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晨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常玉迪系人大重阳实习研究员。本文刊于6月18日中国网。

　　目前，随着“南海仲裁案”预定的结果出炉时间临近，南海局势不断升温。笔者认为，抛开看似复杂的法律条款，我们应当认识到南海问题升温的重要原因：2009年以后美国战略大转向，尤其是“亚太再平衡”战略。

　　美国战略大转向，指的是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在军事、外交、能源和宏观经济等方面互有关联的战略转向。“大转向”在亚太区域的直接体现就是“重返亚洲”和随后的“亚太再平衡”。它发端于奥巴马第一任期之初，简言之，就是美国逐步减少对“大中东”的军事战略介入，在政治、经济与战略等领域大幅强化在亚太的存在。南海问题也在2009年后逐渐升温，风波不断。这一时间上的高度重合并非巧合。

　　“亚太再平衡”战略通过影响中美关系、美国与亚太盟友关系、美国内部军政关系和东亚一体化这四个方面，共同导致南海问题的升温。

　　“亚太再平衡”首当其冲对中美关系本身造成了负面效果。首先，“亚太再平衡”战略由奥巴马政府单方面提出，缺乏与中方的战略沟通。而且，出台之初，是以“重返亚洲”（pivot）的面貌出现的。鉴于军事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天然有机密性，“重返亚洲”到底是否“剑指中国”，美方始终没有给出让中方信服的说法。因此，虽然奥巴马上台后主张多边主义，但这指的是美国与盟友们间的多边主义；从中国角度观察，这更像是拉着盟友“围堵中国”。其次，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疑是一条底线，然而美国却在各种场合明显偏袒南海周边的盟友国家，高调渲染中国在南海的威胁，这给中美关系造成了很大冲击。最后，通过热炒“军事化”等概念，美国利用相对中国的话语优势对南海局势造成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亚太再平衡”“刺激”了美国的盟友在南海问题上挑战中国，也搅热了南海局势。美国直接打出安全牌，巩固亚太军事优势，深化与传统盟友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关系，还积极拉拢越南等新盟友，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倾向的明朗化。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这都“刺激”了一些美国亚太盟友主动调整安全政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菲律宾。早在2011年菲律宾就向美国购买退役巡逻舰，积极地扮演“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支点。某种程度上，是菲律宾在利用美国，而非相反。在笔者多次与美国智库交流时，都听到美国战略精英对菲律宾“拉大旗扯虎皮”、拖美国下水的不满。然而，在公开场合，美国为了维护全球盟国体系的所谓“可信性”，不仅没有有效制止菲律宾的过激举动，反而助长了菲律宾参与“亚太再平衡”的“积极性”。

　　另外，美国对南海军事介入还使日益右倾化的日本找到了参与东南亚防务的机会，进一步使南海复杂化。

　　第三个方面，“亚太再平衡”对美国内部力量，尤其是军政关系也是一种调整，美国军队尤其是海军在对南海政策上有更大的自主性，这也是当前南海局势升温的原因之一。

　　2015年8月，美国海军自《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之后专门推出《亚太海上安全战略》。出台前，美军高层就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进行了高密度的舆论活动。另一份2015年7月出台的《国家军事战略》中则在军方顶层战略规划中首提中国威胁。频繁的军方独立表态说明，美国海军不仅在亚太具有相对增长的军事存在，还有政策和舆论上的独立影响力。而在奥巴马进入“跛脚鸭”状态后，美国海军在美国对南海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就更加显著了。

　　美海军独立性的背后又有一系列复杂原因。军队规模缩减和军费开支减少是美国战略转向中的重要部分，即使是美国海军也未能阻止最新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建造计划的不断缩减。与此同时，中国却在海军建设上突飞猛进。因此，即使从纯粹的军种利益和官僚利益出发，美国海军也可从南海紧张局势升温中获益。

　　最后，我们还应从地区一体化的角度认识南海问题。2002年到2009年，南海虽然暗潮涌动，但总体平静，这背后是东亚（包含东南亚）一体化的稳步推进，地区合作是当时的主流。2009年，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并高调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实质是把安全议题带入到东亚，打断了东亚自身的一体化顺风顺水推进的进程，同时抛出了美国版本的一体化路径——TPP。根据笔者的理解，TPP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重要一部分。这是认识南海问题的重要角度。

　　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战略大转向特别是“亚太再平衡”应为当前的南海局势升温负责。因此，中国如要继续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就必须更加审慎地与美国展开战略和经济对话，化解来自美国的压力，从根本上缓解南海紧张局势。（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