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由凯迪网络和南方都市报举办的“对话云时代之201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化传播研讨会”在台湾高雄佛光山举行。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在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华文化之路》的主题演讲。本次对话云时代研讨会由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台湾大学两岸暨区域统合研究中心、凤凰卫视《震海听风录》栏目组协办。

 

对话云时代2013研讨会主题演讲《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华文化之路》实录

 

张颐武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和各位来探讨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的中华文化，向各位请教。我们在佛光山做这个活动的意义刚才已经讲过了，我觉得我们的主持人讲得非常清晰，我觉得这次对话的“云时代”这个说法非常有趣，因为确实今天的社会进入了一个所谓“云时代”。

 

今天已经进入一个需要更轻灵的、向上提升的力量的“云时代”

 

什么是“云时代”呢？我想“云”是一种飘忽的、不确定的轻灵的东西，它是在我们之上的一种东西。一方面我们现在说“云”往往是讲云存储、云技术，我们通过互联网、通过虚拟的世界来认识虚拟的空间再来认识世界，它是在我们现实之上的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云”的一个含义，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我们都是觉得在现实之上有一个“云”的世界，这个世界现在主要是依靠互联网来搭建，这是一个说法。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我们世俗生活更超离的、佛光山他们所给予我们的那些东西，精神世界上的追求、寄托，这个也是超越在我们的世俗的日常生活之上的东西，所以也是“云”。我觉得这两个“云”都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云时代”的真谛。

 

我想从一个小故事讲起，2010年正好是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正好在上海世博会开幕的同一天，外滩美术馆做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两岸和全球艺术界都熟悉的最有名的艺术家蔡国强的一个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农民达芬奇”。它很好玩，我觉得跟这个“云时代”非常契合的一点，就是他搜集了20多个中国的农民，这些农民是在自己家里面要造飞机，要飞上天去，20多个人，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有在北京周边的，有在江西的，各个地方，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些人有一点钱了，他们就想做达芬奇原来做过的工作，就是创造一些科技的发明，然后画了很多图，做飞机。有的真的飞上去了，有的没飞上去，飞不起来，做了很多的飞机，各种奇怪的飞机。蔡国强搜集了20多个做飞机的人。

 

做飞机干嘛？我觉得这些农民要做飞机其实是想把自己变成天空中的一朵云。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农民是在土地上的，中华民族几千年也是在土地上面，农业的社会，而现在的农民还要奋力地往上飞，要去超越重力的束缚，我们的农民或者我们自己大家都被重力束缚得很利害，我们在地域上走路都是受重力的束缚，大家知道牛顿的那个苹果掉下来，为什么掉下来？因为有重力，所以我们在这个重力的世界上，这些农民他想做的工作就想像达芬奇那样的欧洲的、西方的早期发明家一样，做出一些从来没做过的事儿，他就想飞起来。蔡国强就把这些展览在外滩美术馆，和当年的一个纪录片就是讲苏联人第一次上太空的纪录片凑在一起，做了一个很震撼的展览，我那次去看了，在展览的现场觉得就是人想超越重力，变成一朵云的愿望是那么地强烈，这个其实是中国的处境。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在土地上面，经过这30年的变化，确实有一种轻灵的、向上的愿望。作为一个“云时代”，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非常精彩的地方就在于把这种愿望发出来。中国人包括两岸的、全球的中国人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现在需要更轻灵的、向上提升的力量，那么这个农民的飞翔就是这种力量的一部分。你会发现这个农民他发明飞机，而飞机是早已经发明的东西，这就非常有意思，其实就是重复在走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发明飞机的路，重新发明飞机。曾经有一个故事，说重新发明雨伞，一个人看到下雨了，他就拿一块布，然后支上一块大布，支起来以后发生这件事很了不起，就到了专利局，说我发明了一个东西，一块布一支就可以遮雨，这叫雨伞，那个乡巴佬。中国的农民就想这个，重新发明飞机，让它真的飞起来。飞起来以后都是走20米、50米就下来了，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愿望既是重复西方走过的路，另一方面他也有强烈的自己发明创造的愿望，这跟中国30年的处境非常像。

 

我觉得蔡国强非常精辟地把“农民达芬奇”诠释了出来，达芬奇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一个全才，中国农民有这个愿望，为什么？就是回到文明发展的起点再创造，这些农民的愿望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的共同的一个愿望，那里面的东西都很执着，在自己的后院里造飞机，两只眼睛里放着那个光，就是要飞起来。我觉得“云时代”这个说法其实是包含着这样一个含义。

    中国面临经济、社会、生活方式的复杂转型

 

我觉得中国现在面临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复杂转型，生活方式也在转型，中国的转型一个方面是高速的经济发展和成长，现在可能在逐渐地降速，大家都有共同的意见，经济发展的速度可能不会像过去30年来这么快，两位数以上的高速成长，而可能会有一个转型，一个是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其实是社会转型、生活方式转型，这些转型都已经开始，这些转型跟“农民达芬奇”一样，其实是社会文化开始向上沸腾的过程中。现在我觉得正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生活方式都在转型。

 

这个转型过程有两个小事情想跟大家交流，两个标志性的事情，2012年底有两个小事。

 

一个事情是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文学奖确实是几十年来努力的成果，我们大家当时都觉得莫言是最接近这个奖的中国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在国际文学领域里的影响力和声誉都已经够了，但是大家都觉得本土的中国人得的话还没那么快，都是认为还得五年、十年，所以我每次碰到莫言的时候，我总是说老兄你首先一点，就是保重身体，为什么？因为莫言兄如果一旦故去，这件事儿就不行了，因为诺贝尔奖只颁给活着的人，所以每次跟他讲就是你首要的事情不是不工作、不写作，而是多保重，身体最重要，当然写作有个三五年写一篇长篇小说够了，但是你首先保重身体。后来他得了“诺贝尔奖”以后，我给他发短信就说“老兄不用保重身体了”。还是不容易，50多岁就得了，因为诺贝尔奖大家都熟悉，文学奖经常奖给七老八十的人，能够奖给中国一个50多岁的作家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的作品确实是有一个很巧妙的结合，他是中国内部和海外华人乃至于全球都能够接受的。你会发现中国内部大家都能接受，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另一方面海外他也有很高的声誉，他的获奖是各方面都能接受。同时他的作品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他对中国文化的表现每一个人一看就知道是鲜明的中国文化，从《红高粱》开始就是非常好的标志，一看一片红高粱，中国独有的，那种习俗、风俗中国独有的，但它有非常简明。贾平凹的小说跟他就不一样，贾平凹的小说里面有很多诗词歌赋，语言上有非常深的结构，非常复杂的东西，这一看外国人翻译起来很难，理解起来也很难。莫言的小说有一个好处，一看就知道是中国文化，但是又很简明，简单明快，因为他著名的小说叫《生死疲劳》，这个小说它就很简单，但是非常清晰、强烈的中国文化，他用的是中国传统佛家的六道轮回，就是人的转世变化，但他写得很简单，就把60年中国发展的历史展开，就是一个地主的孩子死了，死了以后就转世成一头猪来看世界、转世成一只狗来看世界、转成一匹马来看世界，你会发现这样的写法外国人看了也觉得很震撼，一看就是中国，同时它有比较容易理解，你会发现他的文化是比较简明，但是又有强烈的色彩。这样的一种东西在纯文学领域里面就被全球接受，这也是他多年来积累工作的结果，30多年中国要不开放，他是没有这个机会。我们知道中国过去小说在海外出版是非常惨的，那时候我在美国教书，确实也有翻译的，中国有一个外文局，专门负责翻译，翻译很多，可是我给美国学生发他们都看不懂，因为那英文很怪，没法看懂，而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了解，并且感兴趣，这其实是中国多年来开放以后所出现的结果。莫言得奖其实是水到渠成，30多年来大家努力，他自己努力，最后获了奖。这其实是中国文化到了一个转型、转变的重要关头，他的书在全世界都卖得好，当然10月份公布以后就少了一些。这位老兄的书现在在中国内地销售不得了，为什么？就是说人人都要有一套，我看很多领导都给办公厅买了，每人发一套，作为精神建设。有一个领导很认真，看了几页，说怎么写得那么奇怪啊，我看不明白了，看了几页以后就放弃了，书摆在那儿，成了象征，其实恰恰它是一种社会转型的标志。

 

另外一个标志，有一个电影，去年年底的一个电影也是标志，这个电影叫做《泰囧》。这个电影奇怪啊，在电影产业里面创造了一个奇迹，中国内地有12亿的票房，这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中国电影100年历史里第一次国产电影达到12亿人民币的票房，这是没有过的，12亿人民币也有2亿多美元，应该说相当可观了。这个电影一下子在中国内地非常好卖。

    《泰囧》的投资人叫王长田，光线传媒投的，投完了以后他说他在电影里面从来没赚过钱，都是亏的，他说他雇了好多人，但是又不拍不行，因为拍电影得老拍才能运转起来，可是从来没赚过钱，但这一次把他过去亏的钱全赚回来。

 

这个电影讲什么呢？讲的是一个高级白领和一个新的体力劳动者，卖葱花饼的，俩人一起在泰国发生的种种事情。这个很有意思，你会发现中国内部正在发生很重要的变化。一个方面是老的白领已经比较有钱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一部分已经比较有钱了，另一方面是王宝强饰演的，王宝强是中国大陆最有名的一个演员之一，长得很土，说话也很怪，但他老兄演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卖葱油饼的也能够到泰国去旅游，也有一点钱，他母亲给他一个愿望就是娶范冰冰作为太太，有这么一个宏大的愿望。然后俩人到了泰国，有种种不满意，互相不高兴，但最后俩人终于互相理解了。

 

王宝强的故事其实是说明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扩大，速度从来没有这么快。你会发现所谓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土地成本提高、经济发展，现在有大批的体力劳动者和三四线城市的人开始进入中产阶层，所以中国人到外面旅游种种闹剧、种种滑稽的事情都会出现，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出过国，他是第一次见识。大家很多人批判，说内地人到香港也有意见，台湾同胞也有意见，哪儿的同胞都有意见，他们到哪儿都不行。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情况是不奇怪的，你会发现日本60年代的经历差不多，本币升值，然后开始出国，就像中国人民币升值一样，本币升值，奥运会开完了，狂热地出国。日本人其实有点跟中国人有点不一样，他们不像中国人声音那么大，但是他的毛病就是啊拿着照相机到哪儿都往前面一照，也让人反感，买东西也是像中国人一样猛买，让人反感。

 

到了80年代，我们有两种人也让世界不太高兴，一种是台湾同胞出国旅游，我记得三毛写过一篇文章，说台湾人啊我为你哭泣，她说台湾人出国也是很粗鲁的，把鞋一脱，把脚往上面一放，声音也大，就跟我们内地人现在一样，怎么还不上茶呢？这个情况差不多，大家都很相似。现在终于轮到内地开始发展了，王宝强这样卖葱油饼的也出国了。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说明中国内地社会正在出现大规模的转型。

 

这个转型我觉得一方面是经济的转型，经济上超过了5000美元，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包括超过5000美元以后，你会发现中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以后，增长的速度虽然说现在慢下来了，可是基数大了，人均超过5000以后，就出现中产阶级扩大的速度很快。

 

1.小时代、微时代的到来，给经济和文化带来重大改变

 

现在我觉得我们面临的文化问题越来越激烈。这个激烈一方面是互联网的“云时代”到来了。互联网的到来其实带来了我们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

 

我觉得有几个改变是很重要的。一个是所谓淘宝式的生活。你会发现中国人开始过一种淘宝式的生活，每天不知道在网上干嘛，就是看大批的人每天都是在网上，上班的时候也在网上看淘宝，看到有什么东西就买，莫名其妙地买了很多没用的东西。淘宝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网上卖东西的，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创造了一种新的体系。阿里巴巴在5月18日那一天贷出去2亿只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这个贷款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都是2钻以下的用户，在上面卖东西的商户都是2钻以下的，但是这些人上来申请，然后两个小时之内都批出去了，2亿人民币的贷款都批出去了。为什么能批出去？就是因为后面有大数据平台的支持，淘宝它对人信用审核的速度极快，现在据说坏账率比银行要低得多，为什么？他的大数据审核比银行的效率要高，它完全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现在互联网“云时代”的影响非常巨大。

 

另外一个是我们生活在所谓微博时代、微信时代。微博带来了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中国社会的公开性从来没有这么大，中国文化社会的变化从来没有被互联网展现得那么清楚。你会发现现在大家看新闻都转到微博平台上。这一次薄熙来案，那天碰到新浪总编辑陈彤兄，他就很激动，见着我就握手。我说你干吗握手？他说我很激动，为什么？他说从来没有过别的报纸什么的不能够有实录，但是在微博上开了一个济南中院的账号，这个账号就把评审薄熙来的所有内容用文字的形式在微博上直播，所有中国人都是靠微博来了解薄案的整个进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说这是“微博第一案”，就是用微博来直播整个过程。别的报纸都没有直播，《人民日报》不能直播，中央电视台也不直播，没有地方直播，只有在新浪微博上有这个直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发生着非常深刻的变化，扁平化了。原来这些事儿都应该是权威发布，在《人民日报》上发布，但是你会发现选择这个媒体是新浪微博在发布，所以总编辑说这是我们历史性的时刻，新浪微博从09年开始努力了几年，现在终于能直播这个事儿。这完全是一个新的变化，你会发现这个社会的结构扁了，这个事情原来要层层地通过领导慢慢发布、通过主流媒体发布，搞得很神秘，现在是每一句话都会在里面被披露出来。最后大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原来是一个贪腐的案件变成了一个感情的案件，非常好玩的变化。你会发现，其实它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非常巨大。

 

另外，我们进入了一个微信的生活。可以说网络生活和微信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关系，微博是弱联系，微信之间的联系更紧密，通过朋友圈的动向，微信的联系就更紧密了。这种更紧密的联系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和美国的朋友、欧洲的朋友联系都是靠微信，现在微信大概是一个比较全球化的中国产品，可以说是最难得的，中国产品在“云时代”一般都很难全球化，微信大概是开始全球化了，我那天到韩国，韩国外交部的东北亚司的司长就用微信跟中国人联系，为什么？他发现这个东西是了解信息、知道情况的渠道，他通过朋友圈可以看朋友的动向，一问老王你到哪儿去了，老王就马上回应了，韩国东北亚司的司长都这样了。你会发现，这是中国互联网带给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这个变化是从来没有过的，社会的状态压扁了，你会发现直接的对话越来越多。

 

淘宝、微博、微信从来没有地开启了一个所谓小时代、微时代。最近大陆最红的电影之一就是郭敬明的《小时代》，所以说微时代、小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云时代”的一个想法。

 

2.生活方式精致化转变：中国的中产阶级有着差一半的情绪

 

第二个想法，现在大家的生活方式开始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什么转变？生活开始精致化。比如说中产阶层开始有很多精神上的追求，中国的中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放大。中国人和西方人、印度人不太一样，印度人有一个冰箱他就说自己是中产阶级了，中国人一般都说自己是穷人，再有钱的他也说自己是穷人，他一般都是说我们哪算中产阶级，我们哪配啊，中国人一般对自己的期待很高，对自己的自我评价比较低，尤其是大陆的人，自我评价都很差，印度人都是我有冰箱了我就中产阶级，中国人自我评价很差，一般都觉得我是穷光蛋，穷得一塌糊涂，其实他有房有车，什么都有了，但他还是觉得自己穷，很大焦虑。这个中产群体一方面是在30年发展中间从来没有扩大，而现在正在向体力劳动者扩大，一方面有拆迁的原因，虽然有很多强拆的报道，负面的，但是也让很多人一生中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一下子扩大了整个中产阶级，然后劳动力的成本开始集聚提高，这个也放大了中产阶级。同时中产阶级的苦闷在中国社会里变得越来越严重。由于GDP到了人均5000美元以后，中产阶级的焦虑感、痛苦感越来越强，这个焦虑感、痛苦感变成了一个社会的主要情绪。什么焦虑感？我把它概括成差一半的情绪，中国的中产阶级有着差一半的情绪。什么叫差一半？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支付的能力和他看中的那套房差一半，基本上这样。

 

我记得10年前北京的房子基本上四环以内的一个三居室才100万，其实很便宜，但是中产阶级去看房，看完了以后算来算去自己只有50万，现在北京这套房应该涨到600万到700万，算来算去350万，这就是中产。中产就是他看中的那个永远比他高一半。你会发现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你跟他聊的话，他一生最重要的不动产就是房子，你会发现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只有父母给他20万，两个人要结婚，各凑10万，一共40万，可是看中的那套房在北京郊区，远一点，正好80万，差一半。到了以后一个大高管了，不得了了，他买别墅，他再厉害，1500万的房，发现算来算去750万，差一半。这个基本上就是中产阶级完成不足，这是他最大的焦虑，这是生活上完成不足。

 

然后在事业上是实现不足，这个是中国中产很大的焦虑，事业上差一半。什么叫差一半？他觉得他当公务员，他是个科长，他老就觉得自己应该是正处长，我能力早到了，但是由于你们排挤我、打压我，我一直是个科长。企业里面是中层管理人员，他说我老子早就应该是高管了，现在还不是，有心理焦虑。中产阶层这个差一半，在事业上是实现不足，在生活上是完成不足，都差一半。这两个差一半使得中国的中产处在一个极度焦虑的状态下。

 

同时，他现在的生活又有了很大的拓展，比如海外的旅行，当然大家都熟悉很多笑话，说中国人出去旅行笑话太多了，到处都是LV的包，大陆的人出去买LV包的到处都是，遍地都是LV、普拉达这些大牌子，好象女士都是人人一个LV，最后好象变暗号一样了，拿着LV就好象进入了一个圈子，然后你会发现女士一看到你就把包往你面前放，你说真有品位，她才放心。

 

另一方面，这个旅行其实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他会发现虽然我们现在也有点钱了，做得也不错了，可是你会发现无论是环境、子女的教育、社会的保障等等，这些问题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你看西方是山清水绿，人也很少见到，看到人的距离都很大，在中国到处都是人挤人，外国非常风雅，空气也很好，中国大城市最垢病的PM2.5很严重，产生很大的反差。

 

其实西方当年也经历过这个情况，伦敦叫“雾都”，日本也有污染的问题，这个发展过程中是很难避免的，但是你会发现西方那个时候没有先例，只有发展，而中国有一个示范，就是西方的示范，中产阶级更苦闷，我们为什么不能过这样的生活？更不高兴。这种中产阶级不高兴来自于差一半，来自于他对世界的很多想法。

 

基于这个焦虑感，你会发现中国微博里有那么大的火，就是有一股戾气，为什么火很大？就是因为这个。另一方面，中国的宗教传统并不明确，西方的社区的传统、宗教的传统都比较强，他在社区和宗教上都能找到心灵的支持，而中国内地这方面的支持是相对弱的，民间的力量原来培养得不够，现在就发现中产阶级越来越不高兴，这个不高兴其实是转型的过程。第一个就是温饱没问题，70后以前的中国人都捱过饿，所以现在看郭敬明的小说很多人就有感慨，郭敬明的小说里就讲到年轻人的敏感，精神的问题，他说这个年轻人很苦闷，怎么办？他觉得我是谁啊，为什么活着啊，很困扰，困扰以后就拿一个水果刀在自己的手腕上一割，一割以后觉得疼，哎呀，我活着呢，我疼啊。后来我就碰到一位60岁的老评论家，老前辈，他一看这小说气得要死，完全是胡说八道，什么叫吃饱了撑着瞎折腾，什么是刀割自己，说自己一疼就存在啊，他说我60年代的时候也知道过存在，为什么？困难时期我肚子饿得咕咕叫，所以我知道我存在，我活着。

 

你会发现现在代际的差别现在很大，年轻的群体80后、90后是中国独生子女的第一代，是中国第一代没有捱过饿的人，你会发现中国未来的情况会发生很深刻的改变。20年后中国的房地产状况一定会发生很重要的转变，虽然城市化还有一波发展，但还是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为什么？很简单，一个80后、90后的中国人，年轻人，如果是城市户口的中产家庭，如果他的上两代人全部去了的话，他就可以继承三套房，祖父祖母一套、外祖父外祖母一套、父母一套，三套房。如果他父母两个人和他自己再含辛茹苦积累点钱，拼命给他付首付，再买一套，四套房。四套房以后，他结了婚，两个中产阶级的孩子结了婚就变成八套房。如果有八套房，他可以卖掉三套、租掉三套，剩两套自己住，吵架的时候可以分开。这个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财富状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状况。80后、90后的物质生活问题基本上是解决了，所以他们精神的苦恼越来越大，生活精致化，要求越来越高。

 

现在你会发现，中国大陆内部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正在发生一个精致化的转变。去年有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非常轰动的纪录片叫做《舌尖上的中国》，就是说原来中国人都是唯恐吃不饱，总是把饭弄到最多，唯恐自己吃不饱捱饿，有巨大的捱饿的恐惧感，所以拼命吃，那时候我们的筵席都是搞到最大的规模、最多的食品，一定要剩下来，这样就让我觉得大家都吃得饱，没问题了，如果不剩的话感觉到很焦虑，为什么？客人万一没吃饱那就很对不起，因为我们过去有很大的苦闷、压抑，吃不饱的压抑太大，所以那时候拼命要吃饱。拼命要吃饱就玩命地吃，所以前30年我们开始拼命吃。

 

吃到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基本上吃饱了，这时候就发生转型了。什么转型？你会发现他就要吃出文化、品位、意韵。讲到陕西有一个人做一个黄馍馍，他用手精心地做，用糜子面精心做出豆沙黄馍馍，做完了在市场上卖，把豆沙黄馍馍拍得美伦美奂，非常迷人。最后这个人一下子在中国就红了，红了以后有一个连锁的西北饭馆叫做西贝莜面村，这个莜面村一年给这个人30万，把他请到莜面村，他在莜面村的各个连锁店传经送宝，做这个黄馍馍。这个黄馍馍做好了以后西贝莜面村就卖，大量的白领、小中产、小年轻、80后排队去买。大家都买，觉得太伟大了，手做的，包括人的体温、生命，非常美好的东西，一定要买。买回去以后一吃，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味道说实话实在是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你不敢说不好，因为它太伟大了，因为这个东西是用生命、用体温来做了，味道不重要，这个体温重要。

 

这个生活方式在走向一个精致化、优雅化，中国人原来吃得太饱了，现在我们需要解决文化的问题。注入了文化、注入了精神的解决，它就会有很高的价值。这个黄馍馍就是最典型的，它就是一个最普通的陕北小吃，那个人推出来卖，他做是因为他没有机械化的能力，而现在它变成了一个神圣的、优雅的、品位的象征，所以现在什么朝鲜泡菜一切东西都优雅化了，生活方式优雅化，不求过饱，而要有品位。

 

北京有一家饭馆完全是一个饮食哲学家，大董是个饮食哲学家，是个神秘人物，他原来是做烤鸭的，烤鸭店出身，但是后来变成了神秘的饮食哲学家，他那个菜都是他脑子里面看着食物，灵光一闪，有禅意的菜，然后他把唐诗弄在菜上。我有一次在那儿吃饭，和美国篮球明星马布里吃饭，居然有一个人给他念唐诗，把这个美国篮球明星基本上吓晕了，完全没有吃过这样的饭。这是什么呢？就是生活方式要精致、优雅，这个变成了一个社会的新需求，这个改变和社会的扁平化一样，都在要求新的文化解决方案。

 

我们的社会消费者现在有一个重大的改变，中产阶级在不高兴下要求更多的精神需求。刚才说的是生活的精致化、优雅化，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刚才谈论的信仰，超越的价值，信仰、力量。大家会发现人间佛教在内地开始复兴，太虚在明国时代就提倡，后来星云大师等人在台湾发扬光大，后来赵朴初先生在1983年大陆提出了人间佛教的主张，现在开始有了一个很好的传播机会，开始注重心灵的问题，心灵超越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怎么样从日常生活中间得到一个超越的对世界的理解，这个问题演变成为一个大家的精神上的需求，从物质层面一直到精神层面都有很多不同的转型变化。生活方式要变，过去吃得过饱，狂热积蓄，大家唯恐不储蓄，储蓄非常多，把钱放在家里，看着钱才高兴，很多人都把钱放在家里。一个拾荒的老太太，捡破烂的，民政局都来关心她，担心她没有钱，结果她的枕头和床单下面都是100元的人民币，发现她有几十万的财产，但是老太太舍不得用，只有垫在她的枕头下、床单下，有钱在下面，睡得才踏实。现在中国人开始逐渐地超越这些东西，就是怎么样超越目前的精神问题，既有物质的问题，又有精神的问题，需要一个重要的文化解决方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扁平化、精致化，然后又有超越化。这“三化”可以说是现在发展的趋势，大家都在寻求一种文化上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东亚文化、华人文化在全球越来越引起了关注，台湾、香港在华人文化统和领域里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现在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演中国大陆故事的电影都是找台湾的演员来演。赵薇的电影《致青春》，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一位台湾同胞，他演了一位大陆90年代的内地大学生，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口音有一点台湾国语的口音，但是那个口音我们觉得好象中国大陆90年代就是这么说话的，其实我一直在大学里，那时候没人那样说口音，但我们觉得就像。

 

郭敬明最近创作了80后、90后生活的电影《小时代》，你会发现大中华区域文化上的融合力量非常大。香港也是一样，陈可辛是非常有名的导演，拍过《甜蜜蜜》，现在他拍一个《中国合伙人》，这个电影就是讲一个歪打正着的故事，就是讲中国新东方的俞敏洪，很多人到美国留学没学过真的考不上托福、GRE，很多人在美国生活很多年都再回国出击学个一两个月，然后回去考，因为考托福、GRE在美国混过很多年都不一定考得好，可是在他那学校学就考得好。俞敏洪自己那时候没出国，可是他的一个美国梦歪打正着变成一个中国梦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个大企业，上市了。

 

寻找文化出路的“四跨”：跨平台、跨群体、跨代际、跨文化

 

我们会发现，现在中国内部变化非常巨大，这个变化里面文化上面的转变很深刻。我想有四个方向现在看起来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个方向，我们在文化上需要一个跨平台的传播。过去我们的平台只是纸媒或者电视媒体，现在逐渐跨向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平台必然要“吃”掉传统平台，所以现在你要没有一个微博的账号、微信的账号你就很难和人去交流。现在我发现很多老人他们完全跟世界隔膜，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上网，他就跟世界隔膜。怎么样跨平台变成第一个大挑战。

 

第二个方向，跨群体。有很多不同的群体，比如说新来的像王宝强这样的群体，卖葱油饼的和原来的中产阶级、大企业家直接有很多复杂的关系，怎么样跨群体地沟通，这是一个方面。

 

第三个方向，跨代际。我们年纪大的人怎么样和80后、90后的年轻人沟通，这变成很大的挑战，你不能跟他沟通，你就对未来没有发言权，80后、90后的年轻人这一代将主宰中国乃至亚洲的未来，他们对世界的改变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这些人关心的问题都是我们传统中国人很难关心的，比如说动物权利的问题，中国过去都不太关心这个问题，人都吃不饱，还有什么动物权利，但现在你会发现中国动物权利的运动风起云涌，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关爱动物。

 

深圳有一家企业是取熊胆的企业，后来一个80后去参观了以后写了一个报道，我看了以后真震撼，他去参观，那个熊确实是很有问题，可是那个企业对熊的待遇还是可以的，就是说熊在里面玩得还是可以，但是他讲的故事非常生动，他说这个熊就把它的手放在我的肩上，轻轻地拍着我，给我托付，托付我什么？用卑悯的眼神、无奈、无助的眼神凝视着我，为什么？就是使命托付给我，让我给它报道，报道它的悲惨境遇，给它一种动物的权利。我看了以后很震动，过去我们都叫熊掌，他叫熊的手轻轻地拍着我，真是感动啊。这就是跨代际的沟通，怎么样大家在代际上、差异上有新的沟通的能力。

 

第四个方向，跨文化，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我们中国人想了很多走向世界的方法，我们想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价值观，了解亚洲的价值观，了解我们独特的宗教，这个星云大师其实是做得最好、最成功，文化的传播交流。现在看来，这个跨文化的交流工作变得非常重要。

 

跨平台、跨群体、跨代际、跨文化，这“四跨”中间怎么样去寻找一个文化的出路，关键的问题既在内部，又在外部。内部我们需要解决的是所谓中产阶层的不高兴，他的不愉快，他的内心里面的困扰问题，80后、90后年轻人的困扰问题，他们非常愤怒，每天在网上有很多的怨气、很多的不满意，怎么样既在精神上给他力量、给他超越感，另一方面要在经济上、社会层面上多关心他，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这些方面都要求文化上的解决方案。

 

这“四跨”怎么样达到？需要三个方面：

 

第一，需要一个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有担当的精英群体，有力量、有信仰，对未来有愿景，对世界有关照的精英群体。中国的转型其实也是世界转变的一部分，因为中国现在已经体量很大，两岸三地的大中国地区在这个转型里，中国内部的转型对整个区域、整个世界的转型具有高度意义，所以需要一个有远见的精英群体，把信仰的力量、超越的力量和具体的实践、具体的对未来的看法结合起来。

 

第二，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大众文化，有大众文化人们才能够找到自己的认同感，找到自己精神上的皈依。现在中国有很多大众文化的节目，比如《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评委都有台湾的朋友，完全是两岸一家，完全达到融合，在大众文化里没有任何障碍。虽然政治上我们有很多讨论，经济上有很多复杂情况，可是大众文化里一排坐着4位评委，有张惠妹，有那英，大家坐那儿共同讨论，分成四个队没有任何障碍，融合得很好。《我是歌手》里面的林志炫和黄琦珊都能在个平台上比赛，你会发现大众文化的融合给两岸三地创造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其实是未来一个很好的机遇。有一个成熟的、充满活力的大众文化，这个大众文化可以让人创造更多的认同感。

 

第三，需要一个不断向上提升的强烈愿望、改变自己的主流社会。这个主流社会要不断地改变自己、向上提升，中国内部的提升对全球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福祉。

 

有了这三个方面，我们的转变、转型就会比较平顺，再过二三十年，我觉得中国和亚洲乃至世界的情况就会发生更多的转变，经济、社会、政治等等的问题现在需要更多的文化上的解决方案，包括信仰和力量，包括大众文化的力量，包括精英群体的力量，需要这样的一个超越。

 

现在需要更超越的精神来支撑我们的未来

 

最后我想讲一点，中国人几十年了，真的是不容易，经历了很多痛苦，很多的悲剧，中国人有很多悲情。最后我还是想从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到《泰囧》说起，这两个电影都有一个演员就是王宝强，这两个电影都跟佛教有点关系，《天下无贼》讲的是在西藏修喇嘛庙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挣了5万块钱，他还是用世俗的方式，他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娶个媳妇，买个电视，盖个房子，他在火车上就做起了梦，火车上有贼，他就很自负，说谁敢偷我挣的钱，刘德华本来也是一个贼，可是突然觉悟了，这个人真不容易，中国人那么苦，不容易，最后就帮他夺这个钱，不让这个钱被贼给偷走。最后两个人在火车上作殊死的搏斗，最后刘德华快死的时候，把破布包给了王宝强，王宝强还在睡觉，都不知道上面发生了这么多的故事。

 

《泰囧》也是王宝强演的，也是一个小年轻，他卖葱油饼的终于到泰国旅行了，旅行完了以后，这个电影结束的时候，不是谁敢偷我了，他挣的这个钱居然在北京把葱油饼送到了跟他一块旅行的中产阶级的家里，这时候居然出现了他心中的偶像范冰冰，最后他们两个人不断地照相，这个电影就结束了。你会发现，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开始了重大的改变，这个故事到泰国其实是还愿求佛，王宝强演的这个人物从一个最世俗的层面到了渴望有一个美丽女性，这毕竟是个进步，一开始就是拿钱回家到渴望有一个美丽女性，现在我们需要给予更多的精神力量、精神超越的东西，让他能够走向一个伟大的未来。

 

怎么走向？这需要我们今天在佛光山这儿坐着，最真诚地、最虔诚地、最认真地、最执着地探讨。我们觉得怎么给王宝强这样的普通中国人更多的精神力量，让他们在里边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信仰的升华、道德的升华、伦理的升华，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

 

今天的探讨我觉得和外面的世界是非常有关系的，我觉得跟星云大师的伟大主旨——人间的佛教，关爱众生有关联，和我们共同的生命有关联，所以我觉得在这儿探讨这些问题和两岸三地所有的人密切相关。

 

我最后愿意向佛光山致敬，其实我今天讲的一切都是向佛光山致敬，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更超越的精神来支撑我们的未来。谢谢各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