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预算约束与银行体系

　　经济转型背景之下金融制度选择理论最重要的洞见源于科尔奈所独创的“预算软约束”视角。按照科尔奈的理解，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预算约束之所以“软”，是因为政府一再的救助承诺严重误导了资源配置的方向与结构，结果，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资源被亏损企业所占用。政府的影响手段除了直接的财政手段之外，金融体系恐怕难置事外。因此一个以“预算软约束”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资源配置体系的长期存在注定包含着金融因素。

　　针对这种情况，分权的金融体制在缓解软预算约束方面就显露出了比较优势，其中的机理并不复杂。如果企业的再融资需要依靠外部的其他银行，则银行之间围绕信贷信息的金融博弈以及由此导致的“代理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减所谓的“事后有效”现象（例如银行在投资项目第二期进一步提供信贷支持，以期盘活第一期的投资）产生的可能性。但是，分权体制在促使企业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的同时，极有可能导致企业家在面对一个“马上见效”的短期项目和一个“未来见效”的长期项目时，即便后者具有更大的净现值，企业家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而一些事关一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长期项目总是“无人问津”。

　　二、预算约束与金融制度绩效

　　在集权的金融体制下，尽管不少“坏”的短期项目时常被银行选中，但大量“好”的长期项目也能得到再融资。在分权的金融体制下，最容易获得信贷支持的自然是“好”的短期项目，可是，由于这种体会使得许多“好”的长期项目得不到银行的再融资。显然，从社会福利，甚至从银行融资收益的角度看，分权不一定比集权更好。这样，任何一种金融体系从一开始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两极均衡”的选择难题。

　　配置短期项目是市场的优势，因此具有分权传统且市场机制较为完备的国家便将大量的项目交由市场去处理。市场可以及时过滤企业信息并且敏锐地甄别项目的品质，借助竞争把金融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项目之上。相比之下，市场对于长期项目则无能为力，毕竟，再完备的市场也是“短视”的。面对长期项目，人们需要在市场之外寻找资源配置视界更为长远的制度安排，集权金融体制便由此应运而生。集权体制固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长期项目的金融困境，但也同时考验着政府的能力与品行。迄今我们仅从理论上尚难判断，预算约束到底是硬了好还是软了好？

　　三、预算约束与多元金融结构

　　在理论上，预算约束的软硬互有优劣，这就意味着不管存在何种预算约束情形都会产生“机会损失”。因此，在任何制度条件下，若要将这种机会损失降到最小，可能的选择就是企业金融结构的多元化。企业的金融结构一旦多元化，则软硬两种预算约束以及事先事后两种“有效”就有条件进行合理组合。进而，金融结构的多元一定意味着投资利益主体的多元，而在投资利益主体多元的背后注定存在着多元的监管结构，则预算约束的“分离均衡”就会合乎逻辑地出现

　　基于以上情形，政府的选择不外乎两种，要么重新收回控制权，要么满足企业的再融资要求。就前者而言，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已经下放的权利具有显著的“回收刚性”，因此旨在重新“集权”的政策调整往往会无功而返。就后者而言，对企业再融资要求的满足则意味着政府会选择某种程度的“金融集权”。当然，与此相映成趣的情形或许是，银行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最终也会“内生”出政府的金融控制。既然如此，经济转型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恐怕注定要与政府控制的金融体系长期伴随。当然，上述推论尚需寻求更多经验实证结果的支持，至少，中国的情形似乎正在为此提供初步的证据。

　　四、结论

　　一直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一个理论误判，那就是，人们一直倾向于认为软预算约束是集权银行制度的特例，其实不然，它不仅不是“特例”，而且还是所有金融体制可能面对的制度常态。既然如此，缓解乃至消除软预算约束现象便成为任何一个国家金融体系共同面临的难题。

　　其次，基于金融制度的“项目选择悖论”，预算约束较软的集权银行体系固然疏于短期项目的甄别与信贷管理，却能顾及一些事关一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长期项目，据此，我们需要对评判集权金融体制绩效的既有视角与方式进行调整。至少在理论上，不能对集权与分权两种金融体制进行孰优孰劣的简单判断，进而在这两种金融体制之间也难以进行简单复制或者移植。

　　再次，若着眼于金融制度变迁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不难发现，金融体系作为金融运行的“上层建筑”，其处理抑或兼容预算约束两难的能力要远弱于企业制度。因此，当面对预算约束问题时，合理的选择应当是先行着手改善微观经济基础（企业组织）的金融需求结构并据此牵引金融供给，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调整金融制度安排来改变金融供给结构，进而诱导金融需求。（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和讯网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