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报告的简要评价。第二部分是基于这份报告，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第一部分，首先说一下人大重阳报告的特点。

人大重阳报告的特点具有政策性、学术性、传播性，起到了中国智库“风向标”的作用。政策性方面，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学术性方面，也都提到了建议设立“一带一路”学。值得关注的是，这份报告提出了出人意料的结论，一般认为“一带一路”可能因疫情原因会出现一些困难，但是，这份报告的结论是，“一带一路”逆势前行，在刷新一般性认识方面，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反过来，会给政策注入一些活力、信心以及政策参考。

传播性方面就更不用说了，王文院长前面提到，此次会议在线直播至少有几十万观众在观看。我相信绝大多数观众不是图凑热闹的，而是来看门道的。观众中有很多“一带一路”的从业人员、企业、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和国际组织的人员等。所以，这份报告具有广泛的传播性，特别值得大家学习。

当然，今天另外一个重点是，我们的年轻团队。就发言人来看，包括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研究人员，也有年轻一代90后。这体现了“一带一路”研究的延续性，也展现了年轻团队的力量。

第二部分，谈一些个人看法，仅供大家参考。这份报告的题目是“逆势增长”，我想到了另外四个字，“负重前行”。在“十四五”期间，“一带一路”重任在肩、重压在肩，总是不断地在挑战中前行，所以突出一个“重”字。

接下来，从宏观上看，“一带一路”出现了七个重要变化。

一是“一带一路”进入了后疫情时代的转型。在疫情之前，“一带一路”是一种发展模式。今后，进入了“工笔画”高质量发展阶段。由于疫情冲击，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有了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格局，“双循环”。因此，带着“一带一路”也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一带一路”是内外融通的发展战略，根据内外形势不同情况要做出一些调整。从去年“一带一路”宣示时间线来看，在去年1月底，韩正副总理提出了关于“一带一路”的问题，要继续增进国际合作。之后，习近平主席在3月减贫会议、6月中非抗疫峰会和王毅外长主持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会议、10月到11月的诸多会议中，发布了有关“一带一路”的宣示，这条宣示时间线是比较清晰的。格外值得注意的是，11月底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习近平主席关于“一带一路”有了详细的解释。

今年，两会报告多次提到“一带一路”。王毅外长答记者问时，大段提及“一带一路”，而且用了很多新词，这些词都短促有力，描绘了“一带一路”在后疫情时代要服务于“十四五”规划和更长远的目标。同时，“一带一路”要为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发展提供新动力，也就是说，“一带一路”要肩负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提供新动力的重任，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战略性变化。

二是“一带一路”的空间布局发生了量级变化。这份报告对中欧班列提得比较多。这两年，我一直在关注“一带一路”廊、道、交通枢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如果说，“一带一路”内外连通有一个大动脉的话，在东西方向，基本形成了以中欧班列为代表并覆盖全国的大动脉。去年，最重要的事情是陆海新通道的打通。过去，它是中新互联互通的项目，从重庆到南宁，以重庆作为运营中心，后来它不断发展，成为国际陆海贸易的新通道。在2019年8月，国家发改委通过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内部分是，把北边的内蒙古到南面的广西云南相连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后来，克强总理提出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澜湄合作对接。11月27日，习近平主席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视频致辞中，正式提出来“陆海新通道”，还提出新的倡议是“中国-东盟多式联运联盟”，这意味着南北向的大动脉打通了，这是特别重要的能量级变化。

三是“一带一路”带动了内生的“地方动力”兴起。疫情期间，实体性的对外交往不太容易，我们还是保证了重要项目的推进和按时完工。在沟通交流发生重大问题的时候，一种内生的动力兴起了，我把它叫做“地方动力”。其实，在初始阶段，地方就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疫情期间，地方发挥的作用也特别明显。比如，去年6月，河南的“空中丝绸之路”项目，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参加了，最近网上也在说推进空中丝绸之路等，这就是地方发挥的作用。因此，“地方动力”促进了区域战略协调，大湾区、长江等，再加上一些省和重要的节点城市，例如重庆、深圳、西安、成都等的兴起，这些都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内生动力。“一带一路”不只是外部要如何发展，内生动力的兴起也是特别重要的。

四是“一带一路”越发起到了重塑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作用。在中美战略脱钩的背景之下，这种意义显得尤其重要。比如，我国和欧盟、东盟、非洲、拉美的联系更加密切。在疫情的打击下，国际产业链安全问题浮出水面。“一带一路”有了新的责任，即重新优化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这和全球化、区域化的趋势是环环相扣的。在这种情况下，RCEP、中欧全面投资协议具有了更新的意义，更加有助于打造连通亚欧的产业链、价值链。所以，“一带一路”对产业的促进作用会越来越突出。

五是“一带一路”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强战略管理。外部提到“一带一路”的风险，我们也在提“一带一路”发展与安全的统筹。美、日、印、澳把“一带一路”越来越视为地缘政治风险，把印太作为“一带一路”的对立面，具有战略对抗性和反制性，很多政策是斗争性的和替代性的，所以我们确实面临很多困难。

六是国际上对于“一带一路”的正面声音开始显现。国际上对于“一带一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反对的、抹黑的声音，但从去年到今年，一些来自西方美国精英阶层也发出比较正能量的声音。《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写到“一带一路”是不是债务问题。后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也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更接近事实。过去只是我们在说，现在西方的精英层也更加全面地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兰德智库去年发表了一份报告，提到了西方对“一带一路”为什么会产生疑惑，西方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批判声音，他们也在试图理解这件事情。在国际上，正能量的声音逐渐显现，这是特别值得去关注的、值得去做研究的地方。在这方面，人大重阳一直在做联合性的研究，这一点挺好。

七是“一带一路”已成为一个有韧性的“知行创”体系。“一带一路”学，王文提了很长时间，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一带一路”已经第八年了，已经成为一个系统或者相对紧密、有生命力、有韧性的系统。从这个系统去看，它很独特，已经有了自己的IP，有了自己的结构等等。本质上来说，要建立一带一路“知行创”的体系，即知行合一和创新的体系。

“知”，指的是“一带一路”的知识形态。知识形态，包括知识形态背后的科学技术、话语等，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在“一带一路”认知体系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

“行”，指的是“一带一路”的行动。“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对外国际合作的倡议，具有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两个方面，总体来说指的是战略管理，也包括风险管理，建议从这个角度创立一个“行”的体系。

“创”，指的是“一带一路”的创新。研究可以包括创新的动力、创新的效益等。从“创”的角度，把“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的共同体往前推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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