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衍行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8月3日中国经济导报。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下行压力，投资的拉动作用显得愈发突出，受到各界的关注。而笔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更加强调投资的质量，而非数量。如果还将大部分关注点集中在推动以往那些低效率投资方式的单边增长，必然会引致投资风险的负面叠加。

　　在笔者看来，投资是有灵魂的，“没有灵魂的投资必然没有未来。”投资的灵魂就是稳健。而所谓稳健，是指投资主体能够利用自身的投资收益、自有资金、资本金化解投资风险。换言之，即投资主体本身具有“造血还债”的机能，而不是仅仅指望扩大投资增量稀释短期风险，换句话说，不是简单地依靠“输血”苟延残喘。投资是为了取得收益，但收益未必由社会全员共享。更重要的是，投资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由于大量粗放投资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甚至负面的叠加性，若得不到有效缓释或化解，大量积聚的风险会引致经济紊乱，最终的投资风险必然由社会全员来承担。显而易见，解决投资的债务或风险问题，拖延时间仅仅是权宜之计，蒙混过关更是不可能的。

　　低效投资不但造成资金、资源的浪费，也降低了投资增量的边际效用。笔者通过大量调研发现，个别地区的固定资产存量利用率不足50%，资产大量闲置，浪费严重。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处理这些“僵尸”固定资产束手无策，甚至坐以待毙。现在，中国部分行业总体产能过剩，若仍一味强调扩大投资规模来维持增速，由于边际效应递减，作用必然有限。显而易见，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可能要转移至盘活

　　固定资产存量上来。盘活的任务相当繁重，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盘活的方向必须明确。盘活固定资产存量的质量、水平及数量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制定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显然，今后在强调投资增量的同时，不应忽视盘活存量。

　　此外，在近期，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引发社会广泛的关注。而如何提振民间投资，笔者认为需解决好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地方政府、国企的“去保护”。也就是说，要打破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国企债务的隐性背书。地方政府、国企凭借内生机制主动承担债务风险，有利于用市场化手段化解风险，约束低效投资，发现投资价值，因此也应让民企与其共同享有平等的发展空间。例如，目前，在融资的准入条件及利率上，地方政府、国企具有天然的绝对优势，仅贷款利率这一项，民企平均水平要比地方政府、国企高一倍以上。

　　其次，民企借贷中的“去失信”。即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建立社会诚信体系，保护依法合规民企的正当权益，扭转诚信企业吃亏、失信企业受益的“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风气，把逃废债务的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在笔者看来，对失信民企的惩罚就是对诚信民企的最大保护。

　　最后，则是政府管理的“去低效”。要高度关心民企投资问题，着力解决事关民企投资利益的突出问题，真心诚意为民企办实事，竭尽全力为民企解难事，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针对民企强烈的呼声和愿望，有的放矢地找准切入点，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确保见到实效。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降低民间投资准入成本；加强和改善政府管理服务，解决不作为、乱作为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消除投资上的所有制壁垒、限制或歧视。（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