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独家首发于7月11日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7月9日，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相互尊重、信任合作——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要承办，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分享了他对中美关系未来的看法。本期，人大重阳君与您分享陆克文先生的演讲实录与视频。

陆克文：非常感谢，很高兴能够参与今天的论坛，而且也很荣幸能够在王毅国务委员和基辛格博士之后发言，我上次说了，我现在在管理智库，所以很努力地希望能够承担起学者的身份，刚才基辛格博士非常精准地描述了中美关系经历的历程，中美关系的大船可以说当前在船体上存在很多的缺口和问题，但我感觉已经有人在怀着这样的心情在准备救生艇了。我们都认识到，确实中美关系来到了关键的时期，库尔特·坎贝尔和其他的发言人都在之前承担过美国政务的角色，他们都会贡献美方的视角。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我尝试带给大家一些其他观察，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观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希望能够探讨中美正确的方向，我非常理解中文概念的“正确道路的方向”，这当然取决于大家对于“正确”的定义是什么样的。中国和西方对于“正确”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作为澳大利亚人，有我们传统的文化。首先，我认为不仅仅要找到中美关系正确的未来，同时要找到一个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的未来，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我们需要可持续的中美关系。什么是可持续的呢？意味着四点：

第一，可持续就是在中国国内政治上是可持续的。

第二，在美国国内政治也需要可持续的中美关系。

第三，民主党和共和党认为中美关系可持续的第三个标准，就是对于第三方国家来讲，必须和中国打交道或和美国打交道，中美关系是要可持续的。

第四，中美关系不能够失控，不应该有更多的冲突升级，不能有战争。所以，作为智囊，我们要看到四个圆圈的重合，能找到重合点还是很难的，在中美关系当中看到新的中庸，这是需要我们付出努力的。

所以，可以理解，现在的中美关系在这三十年中这么糟糕，是过去五十年以来的低点。现在我们看到三个阶段的改变。

第一个改变，在中美关系当中权力的关系，中美双方权力的平衡在改变，由于中国的崛起。在美国方面看到中国的战略文献，虽然中国有些东西仍在讨论，但权力的平衡确实有所改变。在中国方面，他们认为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利用政治的杠杆。

第二个改变，我们比较关注中国，因为我这一生的工作都是高度关注中国的方方面面。我们已经看到，2013年中国的党代会之后，中国政治上的一些调整，中国变得更加的主动，包括在政治、人权、经济、战略方面，中国可能不再是以前韬光养晦的做法，中国有了更多的主张。

第三个改变，结构性的改变，我们叫做“特朗普现象”。美国因为特朗普有贸易战、国防方面的政策、技术的脱钩，而且也看到人权方面的争论和问题。结构上的问题和特朗普息息相关的，拜登上台也不可能发生180度的转变。

我的观察是：

第一，这是一个系统化的战略竞争，而不是永久化的竞争。美国愿意和中国一起合作，去应对全球的挑战，比如现在的疫情和全球治理协同化的问题。

第二，对于之前的战略框架，可能不再适应未来可持续的中美关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以前的框架不适用了，我并不是说要有一个所谓的“联合公报”，而是基于以前的联合公报，我们打造新的框架，适应未来的中美关系。我们要意识到现在的错误，更好地纠正这个错误，更好地引导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而且要有更多战略上的接触。

举例来讲，中国决定推出新香港的国安法，在中国看来，这是一个主权的问题，这是1997年香港回归，从英国手里回归到了中国。但美国的民主并不这么看，他们并不认为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可以看到，西方一些国家也不是这么看的，很多人都会就这个问题有更多的反对声音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结构性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必须要基于之前的联合公报之上打造新的框架。当然还有台湾问题，我们应该有新的战略框架、新的指引，去促进中美关系未来可持续发展。

最后一点，什么样的指导方针在未来是可行的？

第一，我们现在有战略的竞争，不应该有太多被死的框架。我不太同意这一点，如果没有规则和指引方针、框架，那么中美关系会非常不稳定，而且是不可持续的两国关系的发展。

第二，我们要接受这样的竞争现实，而且要去同意，这样的战略竞争应该可以更好地管理起来，我们要有一个管理机制，能够更好地促进双方的战略沟通和对话。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冷战2.0时代，但近期也看到外交方面的文章，也许我们已经到了冷战1.5时代了，如果不小心也许我们会进入冷战2.0时代。但我们还可以汲取一些苏联战争的经验教训。在双方内部沟通交流方面，应该非常清晰的互相理解和了解底线、红线在哪里？尤其台湾问题的底线和红线在哪里，必须要清晰。红线并不是说外交方面的公告或者外交上的努力，而是真正地去理解双方的核心利益，无论是军事领域还是在未来的经济领域，底线在哪里？

在这个大框架之下，我们要有双边的机制，来确保这些红线不被逾越，它们是可以被很好地管理起来的。我们需要一起去找到这些红线在哪里？否则的话就非常危险。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要互相理解红线，无论是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同时，这也不是完全说中美关系是平等化的，我们要找到未来的战略基石，所以必须要找到红线。对其他的框架，更好地管理战略竞争，我觉得我的思想没有改变太多，之前五年前在肯尼迪大学和哈佛大学都写过文章，这是一个建设性的现实主义。

第一，我们要知道红线，共同的利益点在哪里，核心的利益必须要清晰；第二，很多困难的领域，我们在这些领域也是可以合作的，比如现在的贸易战；第三，有些其他的领域，需要有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必须正常化，就算是现在的情况下，就像疫情、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有全球的治理，在这些方面都可以以高效的方式通过多边的体制来进行合作协作，包括WHO世界卫生组织。

当然，这个框架应该是互相都能够接受的，它需要在美国和中国双方都做出一些调整，需要一些高层次的设计，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基辛格、尼克松之间沟通时，也都非常赞同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框架。之前王毅部长也说到了这些框架上的建议，因为我在澳大利亚，作为第三方国家这么说可能非常容易，我希望大家最终没有战争，战争对中美双方没有好处，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对美国来讲，国内有很多挑战，因为今年是美国大选之年，有疫情和很多国内的问题，有很多抗疫的事件，所以挑战非常复杂。中美关系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中国一些政治上的问题和挑战。我也非常赞同继续推进和发现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必须把重点找出来，否则就没法推进中美关系。

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Twitter：RDCYIN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