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6-05-30 作者: 刘戈
对中国来说,继续做大蛋糕是是永恒的主题,但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把蛋糕如何分的公平,如何通过“分蛋糕”激励人们创新和创业的工作热情比单纯的做大蛋糕,具有更强烈的紧迫性。如果过多的强调先做大蛋糕再说分配蛋糕,有可能错失解决“分蛋糕”问题的最后时机,中国将不可避免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刘戈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27日听戈微信公众号。
对中国来说,继续做大蛋糕是是永恒的主题,但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把蛋糕如何分的公平,如何通过“分蛋糕”激励人们创新和创业的工作热情比单纯的做大蛋糕,具有更强烈的紧迫性。
如果过多的强调先做大蛋糕再说分配蛋糕,有可能错失解决“分蛋糕”问题的最后时机。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下一步中国经济的拉动问题。一旦中国经济遭遇“硬着陆”,中国将不可避免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群体的蛋糕
推动这个国家转型的顶层设计正在一步步有条不紊的推进。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月16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除了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最被社会关注的问题之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问题被同时列入讨论议题。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正式进入解题程序。
习近平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会议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明确了六个方面的工作。包括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必须加强产权保护。
坚持有质量效益的发展其实还是做大蛋糕的问题。而紧接着的两项方针“必须弘扬劳动致富精神”和“必须完善分配制度”则是对如何“分蛋糕”的定调。
对中国来说,继续做大蛋糕是是永恒的主题,但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把蛋糕如何分的公平,如何通过“分蛋糕”激励人们创新和创业的工作热情比单纯的做大蛋糕,具有更强烈的紧迫性。
分好蛋糕其实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否得到弘扬,也不仅仅意味着改革开放的正当性是否得到人民的认同,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是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建设“橄榄形”社会的重要基础。此前,迟福林提出建议,应当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国家战略,在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基础上,制定专项国家规划。
分配问题的前车之鉴
美国在19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表面上看是由于1929年的股灾所引发的,但是实际上从几代经济学家的研究分析结果来看,大部分人认为,分配问题没有解决,更多的劳动者没有享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工人没有钱去购买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是导致大萧条的根本原因。
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和二战之后,美国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迎来它最兴旺的时代,社会的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成为中产阶级。1954年5月的《财富》杂志是这样评论的:“该是改变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旧形象的时候了。他不是,并且多年来已经不是小房产主或者杂货店老板了。如果要找它的典型人物,最合适的或许就是底特律的车工了。”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已经变为典型的中产阶级,当汽车工人都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的时代,必然是汽车迅速普及的时代。有了汽车,人们便有条件逃离拥塞的城市,到郊区过着过去只有地主资本家才能过上的幸福生活。
“全美国各都市无不如此。在1948-1958年10年间新建的1300万座新住宅中,大约有1100万座,也就是85%都建在了郊区。从昔日的农场和城市中心外流的人现在都聚居在战前根本不存在的小镇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都市因此失去了生气。年轻人的兴趣已经转移到郊区弯弯曲曲的街区,这里住着一代新人,摇滚舞音乐的一代。”这是《光荣与梦想》中对美国新生活的描写。
与此同时总统艾森豪威尔开始了他改造美国地理风貌最大一次改造——洲际高速公路网系统。这项浩大的工程预算达到400亿美元,最后花了760亿,建设成了4.1万英里的高速公路网。免费的高速公路网的建设让美国真正成为了一个车轮上的国家。
汽车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角,汽车业也迎来了全盛的年代。人们已经不再把汽车仅仅看作是代步工具。汽车业成为时尚产业,新的款式如同时装发布一样令人眼花缭乱。人们在汽车消费方面热情高涨,不惜为买汽车欠债,透支消费的习惯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从1952年-1956年,美国消费者债务从274亿美元增长到425亿美元,分期付款的赊账增加了63%。而购买汽车的欠款几乎增加100%。
汽车社会的到来,证明了罗斯福在大萧条时代的论断:只有当普通民众过上体面生活的时候,经济才能真正的繁荣起来。没有大众的购买力,繁荣不可持续。罗斯福新政的真正成果在此时体现了出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他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文中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治主张已经差别极小,两党的领袖都承认,“新政”建立的制度将成为美国社会永久的特征。时任总统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若有任何政党试图取消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废止劳工法与农业计划,该党将必从美国政治史上消失。固然有一小撮人固执己见,如德克萨斯的石油富豪们以及少见的政客,但其数目微不足道,其行为亦蠢笨可笑”。
有经济学家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
更早的年代,卢梭在《论不平等》中说过:“社会经济不平等给予共同体中有些人过分强大地影响法律制定的力量,把共同体分裂成充满敌意的帮派,大家都不愿意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小团体利益。”放在200多年后的当下中国,这话精准的令人毛骨悚然。
先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贫富差距这种经济不平等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即通过隐秘手段暴富的群体会干预立法、司法、行政,并结成特殊利益集团,吞噬经济发展的硕果。他还说,巨大的贫富差距将造成公民间的相互仇恨、对公共利益的冷漠。
我们从世界上各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得到的教训是:社会一旦出现非常富有和非常贫穷的人,再来纠正就往往为时已晚。最好的做法是从最开始就防止财富极端不平等的情况出现,通过管理社会保证没有特别贫穷的人。在卢梭看来,缩小贫富差距,进行收入制度改革,是社会免于陷入混乱和无序的重要措施和必要措施。
中等收入的陷阱?
对中国来说,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现在是亡羊补牢,因此必须有紧迫感。
在2003年之后,中央的政策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缩小贫富差距的走势。一些列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出台,包括农业税的减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医改的推进、保障房的大规模建设等等。但突发的金融危机打乱了这一进程。四万亿巨额投资在缺少监管的环境下迅速投放,一方面抑制了经济的下滑,保证了就业。但巨额投资中的贪腐现象和巨大货币发行推高的资产泡沫,导致财富迅速向富人集中。中央几年来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几近付之东流。只是由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逆转,才让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得以稍稍缓解。
中国的城市化造就了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参杂了半城市化或者假城市化的水分。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到了城市里面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他们的根还是在农村。没有能把这些人口变成一个可以有较强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工业品过剩的重要原因。
在2008年之前,中国的收入结构是金字塔型,虽然距离发达国家“橄榄型”的收入结构有差距,但是他也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2008年之后,由于整个的社会投资的急剧的上升,资产价格的迅速膨胀,导致社会的收入结构从金字塔型变成了埃菲尔铁塔型。众多原本认为自己在金字塔的上半截的年轻白领掉入了底座。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到逆转、反腐、扶贫和国家政策对公共服务的大力投入,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势头被遏制。但值得注意是,由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将不可避免的导致众多的普通劳动者失业或收入减少。在历史的又一个重要时刻,是更多的考虑减员增效,像上一次结构调整那样,让员工来承担淘汰过剩产能的主要成本,还是在企业破产的过程中优先让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保障,用最大的努力和耐心帮助失业者重新就业——两种路径的选择,代表者中国发展的两种结果。
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如同一个摆脱不掉的梦魇。在快速发展阶段,几乎每个国家的国民都享受到自己国家“改革开放”的硕果,人人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但在发展后期,大部分国家都会出现财富向少部分人聚集的现象,这些国家的政府如果不能摆脱利益集团的胁迫,依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就必然被“马太效应”所左右,必然出现贫富的分化。也就必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此之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的“倒U型”理论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社会和收入的不平等现象会先增大而后减小,世界银行1974年的报告《增长的再分配》也宣称,增长和分配之间并不存在冲突,经济增长和分配公平可以同时实现。但众多发展中国家之后的发展历程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做到。
在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他们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财富过度集中,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同时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每一次波动都成为一次对低收入人群的洗劫,贫富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是成为少数几个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幸运国家,还是如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跌入陷阱?和这个概念提出时的2006年相比,中国人给出的答案开始不那么确定了。
具体国情下的乐观与谨慎
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中国经济的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低工资、低人权、高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从中国经济的最强项制造业来说,企业普遍大而不强,没有成长出一大批创新能力强、品牌价值大的企业。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关键技术靠国外,主要占据产业链低端。与此同时,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在社会层面上。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是居民的普遍感受。同时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仇官、仇富等情绪普遍,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相对乐观的是,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与拉美等一些曾经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完全不同。政治上相对安定,不同阶层之间的裂痕尚未完全撕开,利益集团对政权的全面裹挟尚未形成。同时,人才总量巨大,本土市场巨大。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的判断,就中国的增长形态而言,落入拉美、东欧一些国家那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不过,在中国经济增长“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增长期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但在笔者看来,这个结果有点过于乐观。虽然我基本认同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但所有的这些优势在于决策者是否清晰的认识到贫富差距的拉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对这一现实的理解决定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步骤。
过多的强调先做大蛋糕再说分配蛋糕,有可能错失解决“分蛋糕”问题的最后时机。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下一步中国经济的拉动问题。一旦中国经济遭遇“硬着陆”,中国将不可避免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回顾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等收入群体的事实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群体。在工业化的初期,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由专业级的知识分子、政府中层以上公务人员以及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所构成。到工业化中期,这个群体扩大到所有的企业管理人员、全体政府公务员和非政府组织从业者、大部分知识工作者、大部分小业主和少部分体力劳动者。到工业化后期,这个群体会扩大到产业工人(包括农民工)和大部分农民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发展到后工业化时代,中等收入群体会扩大到所有具有固定工作稳定收入的社会阶层。到这个时候,所谓的“橄榄型社会”就真的形成了,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我在美国参观过由中国绿田园农场有限公司购买的一家农场,位于犹他州名叫艾斯克兰迪的这家农场种植着3万亩苜蓿草,农场现在有四名美国员工。一位是农场经理,大学毕业,现在负责经营整个农场同时也每天下地干活,年薪是7万美元。两名工人,一位是从伊拉克战场上回来的退伍兵,一位是墨西哥来的移民。还有一位是女会计兼文员,她的男朋友是附近煤矿的矿工,他们的薪酬都在3-5万美元之间。我做了一个小调查,他们异口同声的都认为自己是标准的中产阶级啊。后来呢我又问了来农场拉的卡车司机和犹他州大学来搞科研的中年教师,他们也毫不犹豫的把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群体。
美国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当社会进入到这样一种状况以后,虽然依然有巨大的贫富差距,虽然依然有各种社会问题,但产生社会动荡的因素已经基本消除,社会就进入到一个超稳定结构。
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过渡时代,和上世纪30、40年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当。在中国体制优势的背景下,让所有的产业工人和大部分农民进入到中等收入阶层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中国,一些政府经济管理者、部分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包括《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制度等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导致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幅度过快,使企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经济减速的根本原因。这其实是一个本末倒置的看法,中国体力劳动者工薪水平的上升是主要是劳动力供应不足的自然结果,如果是由于劳动者保护工作的推进所导致的,那恰恰应该是自我表扬的伟大成就,其本身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目标而不是手段。
任何一个国家在其工业化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阶段,如果我们躺在这样一个奇怪逻辑上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人带领后富的人”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的初衷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对于我们这个拥有13多亿人口的大国,如何将做好的“蛋糕”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和做大蛋糕相比,分好蛋糕要重新调整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因此对制度设计者和推动者来说,需要更大的勇气也需要更高的智慧。而且,勇气比智慧更重要。(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