缓加征关税上两国达成共识，但中美贸易争端仍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本报告以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真实客观地比较了中美实力变迁以及分析了两者博弈的战略走向。
在全球媒体的共同见证下，王国委以他一贯的儒雅风格，不急不忙、从容淡定、微笑自信却又毫不张扬地娓娓道来，为在场数百名焦急的各国记者答疑解惑。对此，一些早已“摩拳擦掌”准备搞一个“大新闻”的外国媒体纷纷“大跌眼镜”。在这所谓的“意外”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某种必然，一切尽在情理之中——那就是中国越强大就越自信，越自信就越清醒，越体现出“不好斗、善学习”这样一个真正“新型全球强国”的本质特征。
从全球层面而言，中俄是维护当前合理的国际秩序，改革不合理旧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很好地践行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使命和责任，为当前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树立了典范。正如王毅外长在答记者问中提到的，只要中俄站在一起，世界就多一分和平、多一分安全、多一分稳定。
中国、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对于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日本经济发展进入稳定新阶段，中日经贸合作也不断地拓展新的领域，呈现出新的特点。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迄今，已经有123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明确投出了支持票和信任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合作平台，也是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矛盾、冲突、分歧不断增多的新阶段，这是国际关系变化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一味放大竞争，就会挤压合作空间。中美要学会在竞争中寻求合作。中美两国需要就双边关系走向达成新的战略共识。这一定会是个坎坷曲折的过程，但中美相处的经验已经表明，只要坐下来谈，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如何历史地看待中俄关系？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中俄关系，为作为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的超大规模地区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奠定了怎样的政治与制度基础？反过来，“上合组织”的框架又将为中俄关系的发展带来哪些新推力？在当前的良好趋势下，中俄关系的未来又将如何？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做一浅析。
今天上午的两会记者会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答记者有关“一带一路”的“陷阱”论提问时，强调不是陷阱而是馅饼。共建“一带一路”六年来，确实面临 “债务陷阱”、“过剩产能”等各种认识误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要对“一带一路”精确认知，才能凝聚共识，不忘初心，以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以企业为主导，以共赢为理念、以互联互通为主线、以共同发展为动力，密切合作伙伴关系,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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