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土耳其和巴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事件。这样的情况让一些人感到困惑，这两个国家其实都是经济发展较快的新兴国家，为何社会发展得越好，人们得到的东西越多，却反而集聚了更多的不满和愤懑？

　　关于这样的困扰，可以借用“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加以探讨。人们谈论“中等收入陷阱”，着眼点往往在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是否成功，也就是能否从低收入阶段的制造业，转向有更高附加值的高科技或新型服务业等产业。

　　产业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固然重要，但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中的比例急剧增加后，如何应对该群体的新的心态和新的要求，如何把握他们的诉求和期望，自然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反过来讲，如果占据人口比例较多，且在媒体和社会话语空间中占据主流位置的中等收入群体感受不快，他们的要求得不到回应，他们的想法被忽视，这时他们的不满就会集聚，结果是，一方面可能让社会有所警醒，另一方面却也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动荡，或由于迎合他们的要求而产生的短视的政策和社会取向。

　　如此，“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转型失败，就可能是社会转型失败的结果而并非原因。

　　新兴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心理和社会要求，是相当复杂的。

　　在此前的高速经济发展中，他们既是付出者，也是受益者。他们付出了辛劳，也得到了父辈做梦也想像不到的生活。有些人认为这个群体既然受益相当多，应该对现状相对满意。但其实高速的发展反而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人们的胃口被吊起来了，要求就更高。

　　也有人会指出，西方在这些阶段也发生过种种问题。但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来说，眼见为实的焦虑感不会由于这些说法而消减。他们会追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和美国一样好，却不会追问我们的基础和美国不一样。

　　当然，这一群体的焦虑感其实是和自身的境遇紧密相连的。中等收入者温饱有余，基本生存应没有什么问题，但还有两个不足。

　　一是生活上“实现不足”，期望的生活总和自己的现实相差很远。而消费社会的无穷诱惑和即刻发财出名的“示范效应”更让他们对现实不满意。二是事业上的“完成不足”，白领朝九晚五的平淡生活，竞争的激烈和难以向上发展，都让他们困扰和不安。

　　所谓中产，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期望买的房子的价格和他们的存款差一半，自己工作中的职位和自己期望的职位差一半的人。

　　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况更让他们不满。由于他们都接受了个人力争上游的奋斗的价值，所以对个人境遇的不满往往难以直说，因为这会让人怀疑自己无能。所以他们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说的“莫名的愤懑”之中。

　　这种愤懑需要现实的出口。于是，一些个体的苦难或社会运作的问题就成为他们表达这种“莫名的愤懑”的出口。而急剧发展的新兴国家的社会的不成熟又加重了这样的问题，构成冲击。

　　如何化解这样的中等收入者的心理和生活问题，是新兴国家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

　　第一，这需要有一个理性和有远大抱负的精英群体，他们能够赋予社会远景并理性地说明现实。

　　第二，需要有一个成熟充满活力的大众文化，能够通过大众文化的调适和吸引化解人们的焦虑。

　　第三，还需要有一个能够不断向上发展，能够让中等收入群体看到活力和希望的社会。

　　当然，中等收入群体对于自身的利益和权利高度敏感，也仍然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现实获得和社会共同的发展。他们对社会有诸多不满，但其实只要社会的发展还在延续，社会经济的进步仍然很迅速，他们的认同感就不会消失。

　　来源：2013年8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