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人大教授莫于川称，地方公开“三公”就是得罪上级，最典型的是四川白庙，公开之后，上级领导再也不去了。这种困境直指核心矛盾：任何一项公开触动的都是官员们自己的利益，但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却得依靠这些官员。

 　　
　　首要难题是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之间的纠结关系。尽管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被认为是法治政府应当遵循的基本理念，但实际情况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其效力低于《保密法》。

　　莫于川说，“《保密法》实际上成了政府官员逃避信息公开的‘合法’手段，通常的做法是，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可能会具体地伤害行政相对人利益时，相关政府机关以保密为由，对作出该行为的相关文件加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即便受到伤害，也因为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取文件，没有办法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此种困境并非无解。在莫于川看来，这种行为已经违反《公务员法》关于不得滥用权力的规定，应当依法追究责任。“政府信息公开是依法行政的一个环节，需要依靠其他法律法规配套保障，关键在执政者敢不敢下决心。从推动廉政建设、追求良法善治的角度看，政府信息公开的投入产出效率高，是打破阻力推进改革很好的抓手和切入点。”

　　障碍还包括地方政府的干预。东部某省一位资深行政审判法官透露，“在一起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基层法院准备判该省省政府违法，该省政府某领导指示省政府法制办把基层行政法官召集开会，统一思想，提出的要求是不能判省政府违法。”

　　记者获悉，在此过程当中，法官与干预者也有交锋，但最终扛不住压力听从了省政府的安排。莫于川说，这种干预使得司法在面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时，保持尽量远离的姿态，实际上也是无奈之举。

　　信息公开下一步

　　种种问题，王锡锌认为，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已经逐渐进入深水区，问题都已经暴露出来。

　　以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公开为例，此项工作各地早有尝试。湖南某县曾高调推进此项工作，并在所有部门进行排名，增长排名靠前的部门负责人要公开说明情况。但此项工作推开不久便遭抵制，以接待费为例，大部分是接待上级政府官员，没有钱接待，很多工作都无法开展。

　　莫于川说，“地方政府公开‘三公’经费实际上就是得罪上级，最典型的是四川白庙，搞了公开之后，上级领导再也不去了，一个地方要是这样的话，工作就没法做了。”

　　这种困境实际上也反映了整个政府信息公开的核心问题：任何一项公开触动的都是官员们自己的利益，但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却又需要依靠这些官员去做。

　　鉴于目前立法层面并无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法》或修改《保密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计划，从立法层面上理顺二者关系可能性不大。

　　而行政诉讼的问题有赖于行政审判体制改变。莫于川认为，正在进行的《行政诉讼法》修改有望实现一定程度的改变。

　　在体制性改变没有太大可能的前提下，在王锡锌看来，最重要的是执政者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理念认同，“今天行政体制改革，实体结构的调整非常复杂也非常困难，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这种治理的技术变革，推动治理结构的改革，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引入更高的透明度，能够促使体制结构得到优化。”

　　“未来应当在权力行使的过程、财政预算决算、公用企事业单位、重大招投标领域等领域推进信息公开，确保政府行为纳入公众监督之中。”王锡锌特别提到的是，“应当适时推动官员信息公开，解决决策中的利益冲突问题，落实政府伦理、重建公共信任，而不仅仅是防止腐败。”

　　鉴于任何改革都会碰到阻力，王锡锌建议， 应该“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以及自下而上公众参与形成的推力，以及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带来的压力，共同把政府信息公开推入良性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