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民旺系外交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2月4日南风窗网。

　　我是谁？来自何方？又将归于何方？这是人生哲学探讨的命题。

　　我们身处的现代世界来自何处？这个世界又将走向何方？这是历史哲学探讨的命题。

　　这样的问题也许难有答案。然而，当下中国与中国人的诸多困惑，无不祈望着这些问题的部分解答。只有对个体的生存价值和世界本源的回答，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何谓中国？现代中国如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当下那些热门的形而下问题，例如“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等，事实上都涉及对个体生命价值以及当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

　　重新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正是本专栏的系列文章的目标。

　　问题还得追溯到1970年代。那时候开始，大量著作陆陆续续面世，讨论“欧洲的奇迹”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尽管其中也夹杂着些“不和谐的声音”仍在呼应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这些著作的整体困惑是，西方世界的兴起为什么会首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中东或者世界其他地区？只要想一想近代以来西方的高歌猛进，就可以理解这一问题内在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

　　答案不外乎：一端是主张“天然倾向”的必然主义论点，努力从西方特有的元素上寻找答案，例如基督教、封建制度、殖民历史，导致西方世界不可避免地崛起。另一端则将其视为偶然、运气、机遇、意外的结果，例如14世纪席卷西欧的黑死病、英国的煤炭储量等。“必然主义”的答案，似乎蕴含着西方奇迹难以复制的自豪，甚至可能带着浓浓的文明优越感；“偶然主义”的答案则隐含着上帝垂青的幸运之感。

　　另一些“修正主义”的学者则认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西方的奇迹”。阻碍东方却鼓励西方兴起的所有因素，包括宗教、法律体系、民主制等，全都无关紧要。因为，没有这些因素，东方照样可以做得很好。进而，他们批判从孟德斯鸠到1970年代的西方学者，整个轨迹基本上是“东方主义”的思维轨迹，是将亚洲划成了落后地区和“他者”。而所谓伊斯兰地区“出了毛病”或有缺陷，从而减缓发展，最终在西欧列强面前衰败，这一论调纯粹是胡说。伊斯兰地区健康得很，它只不过不按西方的路子发展罢了。

　　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可以说逆转了“西方的奇迹”的叙述。在《大分流》中，彭慕兰直言中国与欧洲在1800年前根本就没有“大分流”，个中的差异也不过是大同小异。而且，所谓“大分流”不过是偶然因素，如英国的煤炭储量和殖民横财才造成的。“加州学派”认为，在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运、贸易以及探索开拓等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领先欧洲的国家。

　　因此，西方崛起是比较晚近才突然发生的，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而不仅仅取决于欧洲本土发生的事情。事实上，这一阵营的部分学者认为，西方崛起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暂时性现象，因为其他国家在经济领域正在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

　　“修正主义”学说冲击了“欧洲中心论”，改变了人们过去对世界历史的“进步主义”叙述，扭转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西方的殖民时才能被提及的命运。对于那些被贬低、压抑的民族而言，“修正主义”学说也提供了自信的基础。但是，“修正主义”仍旧无法摆脱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成功国家身上浓重的欧洲色彩，即现代世界的诞生来自“欧洲奇迹”的扩散。

　　关于现代世界的由来，有一套基于“欧洲奇迹”扩散的叙述版本。

　　如果说1800年左右欧洲才显露出优势的话，那么最早看到这一点的是托克维尔。他已经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将在美国诞生，它的崭新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注定了将要取代“旧制度”，引领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

　　在近代欧洲所造就的现代世界中，大英帝国所留下的烙印应该说是最为深刻的。这归功于19世纪英国不仅控制着全世界最强大的陆、海军，还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民族、最大的帝国。三者的结合塑造了现代世界的可能面貌。而当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进行帝国征服时，照搬了英国的基本行为模式，进一步巩固了大英帝国塑造的世界。

　　大英帝国的时代虽然早就已经落幕，但是它的影响仍旧持久存在，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模式，还反映在普通人的情趣与口味之中。这个小岛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传遍大半个世界，它的业余爱好、游戏、文化艺术，以及它所积累的财富、知识、艺术，仍旧在塑造现代世界。

　　大英帝国给现代世界留下的“样板”为美国所接受和继承。史上大多数帝国既是军事帝国，又是意识形态帝国，例如西班牙帝国、法兰西帝国。它们渴望征服，渴望掠夺，渴望获取土地，并且采取同化异邦民族以灌输某种意识形态。但是，大英英国却是一个经济帝国。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分别仿照本国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的模式去塑造帝国，试图创建一种文化上统一的体系去涵盖其所有殖民地，试图建立同一种宗教、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教育制度、同一种民族身份。然而，大英帝国采取的模式却不是同化模式，而是一种宽容和允许差异的模式，只要英国人在赚钱活动中的利益不受威胁，就允许当地人保持自己的习俗和文化。

　　这是大英帝国成功维持两百年霸权的奥秘，也是大英帝国留给美国统治世界的智慧。

　　在19世纪中叶，这一崭新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已经逐步扩散到欧洲大部分地区，法国、德国快速走向“现代化”。1860年代，日本的福泽谕吉从世界的另一端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很快日本就完全采用了在欧洲奏效的处方。同一时刻，北美也发生了同样的巨变。于是，一个亚细亚社会和一个大西洋彼岸的文明也双双实现了突破。这个奇迹也由“欧洲奇迹”也变成了“欧-美-日现象”。

　　截至1960年代，“欧洲奇迹”仍主要还是在欧洲范围，只不过在日本和美国衍生了两条分支。接下来的20年里，“亚洲四小龙”加入到“欧洲奇迹”的队伍，超出了欧-美-日的范围，打破了世界体系论对中心-边缘的理解。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认为，“欧洲奇迹”仍只能出口到那些深受英、美、日影响的小地方。因为它们要么深受英美影响（新加坡、香港地区），要么深受日本影响（台湾地区、韩国）。

　　直到1980年代，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市场化，逐步诞生出了“中国奇迹”、“印度奇迹”、“巴西奇迹”。但是，正如麦克法兰所言，英格兰文明的立足之本是个人，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立足于集体的文明，中国是否将要、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当走向一种原子化的、各领域分立的、个人主义的文明？另外，中国又应当将自己的传统文明保留多少为宜？他的观察是，迄今中国已让市场经济基本上自成一体，但是它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仍处于互嵌局面，尚未自成一体。未来，上述两种基本模式可能择其一而弃其一，又或许可以找到一个折中方案、一条中间道路。（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