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管理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时，世界没有重新陷入有害的竞争性货币贬值或其他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困境。在2008年到2011年之间，G20实现了有意义的进步，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现代化。在2011年的戛纳峰会上，发展金融市场的共同规则仍是主要议题。但是，只有不具约束力的理解备忘录才得到峰会的同意。

      G20戛纳峰会两年以后，一些国家决定走自己的监管道路，所以未来无法实现金融市场的共同监管这一事实很明显。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不仅仅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单边改革，也抛弃金融监管中的一个重要规范。美国当局不再接受所谓的母国控制原则，而开始单边转向东道国控制原则，即凡是在美国经营的银行也必须在美国注册资本。通过东道国控制原则，美国终止原来的经合组织共识。当前，金融机构在其经营所在国受到监管， 而不受其总部所在国家的监管。这带来深远的影响，并将导致市场分割化。例如，未来德意志银行美国支行必须在纽约注册资本，而过去其资本在法兰克福注册。

      正如美国一样，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金融政策时，决定走自己的监管路径。比如，在金融危机初期，巴西已开始对资本流入征税，税率为2%到6%。2013年5月，只有实际汇率大幅度下降时，巴西才撤回该政策。针对瑞士联合银行以及瑞士信贷银行，瑞士制定特别的资本要求，从而严重偏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监管标准。按照巴塞尔协议III，到2019年，银行必须持有13%的资本，然而瑞士银行监管执行的资本要求比这个高得很，要求其最大的两家银行持有风险加权资产的19%。

      局势这样进展的原因是什么？国家为什么不再信任多边机构，也失去对金融监管的信任？一方面各国金融危机的经历大相径庭。对拥有庞大金融部门的国家来说，比如瑞士与英国，2008年到2009年金融危机的经历很痛苦，受到创伤的社会不想重蹈覆辙。危机越激烈，金融体系越接近崩溃，社会就越不愿意接受全球最小分母的监管共识。

      当然，就一套国际商定的金融市场监管而言，尽管监管实施很重要，但是一旦遭遇威胁，由谁来承担责任更重要。在危机爆发情况下，政府有义务为银行过错承担一部分责任。过去几年的危机很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在西班牙、美国还是比利时，为防止金融体系崩溃，各国政府都承担庞大的金融风险。在某些国家，比如爱尔兰和西班牙，市场援救行动严重损坏了国家财政预算，以至于如果没有国外援助，那么国家本身也要面临破产。

      从诸多政府角度来看，金融市场国际化导致了一种特殊和不确定的情况。国家尽管在国际金融监管谈判中只能施加间接影响，但是国家必须为危机承担责任，因此国家主权不对称：目前为止，主权国家政府无法控制银行部门经营，以便降低随之而来的风险。尽管如此，政府仍要为银行承担责任。所导致的情况是，一方面政治局势很不利，另一方面政府合法性也受到威胁。为了应对这种局势，一些G20成员采取如上所述的单边措施。

      原则上，在最近的美国和欧洲危机爆发之前，国家一定有能力更严格地监管其金融市场，从而降低公共财政的风险。但同时，危机爆发之前，这种谨慎政策很难得到足够的政治支持。只要银行指出其经营环境竞争激烈以及其他国家的银行监管更开放，就能说服监管当局。因此，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已看到监管政策每况愈下，一直到尽可能低的标准，而现在我们了解到，监管的最低标准是远远不够的。更棘手的是，一致的国际银行监管使国际金融体系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变大，而不是变小。统一的监管规则让各国在同一时刻犯同一个错误（霍尔丹，2009）。

      国家对金融监管政治重新国家化越来越感兴趣的第二个原因是冰岛银行体系破产。 之初，冰岛的三家主要银行在国外快速发展，进行大胆的商业模型，但是这三家银行的崩溃与破产速度也相当快。在冰岛决定不为这三家银行债务提供担保之前，国家担保资不抵债银行是一个可信的假设。冰岛的经历削弱了这个预期。对国家政府金融担保的信任是银行监管母国控制原则的一个核心因素，而现在这个信任被彻底动摇。尽管细节上稍微有点不同，塞浦路斯银行的破产助长了怀疑态度。这就是美国为什么想转向东道国控制原则的原因之一。

      2013年，某些国家放弃全球监管目标的证据日益增多。美国从母国控制原则监管--银行总部所在国的监管，而不受经营所在国的监管--转向东道国控制原则。以后，在美国经营的大型银行必须在美国注册资本。比如，德意志银行必须在纽约注册资本，而德意志银行强烈反对这一举措。华威大学委员会（2009）在其报告中主张这一举措。正如凯恩斯20世纪30年代初指出，金融市场将被分割化（凯恩斯1933）。 （作者赫伯特• 迪特为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德国博登湖齐泊林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