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丽蓉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新丝路学刊》主编、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暨“天山学者”特聘教授，文章刊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自1877年“丝绸之路”被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命名以来，吸引了不同国家地区学者的持续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丝路学”，至今方兴未艾。“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激发了中外学者致力于丝路学研究的积极性，还在客观上形成了丝路学发展的学术新机遇，使得全球丝路学发展进入转型期、中国丝路学发展进入复兴期，“一带一路”为中国丝路学与全球丝路学实现“学术对接”创造了空前的机会，让“学术的中国”再次融入百年显学的世界发展主流，使中国丝路学能在全球丝路学转型之际实现复兴，维护中国应有的丝路学术话语权并彰显“一带一路”的软力量，“一带一路”与丝路学研究这一课题也因此而彰显出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丝路学：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百年显学

一般而言，“丝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丝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的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亦即，丝路学具有多学科交叉、跨时空阐释的基本特征，以丝路沿线区域、国别、问题等为研究对象，以丝路沿线及其辐射线上经济、安全及人文等领域不同行为主体间交往与合作为研究范畴，旨在揭示“国强、路畅、交往密、文明盛”的历史规律与“借路传道、依路共处”的行为逻辑，以及互惠、包容、合作的丝路精神对全球治所具现实意义的一门学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丝路学实为治理学抑或合作治理学，甚至可以说是全球治理中的`中医学’，`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正在融入方兴未艾的全球治理学科当中，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丝路学发展的新趋势。”

陈寅恪曾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亦即，丝路学实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且主要体现为：1.研究的资料。丝路学起步于斯坦因等一批所谓西方“探险家”掠走的文物资料整理，故既要研究已有的历史文献材料，还要及时吸纳丝路文献的“新材料”，新、旧资料成为丝路学研究的实证基础；2.研究的对象。丝路学是在李希霍芬等一些西方“考察者”来华考察后所撰写的论著与报告的基础上得以深化，故既要深入研究历史文献中的老问题，也要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丝路沿线国的现实新问题，新、老问题成为丝路学研究的重心所在；3.研究的视野。丝路学是在从中国出发但无终点的丝路区域国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故既要研究丝路沿线的旧路段，也要兼顾丝路辐射线上的“新路段”，新、老路段的发掘与利用成为丝路学拓展视野的重要动力；4.研究的视角。丝路学是在斯文·赫定、黄文弼、季羡林等中外学者跨时空视角的研究中得以确立的，故既要研究历史上的丝路，还要研究现实中的丝路，古、今丝路的兼顾又进一步丰富了丝路学研究的内涵。

自1877年至今，丝路学走过了百年沧桑历史，且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1.发轫期（19世纪中后期）。秦汉时期，中国的丝绸就经起步于中国的亚欧商路运抵世界，当时欧洲人将丝绸称为“赛尔（即丝）”、中国称为“赛里斯”，即“丝绸之国”；汉朝时期尤其是张骞“凿空”西域后，西方文献中出现“丝绸”一词的频率大大增加，古希腊地理学家马里纳斯则记录了一条由幼发拉底河向东通往“赛里斯国”的商路，生活于1～2世纪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还把这条商道记入其《地理志》中；明代来华传教的利玛窦也曾写道：“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的国度”；19世纪，英国《马可·波罗游记》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出版了《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世纪关于中国的记载汇编》一书，“丝绸之路”一名呼之欲出……在这些前辈认知基础上，李希霍芬对这个词的使用还比较谨慎，1877年他在《中国》一书中,仅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并在世界被广泛传播，李希霍芬也因此成为“丝绸之路”的概念之父，标志着丝路学的发轫。

2.确立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又进一步提出：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称之为“丝绸之路”，至此完成了丝路学核心概念的界定工作，并推动丝路学研究进入确立期,产生了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丝路学研究的代表，并产生了一批成果，如斯文·赫定(Sven Hedin，瑞典)的《我的探险生涯》（1925）、《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44）等，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英国）的《古代和田》（1907）、《塞林底亚》（1921）、《亚洲腹地》（1928）等，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法国)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与沙畹合著，1931)、《郑和下西洋》(1933)、《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1993）等。

3.发展期（20～21世纪）。除西方学者立足于斯坦因等人盗取敦煌文献资料的研究而陆续出版了一批学术成果外，1927～1935年间的中国-瑞典联合科学考察活动则成为丝路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这是一次在内蒙古和新疆的国际性、跨学科的科考，其中包括6个国家的37位科学家，考古发掘的物品被送到瑞典评估。按照签订的合约，三年后必须送还中国。主要收获有：中国学者袁复礼和瑞典学者F.贝格曼在内蒙古沿途327个地点采集的细石器，在新疆乌鲁木齐柴寓堡 、吐鲁番辛格尔、哈密庙儿沟等地采集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城调查居延烽燧遗址，采集约1万支汉代简牍；黄文弼在罗布淖尔、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实地考察持续至1933年后分头撰写考察报告。从1937年起，以《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瑞典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各省科学考察的报告》为总标题，在斯德哥尔摩陆续出版，现已达50种。黄文弼负责部分撰写为《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在中国出版。此外，在与斯文赫定相处的日子里，黄文弼等中国学者既热情地予以合作，也严肃地反对其损害中国主权的言行，中国丝路学在战乱相伴的中瑞科考活动中诞生。此后随着中国丝路学分支林立、发展活跃，在中国几代丝路学人的不懈努力下不断产出成果，并成为全球丝路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4.转型期（2013年～）。自2013年中国倡导建设“一带一路”以来，国内的学术论著与智库报告大量涌现并呈“井喷”态势，国外“截至2016年底，内容涉及`一带一路’的图书超过1000种，涵盖历史、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多个学科类别。有关`一带一路’与相关国家的报道超过1000万篇。全球各大智库超过3000份研究报告与书籍聚焦`一带一路’，有的则翻译成中文，像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弗兰科潘《丝绸之路》、美国学者康纳《超级版图》等都成为了全球畅销书。”因此，丝路学研究热在国内外持续升温，全球丝路学发展进入转型期，且主要体现为：⑴中外丝路学人不约而同地集中于著书立说与建言献策两方面同时“发声”，力争公平赢取丝路学话语权；⑵西方学者一贯持守的“西方中心论”的阐释框架开始松动，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更成为去“西方中心论”阐释框架的转型之作；⑶全球丝路学除关注“丝路区域国别问题”等基础课题外，还面临“如何回应丝路治理”这一重大现实挑战，“一带一路”之于全球丝路学转型的带动效应也因此得以显现。

历经百年发展的丝路学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一门显学，除因跨学科支撑的学科体系、借路传道的学术体系及中外并存的话语体系造成其研究对象、范畴、视角、理论、方法等囊括古今中外而声名显赫外，丝路学更因如下两点而成为一门显学：1.身份显赫的学科骨干。自李希霍芬等人创建丝路学以来，丝路学已成为具有著书立说与建言献策两个内核的一门显学，故形成了由三支队伍组成的学科队伍，主攻丝路学静态研究的基础研究者、主攻丝路学动态研究的应用研究者、兼顾学术研究与成果应用的双重身份的研究者，且后者成为身份显赫的学科骨干，如斯文·赫定、伯希和等欧洲学派巨擘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福山等美国学派权威，以及黄文弼、季羡林等中国学派大师等，他们既是学术权威又是智库领袖、既是汉学家又是中国问题高参、既是中国通又是地缘战略家等，其显赫的学术地位与受重用的策士待遇互为因果关系，使得丝路学在这支骨干力量的支持下发挥了学术与社会的双重效应，名人效应也成就了丝路学成了一门显学；2.“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学科定位。丝路学研究成就于伯希和等欧洲汉学家借西域文物研究来探究古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思考丝路与人类文明的变迁、丝路与东西方文明交往、丝路与亚欧心脏地带的形成、丝路与全球化进程等一系列关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命题，由此形成丝路沿线区域国别与问题为主的旧丝路研究范畴。但因全球化时代丝路沿线面临由大国战略博弈的枢纽地带、民族宗教部落冲突地带、宗教极端主义集结地带、能源储备密集地带等所致的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使得丝路研究不得不作出学理性回应，丝路治理已成为新丝路学的研究议题，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宗旨的治理模式正在中国等的倡导下逐步赢得世界的认可，丝路学实为治理学抑或合作治理学，甚至可以说是全球治理中的“中医学”， “中国方案”正在融入方兴未艾的全球治理学中，进而带动全球丝路学进入历史新阶段。

二、 全球丝路学派：在“西方中心论”的阐释框架下开始转型

丝路学兴起后，不仅吸引不同学科有志之士投身其中，还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欧洲学派、美国学派、中国学派，以及俄罗斯、中亚、日本、韩国等影响甚大的研究重镇。

（一） 欧洲学派

德国对丝路学的贡献莫过于李希霍芬在其1877年出版《中国》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并作地图标注后被广泛采纳影响至今。李希霍芬不仅引领了“丝绸之路”这一概念解读型的基础研究范式，还开辟了“行走丝路”的实践调研先河：一方面，李希霍芬倾尽后半生撰写的五卷巨著《中国》历时35载才出齐（1877～1912年），首创了“丝绸之路”概念，系首部系统阐述中国地质基础和自然地理特征的重要著作，并创立了中国黄土风成理论等。还出版了《当今地理学的任务和方法》（1883）、《研究旅行指南》（1886）、《19世纪地理学的动力与方向》（1903）等，奠定其丝路学研究的世界地位。另一方面，从1868～1872年，李希霍芬对中国进行了历时4年的7次考察，足迹踏遍中国18省的14省，除记载矿产外，他的每次调研更注意运送这些物产的道路，故每到一地必先叙述各地水陆交通状况、记录在此交通基础上形成的市镇和商业路线，由此形成其调研报告主线，其对中国地矿勘查时间之久、范围之广、记录之详等在当时均为首屈一指，研究报告：绘制出版第一张《中国煤炭分布图》（1870）、《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1877）、《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1903）。1897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在报请德皇威廉一世批准的军事计划中，德国海军司令梯尔皮茨多次引用了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尽管李希霍芬最终沦为间接促使德国出兵胶州湾的帮凶之一，但他的丝路学研究，因凸显学术研究与实践调研的双重功能而为世界开启了认识历史与现实的“中国之窗”。事实上，李希霍芬对德国丝路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其概念解读型的研究范式,不仅对克林凯特（H.-J.Klimkeit）的《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丝路地区的供养人》等产生了一定影响,还对后辈产生了深刻影响，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于1936年直接以《丝绸之路》为名出版了著作等。二是其关注现实重大问题的智库思路也影响至今，如旅居德国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于2016年8月出版的《“一带一路”共创欧亚新世纪》一书，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欧美学界出版的重要著作之一，内容涉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与欧亚大陆的崛起”、“开启重构国际金融秩序之路”、“欧亚大陆防务战略的中流砥柱”、“失落的霸权与歇斯底里的华盛顿”等。恩道尔充分肯定了“铁路基础设施”，认为“铁路基础设施是构建欧亚整体新经济市场的重要环节”，断言世界新的金融秩序令人翘首以待。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大气磅礴，勾勒出一幅全球未来的崭新画面。它不但会再创奇迹，而且将惠及世界，未来10年全球将因此焕然一新——世界将告别霸权侵略、战火硝烟，各国将携手发展，共创辉煌”。

法国在丝路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位居欧洲之首，不仅建立了众多的学术团体，还拥有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丝路学者，如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他于1908年往中国敦煌石窟探险，购买了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运往巴黎，凭借其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他盗走了敦煌最精华的文物且藏于法国国家图书博物馆。代表成果：《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与沙畹合著，1931)、《郑和下西洋》(1933)、《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1993）、《卡尔梅克史评注》（2卷本，1960）、《敦煌千佛洞》（6卷， 1920～1926）、《马可·波罗游记校注》（1938）、《元朝秘史》（1949）、《成吉思汗战役史》（1951）、《伯希和西域探险记》（2001）、《金帐汗国史札记》（1953）、《中国印刷术的起源》（1953）等。他还积极致力于汉学建设，在《通报》上推介中国学者，将中国学术推向世界……此外，法国还群体性开展丝路学专题研究，1920年，法国将先前赴西域考察团划属巴黎大学并成立研究所，他们从中国敦煌和西域打劫了6000余卷汉文、 回鹘文、粟特文物与写本等，为其丝路学研究的珍贵资料，也促成该研究所于1968年推出了“法国汉学研究所丛书”(含《吐蕃僧诤记》、《五代回鹘史料》、《汉藏走廊古部族》及《明代蒙古史料集》等)，成为法国丝路学研究的第一批标志性成果，带动了法国丝路学研究，并围绕以下几个议题开展持续性探讨:1.丝路宗教研究。除伯希和等《中国之旅行家：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外，马伯东的《中国宗教·历史杂考》（1950），研究了佛教在中国的表现形态和历史，提出了辨别佛经汉译真经的方法，推动了法国对中国文学和禅宗的研究。克里斯娜·里布的《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织物（13卷）》（1970）与雅克·吉埃斯的《敦煌的幡与画》（1974），提供了佛教研究的大量珍贵文物; 康德谟整理出版《道教和中国宗教》（1971），为后人奠定了认识和研究道教的基础;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1982），重点研究了宗教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冲突问题等。2.丝路文明研究。主要有：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39)、《蒙古帝国》(1941)、《中国史》(1942)及《从希腊到中国》(1948)、马伯乐的《中国古代史》(1955)、玛雅尔的《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1973）、路易·巴赞的《古代突厥历史纪年》（1974）、雅克·吉埃斯《西域的历史和文明》（1976）、阿里·马扎海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1983）、戴仁与埃米尔·毕勒的《丝绸之路，风景与传说》（1986）、戴仁的《马克·波罗和丝绸之路》（1988）、鲁保罗的《西域的历史与文明》（1992）、让-诺埃尔·罗伯特的《从罗马到中国——凯撒时代的丝绸之路》（1993）、雅克·昂克蒂尔的《丝绸之路》（1992）与《丝绸之路资料集》（1995）等。3.丝路经贸研究。谢和耐《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1952），是法国研究丝路经济问题最重要的著作。布尔努瓦夫人的《丝绸之路》（1963），重点研究了丝绸贸易史，被誉为“法国出版的科学研究价值极高的丝绸之路专著”，证实了是中国人开辟了令世人震撼和惊喜的横贯欧亚的路上丝绸之路，揭开了丝路王国神秘的面纱。4.敦煌学研究。除伯希和的《敦煌经卷图录》和《敦煌石窟图录》等外，戴密微侧重敦煌佛学及变文俗讲等研究。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并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在敦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法国出版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等……比较而言，法国学者对丝路学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居欧洲之首，其成果对中国学者的丝路学研究大有裨益。

英国的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年），在1900～1931年间四次中亚探险：1900—1901年发掘和田地区、尼雅遗址等；1906—1908年发掘古楼兰遗址，在敦煌莫高窟骗走大批敦煌文物而轰动整个欧洲；1913—1916年重访尼雅、楼兰遗址、敦煌，再次卷走大量文物；1930—1931年代表英美两国利益进行了第四次中亚考察等。其代表论著：《古代和田》（1907）、《塞林底亚》（1921）、《亚洲腹地》（1928）、《在中亚古道上—在亚洲腹地和中国西北部三次考察活动简述》（1933）（被我国著名敦煌学家向达译成中文名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6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中译本对我国学者了解斯坦因考察及搜集品、对推进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等。

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年)，在1890～1907年间四次到中亚开展探险考察，包括1900年3月考察罗布泊并发现楼兰古城，1901、1907年的考察西藏等。此外，他组织领导了1927～ 1935年间的中瑞西北联合科学考察，培育了黄文弼等中国第一代丝路学者。1933年，他提出优先考虑新疆问题，建议“修筑并维护好内地连接新疆的公路干线，进一步铺设通往亚洲腹地的铁路，把着眼点放在加强内地与新疆的联系上”，这与辛亥革命以来具有远见卓识、忧国忧民的中国政治家、学者的呼吁相契合。其代表论著：《我的探险生涯》（1925）、《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44）等，这些论著与他的发现楼兰古城、填补地图上西藏空白、提出优先考虑新疆问题等研究报告即为受其老师李希霍芬影响的明证，他又丝路薪火相传地对中国丝路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者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2016），首次以世界历史和西方学者的视角分析中国政府打造“一带一路”的原因与背后的逻辑，颠覆性地提出“丝绸之路其实并不只是一条古代的贸易道路，而是一个两千年来始终主宰着人类文明的世界十字路口。”亦即，丝绸之路是人类诸文明展示其魅力的共同舞台，也是诸文明获取资源和文化的共有路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在争夺丝绸之路的硝烟散去之后，是沿途文明接力传递、利益共享的常态。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文明最耀眼的舞台。它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透过这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巨著，“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将变得一目了然。因此，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标志着欧洲学派的重大转向，开始破除“欧洲中心论”的阐释框架、还原丝路文明的历史影响，以及彰显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

来自德、法、英等国的学者贡献的一批论著和调研报告，造就了欧洲学派成为丝路学领域的开拓者，且自德国学者提出并界定丝路学核心概念起，“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因此，在“欧洲中心论”阐释框架下形成的欧洲学派，既是丝路学学科领域的开拓者,也成为丝路学研究的核心力量，且形成“丝绸之路在中国、丝路学研究在西方”这一学科发展的基本征貌，直至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的问世，才开始正视丝路历史真相，在摒除霸权阐释体系中进入转型期。

除学术研究外，欧洲学者更对“一带一路”建设投入更多关注，一批欧洲智库的研究报告极为明证，如英国的亨利·杰克逊协会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受到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这三个大国的挑战”，“中国实力最强却对现有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现实改变量少”，“中国能从现有秩序中获益，虽然实力与日俱增，但是其改变国际秩序的意愿不大”；英国查塔姆研究所不看好上合扩员，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给上合组织带来风险”，但中俄关系友好“将使得上合组织国家仍然团结在一起。”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认为：“北京坚持声明，其`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为了确保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中国十分清楚这可能会促使其邻国与美国结盟。”德国智库专家大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肯定的评价，如鲁道尔夫认为，“一带一路”，旨在建设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地区基础建设网络，中国通过新丝绸之路倡议加大了将其政治和经济抱负转向海外的力度。如高亭亭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出台标志着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外交更加自信，并已做好准备，将其影响力扩大到欧亚区域，直达欧洲。拉鲁什指出，老丝绸之路为人类开启了一个相互理解的时代，新丝绸之路将携手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更多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发展新纪元的开端，新丝绸之路有助于构建世界和平新秩序……但是，德国智库专家普遍认为地区稳定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符合德国以及欧洲的利益，为中国与德国以及欧洲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机会。韩博天指出，不管是从经济角度看，还是从安全政治角度看，“新丝绸之路”都是中国、德国以及欧洲的首要的共同利益。高亭亭指出，欧盟不仅需要发展与欧亚地区不同的战略，同时还特别需要与中国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展开对话。为此，她建议欧洲的相关专家积极参与中国的“一轨半外交”或“二轨外交”，这样不仅有利于欧洲专家更好理解中国的相关政策，同时也有利于推动中欧在中欧丝绸之路对话框架内的正式合作。

（二） 美国学派

美国的丝路学研究，也主要是在西方探险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丝路沿线考察挖掘所带回的相关实物与资料基础上起步的，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中、俄等国考古学家经过大量考古发掘后掌握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所撰写的学术成果被美国丝绸之路基金会所创办的《丝绸之路》杂志译为英语介绍给西方学界，“使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与最新考古发展接轨。”

创刊于2003年1月的《丝绸之路》将丝路沿线国家在其纵横交错的网状线路上相关报告与著述用英语译介给西方学界，将使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与最新考古发展接轨。其主编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的丹尼·沃教授，在每期前的编辑手记中都对当期文章进行精简的评论，并介绍有关的研究背景。此刊物自身定位是“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关注贯通欧亚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以普及欧亚大陆的历史与文化知识为己任。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的《丝绸之路新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介绍了丝路上的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罕、长安、敦煌、于阗等“写在出土文书中的几个绿洲故事”，旨在表明：对于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流量较少的道路，其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丝绸之路上穿行的人们把各自的文化像其带往远方的异国香料种子一样沿路撒播”，“丝绸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条商业道路，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条路网是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黑尔佳·策普-拉鲁什和威廉·琼斯于2014年出版《从丝绸之路到世界大陆桥》提出：如果地缘政治思维得到延续，将导致人类灭亡，故应“摈弃地缘政治思维”，“不能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对西方所谓地缘政治利益的威胁”，“中俄印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对于人类的新时代来说具有范式意义”。美国学者米华健（James Millward）《丝绸之路》（译林出版社2017），提出了对“丝绸之路”的定义：“`丝绸之路’一词所指的不仅是中国和罗马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丝绸贸易，更包括通过贸易、外交、征战、迁徙和朝圣加强了非洲-欧亚大陆融合的，各种物品和思想的交流，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则是意外收获，在时间上始自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美国学者福山撰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的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在设法向其他国家出口自己的发展模式。”“全球政治未来的重要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谁的模式会奏效？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达到中国策划组的预期，那么从印尼到波兰，整个欧亚大陆都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发生变化。中国模式将在国外盛行，为沿线国家增加收入并因此产生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基建设施的修建在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自身变得这么艰难。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就有可能将欧亚大陆以及世界一些重要地方的未来拱手让给中国还有它的发展模式。”不过，“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功，“也存在一些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以基建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在中国迄今为止之所以效果显著，是因为中国政府能掌控政治环境。在其他国家可不尽然，中国的计划会受到动荡、冲突以及腐败的干扰。”

但是，美国有一批重要学者侧重于丝路战略问题研究，美国主要的丝路研究机构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中亚高加索研究所、约翰斯·霍普金斯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和瑞典安全发展政策研究所联合成立的研究中心“丝绸之路项目组”、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1996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了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旨在“提升中亚与高加索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为美国政府提供有关区域的丰富、可靠的政策咨询”。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学者斯塔尔、尼德斯的《新丝绸之路——阿富汗将是核心与否？》、库钦斯的《在阿富汗获得成功的关键——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为阿富汗“新丝绸之路”奠定基础——看华盛顿与喀布尔如何将愿景变为行动》等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2005年，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设立了“丝绸之路研究项目中心”，所长F.斯塔尔(S.Frederik Starr)提出了“大中亚”这一概念，2007年他主编的《新丝绸之路：大中亚的交通和贸易》一书出版，强调阿富汗在丝绸之路战略中的核心地位。2009年，美国开辟了经波罗的海、高加索、俄罗斯和中亚通向阿富汗的北方运输网，随后，斯塔尔提出可利用北方运输网，使它成为欧亚大陆的经济桥梁。2010年5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共同发布《阿富汗成功的关键——新丝绸之路战略》，主张利用逐渐恢复的东西方陆上贸易路线，利用现有条件复兴阿富汗的古老丝绸之路，以施加美国的领导能力来获取区域政策的成功，进而解决美国当前在阿富汗面临的战略困境等报告，表明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界，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在丝路学研究方面出现严重政治化倾向。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首次对外宣布“新丝绸之路”计划后，被美国政府紧锣密鼓地摆上了国际议事日程，2011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召开“`新丝绸之路’部长会议”、2011年9月29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行“新丝绸之路”计划讨论会，并在11月的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会议、12月的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和2012年5月的美国芝加哥北约峰会中，特设“新丝绸之路”计划为重要议题。2012年7月，美国还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关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部长级会议，希望将日本拉进该计划 …因此，“新丝路”战略是美国对2014年后中亚和阿富汗的主要战略，其实质是奥巴马政府对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大中亚计划”的一种回归，其手法更巧妙，包括安全、能源、民主与一体化四个目标，以争取中亚各国的合作。但其意在将中亚国家引向南亚，力图排斥俄罗斯和中国，并绕开伊朗。斯塔尔反对将“新丝绸之路”构想上升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不赞成该计划带有牵制中国或排斥中国的色彩，也不赞成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谋求主导权，他并不清楚美国政府层面下一步将会在这个计划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

可以预见，为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大调整，美国的丝路学研究的政治化趋势将会有增无减，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美国的110多家智库”的“初步反映”是“负面思考多于正面思考、非理性思维多于理性思维、挑拨离间的成分多于建设性因素。”“美国的智库们更热衷于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历史上的边境纠纷、历史矛盾、现实争端等。”但因特朗普政府奉行“交易式外交”（transactional diplomacy），使得中美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增大，美国不仅派团参加了2017年5月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美国驻华大使馆还和美国企业共同成立了“美国`一带一路’工作小组”，作为协调中美在“一带一路”项目中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逐渐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抓手。

（三）俄罗斯的丝路学研究。与斯文·赫定同样觊觎中国西域文明古迹的“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还包括俄国的柯兹洛夫、奥布鲁切夫、克里门茨等，但并未形成特色鲜明的丝路学派。自“一带一路”提出后，俄罗斯学者多持质疑态度。2014年3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卢贾宁认为，对俄罗斯而言，在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对俄制裁的背景下，实现海关联盟的任务特别紧迫。莫斯科期待的不是北京的含蓄批评或者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对其欧亚一体化项目进行刺激，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支持。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公共关系系讲师叶卡捷琳娜·阿拉波娃2014年4月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其对俄罗斯多年苦心经营的北方航线造成最大竞争与威胁。然而，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国际油价暴跌和卢布急剧贬值导致俄罗斯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变得十分严峻，俄罗斯国内对“一带一路”质疑与批评的调门渐趋降低。随着俄罗斯将外交战略方向积极转向东方、中俄领导人在战略层面上积极深化两国合作以及中国就“一带一路”构想向俄方进行耐心地解释，俄罗斯方面对“一带一路”表示出理解。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博林科夫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使欧亚大陆国家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加深相互协作，扩大发展空间。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亚和上合组织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伊戈尔·杰尼索夫从实现“中国梦”的角度阐释了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俄罗斯智库专家“一带一路”逐渐表达了理解、支持。目前，俄罗斯学者多支持欧亚联盟与“一带一路”的对接合作，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卢金认为，俄罗斯将中亚视为与自身文化十分亲密的地区，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的概念并无异议，但俄罗斯更喜欢使用“欧亚一体化”这一术语，并希望保留自己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力，在互利的基础上平等合作和自愿恢复政治经济联系。2017年5月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俄罗斯智库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欧亚各国在参与地区一体化进程中获得更多机遇。即，“俄罗斯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这绝非偶然。因为它与欧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以及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一体化进程相互强化”； “ `一带一路’倡议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扭成一股绳，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南北和东西之间架起了`桥梁’ ”；“`一带一路’为国家合作创造基础，不会强迫任何一方进行合作，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各国加入其中是为了实现合作”，并“对政治解决问题起到促进作用。”

（四）中亚国家的丝路学研究。中亚国家也活跃着一批丝路研究者，如2009年哈萨克斯坦三位学者发表了丝路研究成果：安娜库里耶娃的《丝绸之路沿线的土库曼与哈萨克：交流与接触》一文指出，由于亚历山大帝国征服了中亚，希腊文化传入东方，阿拉伯及穆斯林文化受到影响；阿布都罗的《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一文，研究丝路上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和文化交往；阿萨巴耶娃《丝绸之路文化关系的历史延续》一文，研究丝路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等。目前，中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总体态度积极，至少官方都表示了积极支持与参与的态度。哈萨克斯坦的态度可以概括为实用主义的积极配合。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认为，中国将继续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巩固其作为中亚关键伙伴国家的地位，将中亚加入创建亚太自由贸易区这一更雄心勃勃的倡议中去。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被其视为“2015年中亚十大最重要事件”之一，哈萨克斯坦是该倡议下的双边先行者，也因此产生了最早的合作成果。

（五）日本的丝路学研究。因对古代丝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故日本的丝路学研究始于东洋史的塞外史研究，着力于东西交流史的研究，且更关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敦煌学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资料。5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阶段。1953年成立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整理研究大谷瑞光新疆探察队留下的文献（大谷文书），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组织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该会整理出版《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日本敦煌学侧重文书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上世纪60年代，日本历史学家三杉隆敏更在专著《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中指出，海上丝路实则是中国与东南亚、印度乃至阿拉伯半岛国家海上交通的联系网，不仅包括贵金属货币与丝绸、陶瓷与香料等货物的流通，更标志着艺术、宗教与科学知识在欧亚大陆不同文化中心之间的传递渠道。”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致力于丝路研究，如长泽和俊《丝绸之路踏查记》、《东西文化之交流——新丝绸之路论》、《丝绸之路——过去与现在》、《丝绸之路的终点站 ——赴正仓院之路》、《丝绸之路文化史》、《丝绸之路史》，羽田亨《西域文化史》，林良一《丝绸之路》，护雅夫、 别枝达夫《丝绸之路与香料之岛》，平野一郎《丝绸之路行》, 增田精一《为沙所埋的丝绸之路》，保柳睦美《丝绸之路地带的自然变迁》, 深田久弥《丝绸之路之旅》, 森丰《丝绸之路史的考察》（12 卷本）, 井上靖《亚历山大之路》, 并河万里《 丝绸之路》等。其中，石田干之助、羽田享等成就显著。80年代出版的《讲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此外，在1965—1975年的10年时间，日本丝路研究走向大众化，因中日关系较为密切，日本组织许多考察团来华对丝路展开实地调研，并在日本国内出版了大量畅销的游记。1980年、1983年NHK的大型节目“丝绸之路”第l～2部的播放,在日本出现了大众“丝路热”甚至“丝路游”，也带动了日本丝路学的发展，1992年日本著名东方学家长泽和俊在《丝绸之路研究的展望》一文中提出，丝绸之路上往来的东西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无论是经济交流还是文化交流，都是借助货品运输交换而推动繁荣发展的。近年来，日本也提出了“丝绸之路战略”，这是否会带动其研究，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六）韩国的丝路学研究。韩国学界“也一直关注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认为“丝绸之路的核心因素无疑是交流，那么，丝绸之路学也应该援用`交流’这个词，这就是丝绸之路学的基本原则。”韩国文明交流研究所所长郑守一就将东西文化交流命名为“丝绸之路学”，出版了《丝绸之路学》等成果，对韩国的丝路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澳大利亚经济研究家贝哲民以观察者的目光扫视着这条贸易之路，2011年撰写的《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一书被译介到了中国等，表明丝路学热在全球的蔓延。

“整体来看，国外丝绸之路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1850年以前，1850～1920年，1920年以后。在1850年以前，以史学研究为主，主要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学者根据古籍和史料记载，集中研究过去丝绸之路的路线、演变和发展过程；1850～1920年期间，以欧美日的汉学家、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主体，以探险、考古和考查的方式对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遗址、文物遗迹等进行挖掘及掠夺。1920年以后，国外丝绸之路研究专题成果大量出现，在冷战结束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亚国家独立发展后，国外丝绸之路研究活跃起来，在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世界上围绕丝绸之路与现实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成果频频问世。海外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从冷门逐渐成为显学。”在学术研究热的同时，国外智库也陆续推出了“一带一路”的研究报告，如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及其沿线国家的观察和态度，较为要平和务实。欧洲对“一带一路”深感期待，也不讳言欧洲人暂时的茫然和不知所措。印度对“一带一路”大体经历了抵触、犹疑、初步欢迎等几个阶段。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的反映负面思考多于正面思考、非理性思维多于理性思维、挑拨离间的成分多于建设性因素……此外，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外交关系学会、伍德罗·威尔逊中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欧洲与全球经济治理实验室、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全球10大顶级智库发表的“一带一路”研究报告研究后发现，2015年1～6月，10大智库共发布与“一带一路”相关研究报告54篇，数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外交关系学会(14篇)、布鲁金斯学会(11篇)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1篇)。从对“一带一路”基本态度看，持积极态度的22篇、中性态度的28篇、消极态度的4篇。多数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评价客观公正且整体看好实现前景。从话题分布看，24篇聚焦亚投行、23篇关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关系、7篇分析“一带一路”决策背景和政策目标。智库报告的核心观点可归纳为：1.对“一带一路”倡导合作互惠表示认可；2.对亚投行完善内部管理与提升透明度抱有信心；3.对美国“搅局”亚投行持批评态度。综上分析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或政策建议：全球顶级智库对“一带一路”态度总体正面，增强海外智库与本土智库交流、利用海外智库影响力消弭外界质疑，将有助于为推进“一带一路”营造正面的国际舆论。其中，经济合作对缓解国家间的政治紧张气氛、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和瓦解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切实有效，让沿线国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得以分享中国快速发展的成果，是成功推进“一带一路”的必要保障。

可见，全球丝路学在去“西方中心论的阐释框架”尤其是“中国议题”被政治化的演进中开始步入历史转型的新阶段，揭示出“一带一路”对全球丝路学转型与中国丝路学复兴的双重带动效应已成不争的事实。

三、中国学派：在“碎片化学术生态”中谋求振兴

自20世纪前、中期开始，中国学派的崛起又将全球丝路学研究带入历史新阶段，并在1927年、1983年、2009年相继出现了三次发展高潮。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带动了中国丝路学发展,并使其迎来了学术复兴的机遇期，中国丝路学也因此成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目前的中国丝路学呈现出碎片化学术生态，亟待反思历史、正视问题，加强丝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统筹性建设，否则将因错失学术复兴机遇而影响“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其中，中国丝路学碎片化学术生态集中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中国丝路学的三次发展高潮实为整合学术资源的成功之举，但最终却难脱碎片化的宿命而沦为昙花一现的学术现象

“丝绸之路考古探险始于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SvenA．Hedin)，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古城就是他1901年发现的。1926年冬，赫定再次来华，准备他的第四次中亚探险考察。由于中国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不得不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与徐炳昶、黄文弼、丁道衡、袁复礼等北大清华师生联合考察;北大徐炳昶教授任考察团中方团长，赫定博士任外方团长。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国际性、跨学科的科学调查，其中包括来自6个国家的37位科学家。” “科学没有国界，在中亚考察活动中，赫定将现代地质学、地理学和考古学引入中国，为中国的现代化培养了许多人才，”科考队成员之一的黄文弼则是最突出代表，且自他参加中瑞西北科考起，北大丝路考古研究近 90余载形成了由三代学者组成的中国丝路学研究重镇之一：第一代以黄文弼、向达为代表，将考古学引入丝路研究，为北大考古教学与科研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代以宿白为代表，开创北大中外文化交流考古教学，编写讲义《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2012)；第三代以林梅村为代表，引入中亚死文字碑铭写卷研究，创立北大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三级教学体系，编写讲义《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2006)， 为中国乃至海外培养了大批丝路考古专门人才。

1927年中瑞西北科考团到中国西部进行综合考察，不仅首次实现了在中国政府监管下对丝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善加保管，还因“丝路学扛鼎之人”斯文·赫定的学说与建言而对中国丝路学创建产生了示范效应:与斯文·赫定西北科考有关的三部著作中的压卷之作《丝绸之路》，描绘了其艰辛坎坷的丝路旅途、身临其境的忧思及对丝绸古道未来的憧憬：“落后的亚洲也会再次进入文明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 “在30年代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斯文·赫定关于中国将依靠丝绸古道来与日本一决胜负的预言完全应验了。他指出,`中国已下定决心要尽最大努力保卫自己的国家’,而只要使古道复活,`中国就能在内线继续这场战争。’在此后的八年抗战中,甘肃、新疆的公路成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的生命线，苏军红八团进驻哈密,漫长的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路段已改建成现代化的公路干线。”斯文·赫定在著书立说和咨政建言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鼓舞黄文弼等“中国丝路学开拓者”练就从事丝路学的双重能力，还对中国丝路学派双轨并举的研究路径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框定作用，更为创建中国丝路学派、建设以中国为主体开展中外丝路学术合作平台，以及整合丝路沿线学术资源打造丝路学术共同体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中瑞西北科考团从1927年起对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区展开了近十年的考察活动，在历史、经济、民俗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被称为“流动的大学”，但可惜因日本入侵被迫中断了中瑞科考队的学术合作，科考队成员在战乱中或坚守或放弃，反映出中国丝路学在“生不逢时”的战乱中艰难起步及其第一次发展高潮被战乱碾碎后陷入碎片化窘境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