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8月8日微信公众号“王义桅”。

　　我在《世界是通的》一书中把一带一路称为21世纪新的长征，就是想说一带一路是伟大的事业，确实充满艰难风险，要成功还是要发挥长征精神，还是要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当然这是在海外，不是在国内，所以不确定性更大。

　　我说几个感觉：

　　第一，我们不能用包揽这个心态，不能用美国式的思维方式，我们没有美国的综合能力。美国有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中东就搞不定呢？这就提醒我们，不能完全以美国为参照系来做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尤其是面对安全风险，否则很麻烦，所以说还是要围绕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怎么样更好地借力，怎么样去当地化。我们讲共商、共建、共享讲到这个原则，我们把原则落实在具体的实践中，包括安全风险应对，机制安全还不够。

　　确实中国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走出去，我们对于未来世界不太了解，不了解的东西就有不确定性，就要有风险意识，否则可能造成很大的麻烦。

　　第二，确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主动走向世界，没有肩膀，不像当年美国有英国人给它垫背，对吧？中国现在站在谁的肩膀上？好像没有，我认为可能更多的是借欧洲的力量吧。

　　第三，未来的几十年内，人类正好是一个大风险时期，这不是说一带一路引发的，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有风险，只是一带一路建设正好遇到这样一个风险时期，如果在过去的一二十年时间，相对全球化发展的迅速时期，资本主义体系也更多地主张国际体系各方面比较平稳，那么那个风险就少。那么现在呢？现在世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一带一路正好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双重叠加。

　　第四，中国和美国体系性的冲突风险越来越大。比如在国外讲一带一路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问搞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走出去，难道你就不怕美国打你吗？我说我们人民解放军已经准确好了，所以我们不用怕。

　　用辩证的思维方式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属于不同文明的交接地带，像中东。这个恰恰是个机会，它背靠北非，在西方从基督教的思维方式看，完全是负面的这样一个因素。那怎么用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呢？危中肯定有机呀，怎么去更好的发挥作用，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还要发动群众，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第五，我们在国外去调研的时候发现，我们用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是显然不行的，这些国家根本不是个现代国家，刚才讲巴基斯坦，阿富汗，还有非洲，这些都是部落式的，包括我们到柬埔寨调研，柬埔寨的地方政府权威性不如它的NGO的权威性，就是要么是部落化，要是是NGO化，要么是碎片化，但是国家治理能力很差。

　　所以我们讲军队的时候，军队传统是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但是一带一路我们应对的不是国家的风险，不是中央政府或者反对力量的，是非常碎片化复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一带一路人民解放军的过程中，当然不是简单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国防应对，它是一个安全应对，而且这种安全可能不光是应对的，是要塑造。

　　也就是说我们机会非常大，整个世界面临着很大的冲突，各阶层、阶级矛盾激化，美国国内有很多我们可以借助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原来美国式的思维方式，不能用西方的思维方式看待风险，可能还是要回到本原，也是人民解放军创立的根本。

　　刚才谈到了舆论，我觉得这是一个风险，确确实实要面临的是舆论的风险，很多风险被夸大了。我说这个舆论有三个西方，第一个西方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跟整个西方体系在打交道，尤其是对500多年以来的遗留的很多的殖民遗产，美国遗留了很多的问题现在由我们来解决。

　　第二个西方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发现它二元论非常明显，经济基础比较差，上层建筑全西方的那套东西，刚才讲巴基斯坦也一样了这个西方大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广泛存在，而且经营了那么多年，甚至从基层做起，中国才刚刚开始。

　　还有一个西方就是中国的西方，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我经常碰到中国的学者学西方说话，发现他的思维方式跟西方是一样的，他只是个中国人，他说的是西方话，这个思维方式还是一样的。包括跟美国人一起去合伙搞一些研究，拿着美国基金会的钱。这就是西方在中国的存在，西方就在我们的身边，也可能在我们有些人的脑子里中，或者我们的思维方式中，所以这个很麻烦。因为近代以来这种思维方式已经顺着他们来了。

　　还有一个风险要注意的就是，因为一带一路确实很长远的事业，我们现在看思维方式，老是从过去的经验里看待今天所要面临的世界，要从后天看明天，而不只是从昨天看明天。能不能倒推到比如说2049，倒推到今天的中国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的大概是三年前，习主席去英国访问的时候，就看到他们风险分布的图，比如说人口到了50万以上流动性什么程度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会影响怎么样的气候变化，环境的影响，因为一带一路要建立很多这样的互联互通，他们互联互通会带来更多的这种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刚才讲的国际河流、人口迁徙、气候的变化等等一系列的，就一个生态一样，一个蝴蝶会影响一个体系，你搞了那么多动作以后，后世界体系肯定会有变动，当然变动多会有机遇，但是一定也有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前瞻式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将来要面对的风险，不能简单的从小经验出发来看待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

　　对于人民军队的角度来讲，我们从原来应对式的，可能还是塑造，将来可能要塑造一些好的国家安全环境和地区安全环境，现在塑造能力还不够，包括塑造国内的能力建设。我们去国外调研，发现他们问了一个问题，说中国能不能帮助我制定法律，将来他们会问中国有没有能力帮助我们建设我们的军队。因为他们就说美国都指望不上了，他们走下坡路了，特朗普在自毁长城。欧洲自顾不暇，那日本和俄罗斯它也自顾不暇，就指望中国，把什么希望都寄托在了中国的身上，你帮我建设军队，建设法律，就是感觉你要帮我建设一个国家了，给予了很高的期望。我们会不会？我们说不干涉内政，我现在全民公决让你来干涉我内政，你会不会？

　　我提几个建议，第一点，我觉得可能是确实要建立一个全球综合的军队，就是一带一路五大方向，波罗的海、地中海、印度洋，南太地区，还有延伸到欧洲了，这五大方向，尤其是陆海联通的这些重要的地方，不是说一定要马上建军事基地，最起码我们要有力量存在，我们对当地的情况做一个前期的调研，肯定要往这个方向走。就像我在国家海洋局讲一带一路，我说将来不叫国家海洋局了，将来叫一带一路海洋局中国分局，波罗的海分局，地中海分局，印度洋分局，南太分局。像美国的司令部，叫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北美司令部、非洲司令部一样的，那美国打仗我们搞建设。但是我们不是一般的搞建设，我们是不是能发挥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种做法，既搞生产，又搞安全，或者民兵也好，或者军民结合，不管是技术层面的，还是思维方面。比如说现在的华为，华为现在很多的技术确实是跟军队分享信息情报，包括像阿里巴巴搞的电子商务，它只要用阿里巴巴支付宝跟身份证挂钩，将来反恐、信息安全都用得上，你建一个铁路、油气管道，包括这个互联网一通，这国家整个信息全部就掌握在你手里。你怎么用，怎么把全球变成一个系统，这个是可以想象的。比如说现在中石油建的中缅油气管道，把整个缅甸油气探测人文地质环境已经摸清楚了，但是军队现在怎么把它更好地协同用？

　　还有一个是能不能建外籍军团，法国就有外籍军团，我们唐朝的时候就有。还有一个就是NGO，将来我们要在国外培养一些NGO。

　　我们的使领馆刚才讲的确实非常破，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大得不得了，里面养孔雀。结果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也很大，但是底下挖了好多层，有搞监听的、干什么的，我们就是养孔雀。然后我们去了尼泊尔使馆，美国驻尼泊尔使馆，几个足球场这么大，他们说地底下挖了七层，就搞监听的。就是我们现在要加强驻外使馆的情报和安全功能，而不是简单的做一点外交，做一点迎来送往的工作，绝对是不够的。因为首先在使馆是你的主权，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只要善于规避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你有本事你就弄呗。

　　还有我们的公司里面，我们很多的海外公司建立党支部，将来军方是不是也派顾问去，就像东印度公司一样，东印度公司不是一个商业的，它是有军队的，怎么样引用这个模式。我们尽管不能简单照搬，但现在面对的环境是有类似之处的，所以我们研究历史上的一些做法是有用的。还有一个，确实也建立一个节点城市、节点地区、节点国家的这个网络，更好有很多布局和呼应。现在我们受到一个影响就把它给撤了，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占一块，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加上老百姓一反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问题的，从长远上布局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要新的时代要有新的“以夷制夷”——以前以夷制夷是在国内，我们先在国外搞以夷制夷，就说他们不是铁板一块，比如说欧洲跟美国的矛盾，其实欧洲内部不同的国家，他们之间在这个国家同样的角逐，那我们能不能借助这个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呢？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最近去欧洲调研发现欧洲有三个国家是可以做支点的。第一个是奥地利，继承了哈布斯堡王朝与奥匈帝国遗产，与中东欧国家和巴尔干地区有紧密联系，可作为16+1融资中心，尽管不是16+1成员国，维也纳却是国际外交中心城，是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工业与发展组织总部所在地。奥又是中立国，是欧盟、欧元区国家却不是北约成员国，那这个就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工作。第二个是瑞典，它也是非北约成员国，又是欧盟成员国，尽管其中立国身份不明显，仍可在波罗的海、跨大西洋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第三个是瑞士，瑞士是个中立国，现在跟中国关系这么紧密。瑞士的一些研究机构近期发布一些风险评估，报告也好，比我们单独发布更有效，我们就要善于建立这样一些中立国家，欧洲就有三大相对比较中立的国家，尤其是瑞士，完全可以合作塑造一些舆论和影响，所以要借助这个。还有法国和英国，本身在非洲就有矛盾，德国也好，所以这些怎么建立，我觉得新的以夷制夷要研究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提中德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比如非洲市场，就是对英法在非洲影响力的制衡。

　　还有法律，我们现在要有国内的立法和参与国际法律制定和国际体系、国际规则的制定的时候，就是我们海外利益保护的时候，比如说近代以来一些外交法律，有利于保护西方的利益。但是我们将来海外持枪的问题，绑架问题怎么保护，通过国内立法，现在我们简单说一句话，我们的利益走到哪里，我们的军队走到哪里，但是具体怎么保护？要用到法律，我们国际法律、国内法律都比较欠缺。善于借助国际法律维护中国的利益，塑造一带一路的沿线安全问题。现在中国在国际组织里就没有发言权，要争取立法，更好的保护，否则被动。

　　还有就是协同，当地化，要跟当地结合，光靠人民军队不可能的。当地化怎么结合？军民结合也好，跟当地结合，简单说要打成一片，就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用好用活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法宝。（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