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时代，中国应当逐渐成为一个仁智大国，一个在全世界、全球更好地发挥文明传统的优秀国家。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需要怎样的国家方略以处理内政、外交上遇到的新问题？怎样建设“仁”的社会，施行“智”的外交？5月15日晚，人大重阳对话名家系列讲座邀请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际政治研究》杂志主编、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逸舟进行深入解读。本文根据速录整理而成，已经作者本人审阅，独家刊于人大重阳网。

摘要

过去70年来，中国外交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时期，现在正处于第三个时期的关键路口。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现在面临内政和外交的新问题，在推进改革和全球治理方面遭遇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建设“仁”的社会，施行“智”的外交，提升自己的大国地位。

演讲实录

感谢人大重阳给我这次机会，与各位分享自己近期的研究成果。今年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我想结合过去的研究背景，以国际关系学者的身份，与各位分享对当代中国态势的认识，探讨我国外交在新时代需要改进的问题。，这是我写《仁智大国》这本书的初衷。

有这么几个线索：

第一，我的研究把中国大体分作三个时期，现在我们处在第三个时期的路口，面临与之前不同的压力。

第二，内政和外交联系起来的讨论十分重要，大国胜败不在于外，而在于内部的体制机制。

第三，什么叫“美人之美”，以及如何“美美与共”。

中国正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重要转变

第一代中国（1949-1978年）特色非常鲜明，是红色的中国、革命的中国、斗争的中国。第一期中国是站起来的，也叫“建国新时代”。它任务是要从长期的半殖民地东方弱国挺起腰杆站起来，要有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话语权和尊严。

研究外交史可以发现，那时候大体上是服务于从延安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世界革命”战略，推动天下江山一片红，帮助亚非拉国家，帮助社会主义盟友，帮助地下党游击队。所以，第一代中国的重要任务是摆脱屈辱，争取独立，带动亚非拉的解放，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使命，这个时代和二战以后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体系的崩溃、亚非拉的独立等大的潮流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个时代，我称之为邓小平时代，官方术语叫“改革开放新时代”。从1978年以后的40年，这个新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一切聚焦中国自身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四化”目标。不管是外交、内政都有大的调整，如同欧美关系的改善，同各地游击队的疏远，包括同卡斯特罗，越南、金日成、阿尔巴尼亚这些盟友关系的淡化。

李光耀先生曾讲到，如果说20世纪是革命者的时代，那么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显赫的领袖；而如果说谁是20世纪最伟大的建设者，那么毫无疑问当属于这个时代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虽然邓小平也是革命军人出身，但总体而言，他有非常不同于第一代人的特质，即重视二战后兴起的科学革命，重视消费，重视民生，重视经济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很短的时间发生大转向。这个转向从历史来看意义重大，不光是中国史，东亚史，也是世界史的里程碑：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从革命者变成了建设者，从热衷于输出武器、教官、红宝书的革命大国，变成了到处是脚手架，到处是开发区，到处是经济合同，到处是热气腾腾经济浪潮的国家。不夸张地说，20世纪后期最耀眼的经济新星就是中华民族，就是邓小平的时代，是发生在占世界1/5人口大地上的经济奇迹。邓小平接手的时候，我们国家占全球不到1.3%的产值，而今天中国已经占到全球16%的产值。我们的中央政府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全球最大的经济品牌，中国现在的产能可以说开始过剩，生产力像泉涌一样喷发，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连续40年保持将近10%的增长。相信各位对此有深切感受。

外交的转型也和第二个时代的主题挂钩。外交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比如中国在邓小平时代同过去很多国家从敌人神奇一般就建交了，比如同以色列、韩国、美国成功建交，以及与日本关系的大幅度改善。当然，这一时代也存在问题。有些人开玩笑说中国嫌贫爱富，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关系显得越来越松弛了，中国对于亚非拉的关系显得无足轻重了，中国不再支持社会主义盟友。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取决于你从什么角度看；尤其是经济成长史、技术创新史，20世纪历史从很多层面，中国毫无疑问是非常有趣的新角色，尽管存有巨大争议。

江泽民和胡锦涛是邓小平时代的延续，往更高层次迈进。江泽民时代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外交努力：那时候我们和俄罗斯关系大幅度转圜；中美关系经过一系列挫折，后来终于在中国入世、中美关系回归合作上又重聚协作；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和我们曾经很紧张的周边国家的外交对峙，在这个时代获得大幅度的改善。

胡锦涛时代，我们很多企业快速走向国际化，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提出“更高更快更强”向全球进发的口号，整个民族心气为之一振。我们的农业税，还有很多的负担取消，农民开始获得更多的机会进城，务工、买房、旅游、消费。中国从40年前相对贫弱的国家，变成今天的经济超级大国——全球企业500强中有100个是中国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京东、腾讯，很多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在这个时期同时崛起。

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这个时代的外交故事也值得进一步发掘。不管是外交话语的变化，从原来的战争革命到和平发展，还是在外交官的部门设置方面，这个时期我们外交、部委、司局、特使制度很多设置都和前一期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代中国很多是军人背景，是将军大使，是经历过长征的老八路、老战士；而第二期更多是职业外交官，善于招商引资的外交官，会搞发展的外交官，他们的重心就是吨位、市场、合同。中国的外交话语、外交目标、外交职能、外交机构的设置，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当下，我们处在第三代中国的启程路口。中国变化太快，规模太大，问题太多，成长的机遇和存在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看上去扑朔迷离，难以捉摸。我认为，第三个时代的中国与新一代政治领袖所绘就的发展蓝图息息相关，所谓时势造英雄，正是因为时代的契机，今天的政治领袖才能提出如此宏大的发展蓝图。

在此有三点需要讨论：

第一，新外交的经济起点。我认为入世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标。入世几乎让中国不可逆地从世界体系的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让中国从邓小平时代的休养生息，恢复活力，变成新崛起大国。入世不是单独的行动，不是一天的事情，而是长时期过渡，是复杂学习的过程。了解世界规则的过程，作为一种倒逼机制，逼迫中国的社会、中国的观念、中国的体制发生和这个世界接轨的过程。今天的中国，它的经济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入世以后奠定的。入世对中国经济有非常广泛、长远的后果，奠定了中国新时代的某种心理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包括现在很多思想、方略，大国的谋划也要联系入世来看。

第二个地标是文化地标。2008年以后中国相较于美国和俄罗斯的发展轨迹是不同的。美俄这十多年日子不好过。我们国家是往上走的。随着2008年奥运会中国奥运金牌总数排名第一，在之后的十年里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军费超越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二，所以今天中国的底气很大程度来自于这一期的飞速发展。我发现2008年前后中国外交文件以及发言也发生了变化。2008年以前，我们韬光养晦，很少讲中国奉行大国外交。2008年以后，外国说中国变得过于自信，不好合作了，中国人确实努力弘扬自己的各种想法和方案。

第三个地标体现在政治代际变化及心理方面。在这里我要强调十八大的重要性，它标志着中国1949年出生的第一代领导人登上最高政治舞台，他们和此前的领导人有不同的心气与追求。从孙中山先生开始，到毛泽东、邓小平，他们要抗争，争取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49年以后出生的领导人则不同，他们成长在改革开放年代，当下他们拥有全球最大的经济动力，最庞大的军费之一，最多数量的科技教育投入之一，包括“一带一路”这个全球最大的新品牌，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想当全球引领者，有一种雄心壮志，想为人类谋福祉。十八大实际是政治上的宣言，宣布中国要当负责任大国，要在全球舞台上拿方案，不光是为周边、为亚洲，而是要为全人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努力和贡献。

第三代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这些年写中国外交三部曲，感受很深的一种是，中国第三期外交正在努力用建设性的姿态、“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与原先韬光养晦、搭便车的外交拉开距离。

在内政方面，第三代领导人提出了很多前两代都不太能提的战略，比如领导人讲的“青山绿水比金山银山还重要”，以及消除政治腐败，坚决消除贫困，强调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建设，这些都适应了民心，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同时，这些任务也是艰巨的，攻关克难的难度之大是很难想象的。正因为如此，第三期可能遇到的坎，既可以说是战略机遇期，也可能有力所不逮的问题。我想强调，我们不要单面看现在的目标，还要看到它的机遇和挑战。

外交方面，现在给人一种“小马拉大车”的感觉。我们的游客全球化，船队全球化，“一带一路”工程全球化，投资全球化，但我们的保护能力，军事基地的数量及效能，外交特使的解决力，都有待提高。中国政府在全球的代理机构，领事保护网络，取得了长足的改进，但还远远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何保护新时代中国海外利益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比较这两届“一带一路”峰会，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从绘制蓝图转向解决现实问题。绿色金融、债务可持续发展等各种规划，显示中国在尝试用新思路解决新挑战。

总之，每一个问题，每一个抱负背后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带一路”会带来很多陷阱，大量的金融挑战，债务危机，对当地法律的水土不服；设立海外军事基地，海外力量的培植，如何与当地区域力量周旋，与西方力量在海空、陆地处理可能的摩擦，新问题层出不穷，都是教科书没有写过的。

未来中国的关键在于建设“仁的社会”

面对挑战，解决思路有哪些？《仁智大国》这本书的结语，叫做“仁的社会，智的外交”。它试图证明，未来中国的成败更多在内不在外，中国的全球影响更多在于能不能打造国内“仁的社会”。外交如果离开了国内的政治体制，离开了现阶段的社会发展需求，离开了国内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及其挑战，离开了现时期百姓所思所想所求，你的外交是没有意义的，外交人的努力效果不会太好。

中国已经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政治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关系等很多领域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而中国要成为一个全方位“智的大国”，在很多机制、观念问题上，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譬如对NGO的管理、对智库角色的定位、对网络作用的认知等。

中国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主要不在于中美博弈的成败，不在于具体博弈、谈判的能力或者进展，而在于中国的内政。在我看来，我们的内政现在远远达不到“仁的社会”的复杂性、高水平、精致度。智的外交和仁的智慧建设应该是同步的，前者是前提，是内因。当然，在朝着“仁的社会”不断建构的时候，我们外交怎么变得更智、更加合理有效，也是需要很好研究的。

我们现在的外交更多还是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以保障发展，招商引资为中心，这当然有好处也有优势。但同时也带来很多短板，带来眼界不宽，话语狭窄等很多问题。我们的外交对文明形态的认识，对“美人之美”的理解，都还有缺失。

如何实现“智的外交”与“仁的社会”？

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作为经济的开发者、发展者、中国经济活力挖掘者，毫无疑问是值得点赞的。但中国同时存在不少短板和软肋。就“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而言，“美”是什么？如何实现？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三点需要注意：

第一，“美人之美”不能只是关注强大的国家，不重视小国和弱者。

第二，“美人之美”不能只是关系好的时候才想起来，对外关系紧张时就忘记。中国对国外社会的学习，总是因为某些局势关系紧张或谈判破裂而停滞。外交上只要出现了斗争的口号，“美人之美”基本就变成空话了。

第三，“美人之美”不能只是领导人的事情，而应当是整个民族的一种精神。“仁的社会”是一种多层次的开放学习型的社会，是机制上能源源不断释放各种活力的社会，尤其鼓励有创造性的东西，让各个部门、各种层次、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作用空间。

从外交来看，我们的外交话语权还有待提高。拿博鳌亚洲论坛和达沃斯论坛来做比较。在博鳌亚洲论坛我看到的是中国政府的强力推动，看到大量的推广合同，各种各样的签约，简单说它就是一个招商平台，是中国经济和亚洲经济脉动的体现。在达沃斯不是这种感觉，在达沃斯至少表面上看不到瑞士各式各样的招商引资或政府的“有形之手”，而是关于未来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讨论，是经济各种新业态的争史，是各种头脑风暴甚至各种思想实验室的交流。智的外交不是关于GDP，而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努力为全球提供关乎人类命运的启发。

再回到“一带一路”第二届峰会，会上易纲、陈雨露，财政部、央行提出的如何让“一带一路”变得绿色，如何实现绿色金融，提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如果仔细研究国际金融、国际债务、国际环保领域，可以看到有关赤道金融、绿色金融在本世纪初已经有大量的讨论，有很多前沿的智库报告。什么是赤道原则？你不能给滴血的军阀贷款，不能给造成极地冰盖融化的项目融资，诸如此类。中国人应该更多地去推动这类原则与项目的实现，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和未来前景、潜力去投入。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驱动力还是以招商引资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中国外交最大的力量在于经济基础，能提供援助，带动当地的开发，以商业的方式推动当地的和平，这是中国的力量。但硬币的另一面，也看出这个经济大国在其他领域的不熟悉、不活跃。

智的外交有很多可以研究的问题，在国际话语权，国际制度，各种国际领域当中，如何推出我们的方案，推出中国人的想象力，推出中国的达沃斯方案，中国的世界治理方案。智的外交本质上来自于仁的社会。我们的领导人多次、反复地强调，不能搞“唯GDP主义”，要注重生产发展与分配公平的协调，要注意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等不同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方面还包括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的关系、官本位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发达区域与不发展区域的关系，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这些关系都需要新的变化与改进。良性互动的、不断进步的国内关系，能够影响和带动积极的外交活动。说到底，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内进步成正比。

有外国朋友讲，“现在的中国让人觉得可畏而不可亲”。尽管中国看似得到比过去更多的尊重，但很多国家看重是中国的钱，中国人的合同，中国的经济，中国人的勤劳。可是，中国的话语权、中国方案、中国人的政治文明，仍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却依然不占主流。这些都是我们要警醒的，千万不要被虚骄之气、“世界第一”的神话冲昏了头脑。

今天的中国确实到的一个新的关口，我们要思考第三代中国朝何处去，到底有什么样的软肋和短板。这些都需要智库、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研究者认真地跟踪，且始终保持谦虚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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