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晋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

 　　该文发表于《中国金融》杂志2013年第19期

当前，中国经济整体进入了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型期。相比于先前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速略有下降，这与全球宏观经济大形势有关，也与中国主动实施“调结构”的政策“组合拳”有关。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者的有机联动关系中，产业升级与淘汰落后产能是关系到三者能否协同共进的基础环节。

　　过去30多年，中国从一个工业落后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这与各地方长期的投资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渐积累，一些投资密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产品积压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和创新驱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产生过剩是综合性的问题，既非单一原因所造成，也不是一时性的。早在1981年和1989年，国务院就曾两次下文要求关停并转一批小钢铁厂。而在近年，“产能过剩”出现在政策用语中也有一个过程，先是2005年出现在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关的政策文件中，其后2006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正式提出生产能力过剩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

　　“产能过剩”问题之所以多年来持续治理，却始终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它是经济结构调整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调结构”的任务没有完成时，产能过剩问题就会始终存在，只存在如何更好地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不存在消灭产能过剩的方法。应该看到，产业的发展过程始终离不开金融支持，化解过剩产能也需要金融市场升级相配合。

　　产能过剩是结构性问题

　　随着近年来我国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一些与城镇化过程密切相关的行业出现了快速增长。但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体制机制不完善，不少行业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等问题。从2012年的情况看，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等被工信部列入淘汰落后产能名录的行业，其产能利用率大约在70%-75%之间。由于一般认为正常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产能利用率在80%-85%为合理区间，因此这些行业被认为。出现了产能过剩。虽然产能过剩行业主要集中在传统行业，但一些新兴产业也存在类似问题，比如风电行业产能利用率大约为70%，而光伏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不到60%。
在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和企业仍在产能过剩领域继续上新的项目，使得生产能力大于需求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这是诸多结构性因素造成的，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要素的非市场定价使得落后产能仍有利可图。我国的土地、水、油气等生产要素价格仍以行政定价为主，且地方政府能够在这些要素价格以及税收等方面给予企业较多优惠或者补偿，造成要素价格与市场机制及脱节。这就使得在不少地方，尽管落后产能成本高、效率低，却仍然有利可图，难以淘汰。

　　其二，二元经济结构使得落后产能仍有较大的市场空间。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经济发达与较落后地区存在消费能力上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使得落后产能有其市场空间。并且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总投资较低，还受到很多欠发达地区的青睐。

　　其三，财政分权和地方竞争使得落后产能仍有上马机会。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体制能够调动地方的发展积极性，但与此同时，也使得各地方之间存在区域竞争关系。企业的数量、产值与增速是地方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地方财政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对于淘汰落后产能的积极性不高，甚至还会鼓励新的落后产能项目上马。

　　其四，退出补偿机制不健全阻碍落后产能的淘汰升级。落后产能的关闭、淘汰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以及企业员工失业问题，甚至会带来相关企业、银行的坏账问题。目前，对于落后产能淘汰的补偿问题，尚未形成完善的退出机制和善后体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淘汰落后产能的进程。

　　当前，一些存在落后产能问题的行业不但总量上过剩，在企业组织结构、行业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上的不合理问题也很严重，并且其不良后果不断显现。解决产业结构落后问题，需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推动竞争，促进优胜劣汰。

全球价值链时代的产业环境变革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但造成这个问题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全球产业格局的转型过程，清晰认识全球产业格局发生的深刻转变，也是关系到中国产业升级“向何处走”的问题。

中国的产业升级与落后产能淘汰，面临两大背景因素，使得产业链的宏观重组至关重要，一是价值链全球化，二是外需导向专为内需导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当今的全球经济已进入了“全球价值链时代”。由于通讯、运输成本下降和管理创新，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分散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之相应，国际货物贸易发展为任务贸易，一国制造转变为全球制造。各类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重组，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现实中的当代经济体系与经济学的经典描述相比，在系统化程度上有天壤之别。试以广度、深度和复杂度三个角度来说。广度，即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如今，稍微复杂的工业品都是跨国制造，一个产品所涉及的经济活动范围往往牵涉几十个国家。深度，即价值链的长度，如今，几乎任何一个经济行为背后所牵扯的价值链都涉及十几个以上的行业，比如任何一次网购都能涉及到电商、通信、金融支付、搜索、广告、物流、工业设计、软件、制造等。复杂度，即经济活动的系统集成程度，如今，以“现代服务业”面貌出现的复杂系统工程已经深入到经济活动的各个角落，比如移动通信网，以及从航空到地质到金融服务的各种“网”，每一个都是集成数以亿计组元的复杂巨系统。

　　当前，工业生产的序贯环节——从原材料开发、转运、加工，到产品设计、制造、销售的链条，即价值链已然全球化，其背后是全球信息网络的贯通和金融服务网络的衔接。曾经可以按照国界线来划分的一个个单独的产业体系，已经被全球一体化，成了全球价值链之网。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之网中扮演的角色相当于“最多的车间之集合”，而要想在全球价值链中“力争上游”，中国需要升级为价值链集成者。中国的这种努力，又与外需向内需转型的历史过程重叠在一起。

　　由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但也有经济危机条件下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下降的因素。外需转向内需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价值链各个环节的重组，绝不是“接国内订单”这么简单。

　　工业体系中“配套”的概念非常重要，整个工业生产链条都是按照最终产品的要求一环扣一环地配套起来的。当工业由外需转向内需时，所有的配套方式就要重新组合，这就是产业链的重组。举个例子，中国的标准电压是220V，而美国的标准电压是110V，有些欧洲国家的标准电压是240V，还有的是127V。不同电压要求的电器产品设计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如果生产是外需导向型的，则工业就按照国外市场需要的标准来配置，但如果转向内需，则要按照国内的标准来配置。

　　从外需转向内需的升级意味着整个生产链条的重组。还不仅如此，企业重置生产链条是由巨大成本的，这种成本是不是值得投入，又取决于对销量的预判，也就是国内需求量问题。而国内需求量的提高，则涉及到消费水平提升、基础设施完善乃至城镇化进程等经济社会运行全部因素。因此，产业升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化解产能过剩需要金融市场升级

　　化解产能过剩，需要顺应全球价值链时代的产业环境变革趋势，也需要金融市场的转型升级。

　　应该看到，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的存在，与金融行业的结构是有着共生关系的：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抵押贷款为主，正是这种融资结构导致企业获得资金取决于资产抵押，使得落后产能的项目也能获得资金支持。

　　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要朝着内需导向、价值链提升的方向推进，就需要多种形式金融工具的支持，这就需要《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深化发展来提供。

　　金融业支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应该使资金供给能够满足和企业融资需求形式的变化。扩大内需、城乡协调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都要求金融创新的配合。金融市场协调发展，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任务的融资需求，金融市场应该不断丰富产品种类，优化产品结构。针对小型微型企业融资困难，需要创新服务小微企业的金融产品和信贷模式，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加大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场外市场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资小微企业，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等融资工具，拓宽融资渠道。

　　金融业的运营效率会深刻地影响整个社会的资金配置。虽然在加入WTO之后的改革进程中，金融业经历了从资不抵债到经验良好的历史转变。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与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到来，银行业主要依赖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面临挑战，同质化经营局面亟待改变，金融业面临结构性转型。金融业与实体经济需要面对时代的变革趋势，携手并进，转变不合理的发展方式，共同实现发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