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科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24日观视频微信公众号。

这一期节目，让我们继续来听前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大使为我们分享外交中的重点思维！

吴大使在这一期节目里提到了更多珍贵的外交工作细节。比如吴大使谈到14年6月29日伊斯兰国（ISIS）宣布成立，他作为中东问题特使立即带着团队赶赴伊拉克，7月7日就到达了巴格达。而当时ISIS还扬言要攻打巴格达，可想而知气氛有多紧张。但是越是这种时刻，代表中国发出声音就越重要，对整个中东地区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吴大使此行，一方面是坚定表达我们对伊拉克反恐的支持，一方面是确认我国在该地区的企业和员工的安全，最重要的是，通过特使的快速行动，让伊拉克政府和中东各国明确感受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这种高效的外交动作，让中东地区即使常年处于动乱，各个势力的国家却始终与中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中国许多企业也能在该地区落地发展。

吴大使认为，外交就是要多交朋友，但也始终要善于斗争，交朋友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斗争，而斗争的目的是能更好的交朋友。把握好这个力度和分寸，就是我们做好外交工作的最大智慧。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是2002年设立的，我是第三任中东特使，设立的背景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大中东民族改造，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当时确实面临着很大压力，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在新的条件下又面临一个重要的节点。中东特使其实一开始就是推动巴勒斯坦、以色列问题早日能够解决。

作为大使，你是驻在那个国家的全权代表，你的任务就是与这个国家交往打交道做工作。那么作为特使他就是围绕热点问题同有关各方保持一种经常性的沟通，我曾经形容特使就像外交大部队中的一个小分队，有了事情以后，马上就可以作出反应，就可以到现场去进行斡旋，就可以把中国的声音表达出去，所以他的特点就是反应快，接触面广。

我讲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比如2014年的6月29号，伊斯兰国宣布成立，它就是伊斯兰世界的要一统天下那种味道。当时因为伊拉克动乱，叙利亚也动乱，他们拿下了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曼苏尔，并且扬言要打巴格达，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

我们政府对这个问题态度非常鲜明，一个是反对恐怖主义，一个是对伊拉克对我们友好国家政府患难与共的理念也非常深，所以就决定派特使到巴格达去访问，表达我们对反恐的支持。

6月29号伊斯兰国宣布成立，我7月6号就带着团队就离开北京，7月7号就到了巴格达，当时巴格达的气氛紧张得不得了。那时候我去见了他们的总理，副总理和外长，表达了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反恐的坚定立场。

你看首先要反应快，说走马上就能走，另外表达也可以更宽松宽泛，譬如说我见他们总理的时候，就给他介绍中国统一战线的思想，说大敌当前应该是大家形成合力，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政府，这样才能够带领全体伊拉克人民进行抗击，打击恐恐怖主义，就表示了一种朋友之间的支持。

当然我去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加大对我们中国企业和员工的保护力度。它的总理、副总理和外长都表示，这个时候中国政府能够派特使来，那就是雪中送炭，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支持，达到的效果也非常好。

在那之后，我又访问土耳其，访问伊朗，表示我们要在反恐的问题上形成一个统一阵线。我那次本来就打算访问这三个国家，在伊朗接触访问的时候，我的总结报告什么都已经完成了，已经准备回国了，结果北京来了个电话说你现在不能回来。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和加沙打起来了，你要转到那边去继续做工作，为了停火做工作。

然后当时还去了约旦和埃及，因为这是两个对这个地区直接有影响的国家；后来还到了卡塔尔，因为加沙冲突，巴勒斯坦一方面是哈马斯，它不是法塔赫主流派，哈马斯是主要方面，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在卡特尔，他们叫政治局主席迈沙阿勒，他在卡塔尔，所以我们又赶到了卡特尔，做卡特尔这方面的工作，又跟它主席会见，做他工作，推动尽快停火。

因为在那之前我们主要是跟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联系，我们跟他没有这个联系，但这一次为了有利于停火，我们哪方面的人都愿意见，什么工作都愿意做，这也体现了我们推动停火的一种真诚。那一次效果应该还是明显的，在这个地区也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

在这个地区有一个特点，因为有些国家跟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你要到了以色列的有签证的，到有些国家它不认，它不愿意。比如那时候去一些阿拉伯国家，除了埃及和约旦跟以色列有关系，所以我到这个地区经常是两本护照在兜里装着，一本是专门去以色列、巴勒斯坦，一个就到其他的一些阿拉伯国家的。这就是特使的一些特点，他也是有一些特殊的做法，有利于去完成一些紧急的事项。

其实中国对中东这个地区的外交关系也好，外交政策也好，有着很强的连续性，这个地区的外交作为我们国家整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国家的独立、主权、发展服务，为我们整体的外交服务。但同时中国外交还要讲究道义，要担当，这也是它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我们不管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是在其他各种场合，在支持巴勒斯坦的正义事业，支持阿拉伯正义事业这方面一直是坚持的。但同时我们对激进的一些口号也不赞成，即使在我们支持他的时候，比如他们提出一些把以色列抛到大海里去，采取一些极端的恐怖活动，劫持飞机、劫持人质等，中国是明确表示反对的。

外交政策确定了以后，就要通过交朋友，使这一政策落实。如果没有朋友，再好的政策也没用。在这一点上我们老一代的外交家，比如周恩来总理、陈老总，确实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即使在当时那个环境之下，我们新中国刚成立受到外面的封锁，包括来自于当时的敌对国家的那些人士，都是以礼相待，做了很多交友的工作，这非常重要。

但这个交朋友是不是不讲原则呢？是不是没有斗争呢？那不可能。外交上的斗争有时候叫没有硝烟的斗争。各个方面各个国家都在维护自己的利益，那确实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这是可以肯定的。

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那就需要斗争。比如说直接的涉及到主权，涉及到国家的尊严，比如说人权问题的斗争，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讲究斗争。斗争也更加需要朋友，没有朋友的话，你去孤军奋战吗？那肯定是不行的。

比如我在埃及的时候，那时候正好在人权领域西方一些国家对我们发起了一波接一波攻击，我当时和埃及的外交部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有一次埃及外交部负责国际多边事务的部长助理，就突然给我打个电话，说今年那个人权问题你们动起来了没有？

那时候国内还没给我指示怎么做工作，我说我还不太了解情况。他就给我通报，人家可都动了，美国人找了他们，他今年要在这个会上做什么东西，要求他配合怎么样。

埃及是我们的友好国家，每次在这个人权问题上都跟我们合作，主动跟我通气，有了朋友你就可以争取到主动，对方要拿出什么东西来攻击你，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甚至争取主动，这都非常重要。

至于讲的大国外交有大国的这个气派，我们该斗争的要斗争，有的人可能你想跟他交朋友，但他不跟你交朋友的，他已经走上了极端了。我就觉得现在一些美国的政要，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客了，他已经走向一种政治的极端，甚至已经到了宗教激进那个阶段。那么对这样的情况那就要斗争到底，讲清楚他的毒害在什么地方，要揭露他，所以这两个不矛盾的。

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求得团结，以斗争来发展关系；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如果是那样，那就省事了，更方便了，就不需要外交了。所以我觉得外交一定还是要有非常深厚的底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要有很深的领会，同时要了解对方，要对对方的那些文化有深刻了解，这样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够处于主动地位，交朋友才能交到点子上，斗争也能斗争到点子上。这样才会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而不是说简单地斗争。（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