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访日绝非单纯私谊，主要是彰显美日同盟的重要性。深化美日同盟关系，是战后美国的基本国策。虽然特朗普对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同盟不太重视，但当同盟关系能为其追求的美国优先加分时，特朗普当然也会看重这种关系。欧洲盟友不仅在北约安全费用问题上不解风情，贸易上也和美国对着干，在限制华为技术和设备方面也表现消极。相比之下，日本更值得特朗普信任。
我国快递业物流业大而不强，国际业务初级。我国快递物流业亟待加强国际化和互联互通建设，加强国际标准和国际法建设。在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中，美国快递公司榜上有名，我国还没有一家快递企业入围。对比来看，我国快递物流企业差距明显，不仅包括空运运力还有海外服务网络建设两方面硬件基础设施和软实力建设。
特朗普“关税由中国支付”的观念是基于错误的知识框架。基础贸易经济学告诉我们，关税是由进口者而非出口者支付的。事实上，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由美国进口商支付，他们再将部分负担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和用户。
人们慢慢认识到，随着贸易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货币越来越重要，功能越来越丰富，但货币最根本的功能是“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而要发挥好货币“价值尺度”的功能，就必须努力保持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为此，就需要使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与该国主权范围内，能够得到法律保护的，需要货币化的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对应。
中美贸战再次加码，两个经济和贸易大国边谈边打的博弈，给全球市场带来阵阵寒意。连日来，两国政界和舆论场频频释放贸易战带给对方的损失，且强调己方具有继续贸易战的实力和耐力。其他观察者则对中美贸战可能带来的双方损失和全球影响进行了研判和评估。
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引发连锁反应。美国和全球一些企业响应美国政府号召，或对华为实施供应链环节的断供，或从系统架构和相关技术标准对华为“说不”。美国政府主导、政治发令和企业发起的围猎行动，企图将华为联合绞杀。尽管不少企业表示此举是遵守美国法律，华为也表现出对这些企业行为的理解。
为什么保持科技优势对于美国，或者美西方，如此生死攸关？以至于直接提到“文明冲突”的高度？这一点也不难理解。现代科学自诞生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曾是西方文明的独占优势，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在科学上持续领先而获得的。
在几乎所有议题的演讲与讨论中，无论中国被直接还是间接提及，中国崛起都被视为改变、塑造地区乃至国际规则的最大变量，新一轮规则调整被视为时间问题。从博弈论视角看，即便假定各国政府皆是理性的行为体，各国围绕核心关切与利益诉求不断进行各个层次的对话和沟通，这场围绕规则制定的博弈仍是一场典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
市场上有多种指标观测金融稳定性，其中被广为讨论的是国债利率曲线倒挂问题，但是这个现象其实在美联储或者欧央行的干预下曾经多次出现，而事后却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因而很难将其单独视作一个金融稳定性的指标。此外，还有人观测国债和信用债的率差、买卖报价差、国债收益率曲线等等。
事实上，中俄两国都在进入新时代。两国都要放下身段，超越历史，认真发掘对方的优点与长处。俄罗斯一直具有扎实的文化科技底蕴。目前在航空、航天、军事、卫星等方面，俄罗斯仍拥有相对优势。当前中国应该继续专注于中俄双方共同的发展问题，客观评价俄罗斯的大国优势、潜能以及挑战与风险，寻求多方面的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国内银行业的巨头们和新贵们纷纷行动起来了，但对我国四千来家中小银行而言，该如何面对“开放银行”的浪潮呢？对多数中小银行来说，人才队伍、科技能力都存在短板，加强外部合作、融入金融生态是非常重要的努力方向。
近日，CSSCI核心期刊《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5期出版发行，首篇文章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副研究员王鹏撰写的长篇学术论文《G20机制20年：演进、困境与中国应对》。全文近2万字，全面回顾G20机制20年的进展与当前遭遇的困境，并对即将举行的大阪G20峰会的全球治理改革提出新的中国思路。
近期，由于全球不确定性持续增加，金融市场波动增大，人民币兑美元市场汇率出现宽幅震荡，市场上对人民币汇率“破7”的忧虑再起，这种短时间内戏剧性的预期变化，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牵动公众情绪和社会心理的焦点话题。
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单边主义的美国”、“蛮横的俄罗斯”和“强硬的中国”成为话题，这对中国而言是新现象。与以往相比，中国被以从未有过的频率提及，且基本上是以一种负面的、对欧洲可能造成威胁的角度涉及。从这一侧面，也反映出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在近几年发生的深刻变化。
面对“特朗普攻势”，十四亿炎黄子孙没有必要自怨自艾、妄自菲薄，更不要奢望“认怂”就能够乞求和平与怜悯。当然，我们也不宜狂妄自大。中国发展已进入了“登珠峰般的8000米稀薄地带”，需要做好“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中国人越来越知道国际竞争的残酷、美国形象的虚伪、中美差距的存在。
包商银行事件引发了市场对其他中小银行信用风险的担忧。在央行加大流动性投放力度后，有债券质押的、期限更短的银行间回购市场融资已经显著恢复，但无质押的、期限更长的同业存单市场仍然面临一定压力。当然，如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所言，目前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中小银行整体经营稳健，资本和拨备充足，流动性整体充裕。
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正在进入新阶段，特别是外资保险机构不再需要设立两年代表处即可进入中国，互联网保险在面临难得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外资保险的挑战。由此，互联网保险需要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创新优势，同时严格防控风险、严格行业监管，以此保证行业规范发展、合规经营。若此，互联网保险可持续发展未来可期。
16分钟略显平淡的辩论中，翠西的问题并无新意，如公平贸易、知识产权、华为、关税、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以及美方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声称不代表特朗普政府的翠西所提问题却是美国利益的现实折射，刘欣的回答当然也是基于中国利益和立场。因此，两个女主播，代表两个国家的立场，也具有无可厚非的现实主义色彩。
我国资本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中占据很大比例，且“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首先发起倡议，但因此则要求由中国提供所有需求融资的情况是不现实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平台，并不应该让中资成为平台上的独角戏，而是要带动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进来，一起进行融资“大合唱”，即提出切实可行的、抗多方风险的新融资模式。
混合所有制改革，给民营或其他性质的资本打开了一个资本进入的窗口。前三批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50家国企，均为巨无霸企业，如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七大领域的国有企业。其他资本的进入，为这些企业注入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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