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过去两年，人们由开始的怀疑、担心转为高兴、自豪，进而开始适应新的世界排名。只有中国人自己的心态才能决定中国的未来，只有沉着、沉稳、沉静的发展，才能巩固中国已经取得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尊严。
　　
　　笔者认为，承认中国是进步中的大国，是实事求是的结论。不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反而显得有些做作，或是虚伪。但“大”不等于“强”，中国目前充其量只是一个“大而不强的弱国”。如果我们因此而产生盲目高傲、逞强好斗的“大国情绪”实在是有害无益。即使中国有朝一日真的成为“大而强”的国家时也不能有如此表现。
　　
　　中国的发展要沉着，因为中国的摊子大而底子薄，历史包袱沉重，法制体制不全，公民教育水平差距太大，并且缺乏相关的专家和经验，种种因素构成中国崛起过程的复杂性。美国的崛起过程就相对轻松：它有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经验，有欧洲比较完整的法律体制可以借鉴，又有现成的教育和经济、工业方面的人才。这些使得美国少走很多弯路。对中国而言，美国的经验只可学习，无法复制。尤其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中国崛起的复杂性可想而知，实非一般国家可比。
　　
　　中国的发展要沉稳，因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遇到的独特问题很多是超出其他西方国家所经历的。中国在1820年到1850年时，人均GDP仅为600多美元，后来100年中中国的GDP一直没变。1950年时，这个数字降到400多美元。中国人被穷困压迫得太久太久，以至于一些人对繁荣和财富的渴求达到疯狂的程度。中国没有自己的工业专家，没有适合中国自己社会的法律体系和民主程序，完全是从地平线以下的水平开始新的发展。荣耀和耻辱的交叉纵横，注定中国要走一条长期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中国在短期内不能改变大而穷、大而弱的现状。
　　
　　中国的发展更需要沉静，因为中国崛起的特殊性和不可复制性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个特殊性还在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过于复杂、多变、多样。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出于本能，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抵触情绪。
　　
　　在许多国际评论中，把中国的冷静和低调，曲解为中国怕担当大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其实应当让世界明白一个道理：中国的国际责任和GDP没有直接关系。中国穷的时候，同样承担了众多国际责任。但影响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给中国设置了太多障碍，分散和影响了中国精力。西方要想让中国参与更多国际事务，就应当给中国一个宽松的环境，停止在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挑战中国底线。▲（作者是人大重阳金融学院高级研究员、前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