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戈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25日“听戈”微信公众平台。

　　2015年，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上涨10%，而民间投资第一产业的投资速度增长却超过30%。2016年一季度，我国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保持同比增长24.7%的高速度，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高14个百分点。

　　在新的一轮经济转型中，农业毫无疑问将成为最具投资价值的领域。农业是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成长过程中最大的洼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第一个10年，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第二个10年维护了农村的社会的稳定。但是在第三个10年之后，其实已经对农业产生了巨大的抑制作用。

　　中国农业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是成本不断升高；二是粮食的生产总量过剩；三是供给结构失衡；四是劳动生产率低下；五是滥用化肥农药，导致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堪忧。这五条是我对于中国农业现状的总结。

　　改革开放以后，最重要的改革举措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段时间里面，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极大的焕发了中国农业生产的活力，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的粮食产量不断地增长。从1978年到1990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中国农业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此之后，以农户和小块农田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方式，开始阻碍中国农业的发展，加上青壮年农民大量流失。大概从199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2003年，中国农业陷入到低谷，农村凋敝的现象十分普遍，农业的基础地位有所动摇。

　　从2003年，也就是从胡温这一届政府开始，强化了“粮食安全”概念，开始加大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取消农业税、新农村建设、财政补贴、农田基本水利建设等措施纷纷出台。这些努力让农业和农村的情况有所改观。所以从2003年以后，产生了粮食的年年增长，到2015年实现12连增局面。农村的发展也出现了一种趋向于稳定的状态。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农业的问题有所缓解，但是最近的两三年，这种在财政支持下的农业发展又受到了新的阻力。由于我们一直没有解决的小农经济这种基本的生产方式，同时由于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导致农民务农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却没有大的提高。在粮食补贴政策的支持下，以玉米为代表的粮食作物库存越来越多。这导致一方面我们大部分的粮食作物都供大与求，另一方面我们几乎所有的粮食作物价格都高于国际市场。现在来看，中国农村的这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

　　另外，在粮食产量为目标的补贴政策推动下，农药和化肥的滥用越来越严重。所以把“粮食安全”提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重要位置，那么就导致我们三大主粮供应量不断地增加，那么这个增加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农药、化肥和除草剂的大量实施。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下，环境被破坏的程度也越来越大。

　　对饥饿的恐惧，深入到中国人的基因之中。“粮食安全”被中国提到无以复加的重要地步。

　　事实上，固守陈旧的观点，单纯追求“粮食安全”的概念已经影响了中国农业和农业科技的进步。

　　由于翻译和“饥饿基因”因素的影响，国际上通用的“食物安全”的概念在我国长期被“粮食安全”一词所替代。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联合国粮农组织”，按照字义这个组织应当翻译成“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nations）。

　　在中文中“粮食”和“食物”是两个内涵和外延不同的词汇。“粮食”按照中国现行统计口径指谷物、豆类和薯类三大类作物。而食物的外延要大的多，是指所有能为人类食用并提供营养的植物和动物产品，通常分为1、谷物类；2、块根和块茎作物类；3、豆类；4、油籽、油果和油仁作物；5、蔬菜和瓜类；6、糖料作物；7、水果、浆果；8、家畜禽、水产等八大类。

　　从远古以来，人体能量和营养的来源都是多元的，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可以从各种食物中获得，而依靠粮食作为主要能量和营养来源只存在于部分人群的部分阶段。从世界范围来看，只有东亚地区近2000年来以粮食作为主要食物，粮食从来不是世界上大部分种族最重要的能量和营养来源。畜牧和水产在大部分国家的食物结构里扮演着比粮食更重要的角色。

　　按照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大会对“食物安全”（FOODSAFETY）的定义，食物安全是指所有的人，在任何时间，都能够买得到和买得起足够、安全和营养的食物，以满足活跃、健康的生活所需的饮食需求和消费偏好。

　　食物安全指数：充足性和稳定性、营养和健康状况、谷物产量、分派能力、人均GDP、社会冲突、政府效率、极端天气、农作物品质。

　　而在中国，“食物安全”被翻译成“粮食安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农业政策产生了误导。导致决策部门过度的重视谷物、豆类和薯类等粮食作物的生产，而轻视了粮食之外的更多品类的食物生产。这也和联合国呼吁的保障“食物安全”的理念完全不同。

　　据统计，中国城市人均口粮已经从1978年的160千克下降到2010年70千克。高收入人群的粮食消费占比更低，肉食和奶制品已经在他们的营养结构中占据更大的比例。从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历来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结构也不断变化，肉蛋奶的比例远超粮食消费。

　　做为一种低水平的保障，“粮食安全”的概念已经远离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将对国家整体的农业政策和土地政策产生误导。在粮食早已不再成为人们能量和营养最主要来源的今天，迫切的需要相关部门能够与时俱进，用国际通行的“食物安全”的概念，取代低水平的“粮食安全”概念。

　　在强调“粮食安全”而不是“食物安全”的农业政策引导下，在世界耕地面积排在美国、印度之后的中国。粮食产量却排在第一位，几乎相当于排在第二位的美国和排在第三位的印度之和。在单纯的“粮食安全”政策指导下，中国对耕地已经近乎掠夺式的使用，作物化肥和农药使用超标，耕地几乎从来没有休耕的机会。

　　在内蒙古西部的河套平原，黄河水通过清朝修造的渠道，大水漫灌麦田，农民用成袋的化肥催生麦苗茁壮成长、用除草剂消灭杂草、用农药消灭害虫；在内蒙古东部赤峰的阿鲁科尔沁旗，用节水喷灌改造后的荒漠化草原种植优良乳牛饲草紫花苜蓿，蛋白质含量高达15%以上，每亩地提供的产值和营养远高于河套平原的小麦。这两种农业发展模式哪个该补贴、哪个更该被支持呢？

　　在湖南丘陵地带，每家每户在汉朝就存在、被分割成细碎小块的水田里耕种自家承包的几亩稻田，为了高产同样离不开大量的化肥、农药和除草剂。而在深圳郊区盐碱滩涂荒地上，中集集团将报废的集装箱改造成养鱼池，在严格温控、投料、防疫的管理之下，每亩产出的蛋白质高出稻田的数倍。这两种农业发展模式哪个该补贴、哪个更该被支持呢？

　　在大额补贴下形成的粮食连年增产的同时，造成的是其他食物生产的资源被大量挤压。以畜牧行业为例，奶牛饲草土地很少，导致远远供不应求，价格大涨，作为国民最重要蛋白质来源之一的牛奶生产成本不断提升。这是从国内来看的，再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我国市场消费水平和原奶的价格水平已经形成倒挂。2014年国内原奶平均价格为3.79元/公斤，而新西兰等国家进口的原奶价格仅为2.6元/公斤。我国原奶的收购价格已经排名世界第四，远高于美国，更高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

　　2014年，中国人均饮奶量为14升，相比十年前增长了近3倍，但即使这样，我国人均乳制品消费量仍然不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2、世界平均水平的1/3、发达国家的1/10。从发展的角度看，即使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需要更多的土地来种植牧草。

　　国家应该正本清源，从保障“粮食安全”战略提升到保障国家“食物安全”战略，并在“食物安全”的理念下，对土地产出的能量和营养更高效率的科学评估下，制定国家保障“食物安全”的具体政策。从单纯的鼓励粮食生产，到因地制宜根据各地气候、土壤、人口的因素，同时鼓励同样能够提供蛋白质、脂肪、糖类及其他营养要素的高效农业。如牧草种植、油料、糖料、水产养殖等。

　　我们的农业政策和食品生产模式要有全球视野，学习引进国外行业管控经验。可以参考世贸组织的支持农业发展“绿箱”政策。例如为国内乳业、养殖业、水产业等提供高品质营养的产业开展政策性保险，国家通过保费补贴等政策扶持，对遭受市场大起大落的动物、植物疫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成本保险，同时鼓励保险公司开展商业保险，给与相应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收购指导价政策，通过对企业实施补贴、扶持政策，鼓励企业执行“优质优价”的收购策略，从源头树立只有“生产出好产品才能卖出好价钱”的价值取向。

　　应当鼓励农业生产和食品生产企业走出去。我们企业要更多地走出去，去国外建立生产基地，让国外的农民直接为我们放牧、养牛、养猪。这一方面可以补充国内的消费需求，平抑国内原奶价格波动幅度；另一方面也是在减轻我国畜牧业的资源压力，让国外的空气、水、阳光、草地为我们所用。双汇在美国成功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企业史密斯菲尔德、伊利在新西兰建立乳品生产企业、北京绿田园公司成功收购种植养牛牧草苜蓿的艾斯克兰迪等农场已经为中国农业和食品企业走出去建立不少成功案例，相关部门应当总结这些案例的成功经验进行进一步的推广和扶持。

　　由于历史原因，在中国农业领域无论是领导者和业界专家，形成了顽固“粮食依赖症”，牧业、养殖、水产、果蔬等领域缺少在农业决策中的发言权，粮食生产主管部门和粮食收储部门的强势存在和思维惯性在一定程度上过多影响了国家的“食物安全”政策，导致在中国“粮食安全”概念替代了国际通用的“食物安全”理念。

　　让“食物安全”理念尽快替代“粮食安全”理念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这一理念的改变，也可以被当做在农业领域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中国农业生产水平将难有进步，从而只能在改善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上打转转。以唯“粮食安全”论为基础的农业政策，导致的结果就是陷入这样一个怪圈：国家通过补贴和收购不断刺激农民的生产热情，农民不断通过施加更多的化肥和农药保障农作物高产，农作物不断高产导致农作物价格不断走低，国家不断再拿出更多的补贴，如此反复。

　　而农业技术，尤其是再分子种子也就是转基因育种方面的突破是跳出这一怪圈的主要路径。培育更节省劳动力的农作物品种，并形成科技含量高的种业行业，将使农业生产率加速提高，从土地上解放更多的劳动力，也节约更多的土地变成森林草原，改善国土风貌和环境质量。

　　因此，中国的农业政策应当尽快从以注重生产要素转变到注重科技上来。

　　2016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以“粮食安全”为纲的农业政策有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用“大食物观”取代“粮食安全”，在过去十几年里头，我们一直非常强调的“粮食安全”的概念被弱化了。另外一个重要变化是，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面，没有再提18亿亩红线的概念。采取了另外一个提法，叫做确保基本农田，确保那些有很好的水利的条件、农业传统、有集约化生产潜力农田用来进行粮食生产。还有就是改变农业的补贴方式，棉花和玉米已经不再按保护价收购，今后的补贴只会存在于小麦和水稻，这两种最基本的口粮上面。

　　当我们把农业的眼界放宽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完全可以用全世界的土地、阳光和水来为中国人服务。我们进口牛奶也好，进口粮食也好，进口肉类也好，就是进口这些国家的阳光、水、劳动力。

　　当然作为中国这样一个1将近14亿人口的大国，粮食的基本自给，食物的基本自给，永远是一个不变的主题。但是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来不断地丰富中国人的食物的构成。今后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中国和相关原产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变化将成为农产品经营企业的关键决定因素。

　　“大食物观”实际上是在“粮食安全”的问题上正本清源，用“Food”代替只将“粮食”等同于禾本科作物籽实体和薯类的范畴，所以当我们把粮食优先这的概念，转变成大食物观的时候，对农业生产的政策和市场的理解将发生质的变化。

　　中国农业政策的这五大变化，决定了农业必将成为最具增长潜力和投资价值的领域，必将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当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众多正在苦苦支撑的传统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