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本华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独家首发于5月26日“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5月18日魏本华讲座直播摘要

1. 我们一定要把中美关系搞好，碰到磕磕坎坎没什么了不起，把握好立场，最后相信还会重新走到坦途上来。

2. 只要我们合作，前途就是光明的，不应该被一时一事所迷惑住，应该头脑保持时刻的清醒，用合作开创两国更好的未来。

3. 我们应该和美国、欧洲国家一起建立一个最稳定的三角形，按照几何原理，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三种货币共同支撑的一种国际货币体系去努力。

4. 抵御危机最重要的是先把经济搞好，经济好、经济强、经济稳定就有抗御危机的能力。

5. 相信中美金融合作最终能够取得胜利，如同在贸易方面一样，中国人民这种坚韧不拔，在这种极端困难之中，也不会被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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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本华：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首先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提供了这样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有机会和大家就“在全球治理背景下如何思考中美金融合作”进行交流和沟通。

一、全球治理

首先从题目开始，既然是全球治理背景下，我们应该从“全球治理” 这四个字来切入题目。

如何理解“全球治理”？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有非常英明正确的论述，相关论述非常多，时间有限无法跟大家一一理解学习。但是有两个观点，一直在指导我们来理解全球治理这个题目。

简单的说，第一个观点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全球一些重要场合之下提出来的，近几年来已经被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组织所接受，而且写进了联合国一些重大问题的政策主张里：“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二个方面，“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引导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所以，这两方面的论述，希望大家深刻理解，这有利于我们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把握好全球治理这方面的立场。

二、中美关系

中美在金融领域进行合作是一个双边问题，但这个双边问题是在全球治理这个大的框架下来探讨的。但如果需要进一步探讨金融关系，当然是在中美双边的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之下来讨论的。这里我再引用下中国领导人这方面的论述，这对我们今天研讨中美关系的金融方面合作的问题，有直接指导意义。

大家都知道，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说我们有1000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在当今全球面临抗战疫情的背景之下，个别人、个别国家政府有意识地散布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东西，企图引导中美关系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保持头脑的清醒。按照中国领导人的指示精神，我们一定要把中美关系搞好，碰到磕磕坎坎没什么了不起，把握好立场，最后相信还会重新走到坦途上来。

第二点论述说得更清楚，即如何选择我们的正确导向？中国领导人说，“合作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没有其他的方式，不能够搞对抗，一定要通过合作协商解决问题，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共同讨论协商，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第三点，中国领导人指导我们怎么认识中美合作这一大的局势，现在两国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早在1972年，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额仅仅才有1288万美元，但是到了1978年发展到9.9亿美元。1979年我们和美国建交，自从建交后两国之间的贸易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十年后，1988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82.6亿美元；到2018年的时候，已经6353亿美元，可见中美两国为经济利益攸关方。经济利益是根本利益，经济决定很多其他方面的利益。关于中国领导人中美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的论述，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例子。

我们两个大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全球的五分之一，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来阐述中国领导人这个论断是多么的正确，他的另外一个有名的论断：“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真是豪言壮语，太平洋是如此的辽阔广大，中美是这个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只要我们合作，前途就是光明的，不应该被一时一事所迷惑住，应该头脑保持时刻的清醒，用合作开创两国更好的未来。

三、中美建交（1979.1.1）：为两国金融合作奠定基础

简单回顾两国金融合作的发展历程，在中美建交之后两国金融合作才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才能为两国金融合作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获得较快发展。在此之前，1971年10月下旬，联合国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一切的合法权利，这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政治事件，但是中美建交却是大约八年以后。我们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同时意味着中国也是联合国所有有关附属机构的合法席位的占有者，但是，这些联合国金融方面的附属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没有在恢复我们在联合国的附属席位后立刻便让我们加入，中国时隔八九年才实现加入。为什么？实事求是的讲，就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其中阻挠、作梗。可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他们阻挡不住的。

终于在1980年美国认识到，从长远来看，恢复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席位，这对美国也是一个有利的方案。因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做出这个决议的时候，美国执行董事也投了赞成票，全票通过，没有任何一票弃权或反对。我们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我们加入其他国际金融组织以及一些区域性的金融组织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这是一些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区域金融组织，其中我想简单讲一下大家更熟悉或者相对来说影响更大的两个机构：亚洲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是中国所在亚洲区域的一家金融开发机构，中国和它的利益关系更为紧密。但是因为台湾已经是其成员，所以我们在解决亚洲开发银行席位的问题上采取了和联合国的这些直接下属机构不同的方式，我们允许台湾保留席位，但是要求它必须改变名称，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就把台湾名字变成了中国台北。大家从中文汉语的语法一下子就能理解，这是类似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的称呼方式，英语叫做“TaiPei，China”，和中国上海类似。当时台湾当局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称谓的改变，但是限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重大的影响，以及当时在亚洲银行里两个最重要的成员国日本和美国也接受了这个现实，因此不得不接受这种解决方案。我们进入亚洲开发银行之后变成了一个有独立席位的董事，但是中国台北（台湾）却和韩国、斯里兰卡合着在一个董事选区里，这种安排当然是凸显了我们的重要性和地位。这个解决方式可以说在政治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两岸是同胞，将来国家要统一，我们也愿意用这种方式和台湾保持一定的联系。所以，我在这里专门举出这个例子。

同时，中国也加入了泛美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主要为拉丁美洲的发展提供资金，因为历史上美国视拉丁美洲为它的后院和势力范围，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加入有一定的戒心。但是因为我们和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成员国的友好关系，并得到它们的认可和支持，最终在2009年中国也成为了泛美银行的一个重要的成员。

其中有一家小的银行我也愿意提一句，中国加入加勒比开发银行。这个银行比较特殊美国并不是成员国，而中国是成员国。

中美金融合作涉及诸多方面，一个方面是银行方面的合作。请大家先看这张图，因为我想银行能够更为直接地看出中美金融合作。这么多家的美国银行都已经在国内开设了分行，除了最后两家从规模上小一些之外，前面十余家银行不仅是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银行。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在银行领域的管理方面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存在差距，因为他们的历史比较长。我们引进这些银行，不仅仅是引进了我国经济建设急需的资金，而且他们对银行管理的技术、经验以及培养人才方面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刚才我讲的主要是商业银行，还有投资银行。投资银行的业务难度要比商业银行更胜一筹，对处于初级阶段、经验比较少的国家来说，引进的重要性就更大一些。当时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设立的投资银行，这家银行成立于1995年，它的两大股东一个是中国建设银行，另外一家是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这家银行办得很成功，现在不仅仅在国内投资银行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他们也参与了很多国际投资项目，已经在亚太区域和国际上显露头角，未来会有更强势的发展。在投资银行经验引进方面，我们不会忘记美国投资银行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

除了银行领域的合作，在反洗钱和反恐领域中，两国进行了比较紧密的合作。“9.11”恐怖事件之后，国际金融组织在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方面都加强了规则的制定，并且要求成员国严格的执行。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下，两国定期组织研讨会，在这方面进行交流，这也是我们合作方面很好的例子。

除此之外，大家知道我们的资本市场也是对外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势。近年，美国的明晟公司率先把中国的上市公司纳入它的指数，这种合作方式可以为中国资本市场注入大量的资金。一般来说，这些投资机构注重长期收益，其投资比较稳定，对稳定我国的资本市场有积极作用。我国的资本市场散户较多，机构投资者的力量比起美国和欧洲其他资本市场来说相对弱一些。这种合作方式使国际上用基准驱动作为资产管理的机构，将他们的资金大量的投入中国的股票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的预测，它认为在未来两到三年中，明晟指数和英国的富时罗素指数将为中国债权和股票市场额外增加每年450亿美元的资金，这是一个很好的外资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

其他方面，我们的资本市场对外加速了开放的步伐，对证券公司持股原来限制为49%，现在这个限制完全放开了，外资可以100%持股，意味着可以建立独资的外资证券公司，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高盛高华都提出了申请。另外，评级业务过去都被认为涉及到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稳定。但是，由于国内在信用评级公司方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国内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的增强，所以，这个市场现在也已经开放了，美国标普和惠誉公司都已经提出了申请。事实上，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可以直接进入我们投资咨询的市场。所以，中美在金融方面的合作，一直是相对比较通畅的，和美方的合作开始得也相对较早，从地域上看，美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较为广泛地设立了分支机构。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加强在这方面的合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四、中美在G20齐发力，共克2008年金融危机

除了双边的直接金融合作之外，中美在国际平台中也有较多合作。

G20是最重要的平台。2007年在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在第二年又迅速演变为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并扩展到全球，当这个危机拓展到欧洲时，形成了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现在虽然这个危机已经基本克服了，但是危机更深远的影响依旧存在，各国在分析总结经验教训。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的破产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全球经济下滑，贸易也是滑坡，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因危机来源于美国，为克服危机及复苏全球经济，美国发起提议，将G20升级到峰会领导人的水平。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9年，发达国家意识到，全球治理必须要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仅靠七国集团是不行的，因此建立了由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共同商讨全球经济金融问题，但没有到达领导人峰会的水平。因为美国金融危机重挫全球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如果不尽快及早的采取措施，全球经济恐怕很难得到恢复。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提议发起建立了领导人峰会这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为遏制危机，G20领导人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为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了1.1万亿美元有力度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中国做出了非常有力的贡献，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G20是全球最大的20个经济体，各国各方拿出有力方案，要把自己的经济搞好，让自己的经济能够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中国采取了4万亿元的财政金融结合在一体的振兴经济的方案，事实证明，方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国最早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中国的经济复苏同时也会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回升。

其次，中国坚决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增资建议并做出了巨大贡献，即支持其份额从2380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4768亿特别提款权，将近7400亿美元。在这次增资中，因为危机是是美国引起的，是它造成的，所以在一些方面美国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将6%的份额转移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简单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就相当于它的资本金，如果国家要想在一个机构发挥作用，当然你持有的资本份额越大，就能够做出相应比较大的贡献，对机构的影响力就越大，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些重大问题要求要有85%的投票权通过，才能够形成决议。因此份额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非常重要，而成员国的份额是由这个国家的GDP经济总量、贸易情况、储备以及一些其他指标来决定。

中国虽然在当时经济在各方面超过了德法这些国家，但是份额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大政策问题。如果要改变一个国家的份额，需要投票权85%同意才能够通过。过去虽然中国屡次要求增加份额，但都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实现，在这次G20峰会上，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确是做出了让步，同意将6%的份额集体转让给发展中国家，我国在这次之中大大受益，份额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所以，可见如果中美两国在G20这样的平台上能够协调立场，是能在某些问题上形成共识的，对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可以说帮助非常大。

五、中美金融合作思考

回到关于中美金融合作的思考问题，这是今天讲座的主题。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进行全球金融治理，以及中美如何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这也是中美金融合作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说法也是在研究国际金融问题时通常用的一个词，它指的时间段很明确，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之后全球就进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什么时候崩溃（collapse）的？一般认为是1971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英国便开始考虑战后如何恢复国际经济、如何稳定国际金融，他们想到的是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美国当时在经济上大大超过英国，所以美国人提出的怀特方案获得了通过，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那次会议是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这个地方举行的，所以后来就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命名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有一些扩大的概念，甚至把之后成立的关贸总协定组织、后来演变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也认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组成机构，这也是一种说法。一般而言，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就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两点要素，其一即所谓以黄金美元作为基础来制定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之为金汇兑本位制，也就是说黄金和美元挂钩，每1盎司黄金定价为35美元；其二是各国的汇率又和美元挂钩，这是一个双挂钩的机制：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和美元挂钩，这样使得各国的货币间接与黄金挂钩，这种叫做金汇兑本位制。

客观上，我们承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恢复战后经济、稳定国际金融、促进国际贸易方面发挥了很积极、很正面的作用。但是，这种机制如果要能够长期有效的发展，要有一定条件的。因为既然各国政府在这种机制之下有权利把所持有的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那么就得保证美国有充足的黄金储备，确实能够支撑各国政府的兑换要求。可是，在当时的这种体制之下，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因为美元是由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相当于美国央行负责印制发行的。它怎样转移到其他各国手里呢？是通过贸易的方式，如果一国向美国出口了货物，美国就需向该国用美元来支付。如果美国的国际贸易是顺差，那么各国的美元储备不会得到增加，甚至消耗它的美元储备，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不利于国际经济的发展。

反过来，如果各国要是能够不断的增加持有美元储备，就意味着美国的贸易和国际收支必须是逆差。可是如果美国要是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之中，那就是说它的负债越来越多，那就会对美元进行打击，美元就要贬值。可是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如果是用美元这一种不断贬值的货币来支撑，显然是不可能长期维系下去的。

所以就产生了一对矛盾，这对矛盾是当时1960年美国耶鲁大学一个有名的教授叫做特里芬研究发现的，所以后来人就称之为“特里芬难题”。这个难题到今天可以说依旧存在，只是改变了形式。在60年代时，美国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以及美国国内的经济各种因素造成美国财政连年赤字，再加上贸易的极端困难，因此造成了美元极度的疲软。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纷纷提出要求，用他们的美元储备按35美元1盎司的价格来兑换黄金，结果美国政府撑不住了。所以，它的黄金储备很快大量的消耗，最后在1971年8月1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宣布停止这种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这就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

从那之后全球开始进入了一个没有挂钩的汇率制度，曾经一度混乱，直到逐渐建立起了所谓浮动汇率体系后，全球金融才逐渐稳定下来。可是在这种浮动汇率体系中，美元仍旧是一枝独大。今天美元在全球的贸易计价、投资交易以及储备之中所占的比例大数都在50%-70%之间，而美国经济实际上才占全球的约20%。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上升的今天，美元在全球的贸易投资储备中却占有50%以上、60%甚至将近70%，这是绝对不相称的，也是不合理的，不能长期维持的一种制度。

这就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不是“特里芬难题”，但必须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实来看，未来全球要走向的是一个不是只依赖美元支撑的体系，而是简单的称为一种“三足鼎立”，即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大货币一起发挥作用支撑的全球货币体系，那将是一个很稳定的体系，能够有利于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全球金融的稳定。当然，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当然也是个学术讨论上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只不过借今天这个机会和场合我来提出这个问题和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回到我们今天讲的题目，中美金融合作向何处去？向何处发展？未来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大致分三个方面：

其一，中美双边金融合作。美国金融发展较早，历史比我们要长得多，所以它的资本市场很发达，特别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商品期货、金融期货以及金融咨询服务方面可以说是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差距，这很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们是在金融领域一直采取积极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愿意在这方面引进更多的美国机构，引进更多的美国在以上方面的管理经验，来促进我们自己金融的发展。这是中美双方都共同获益的事情，是共赢的一个领域。之前提到无论是美国在中国设立分行的商业银行，或者是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它们在中国都取得了很好的金融收益。中国经济金融快速发展，为他们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双边金融方面的合作应该是采取一个积极的态度，不应该排斥。最近在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宣传之下，甚至出现了对在美国股票交易所、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发出负面的声音，以及排斥中国到美国投资的这些言论，我认为这非常不利于两国的金融合作。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合则两利，如果要是搞负面的东西，搞分裂的这种方法，使大家在这里共同受损，这是完全不值得考虑的。

其二，中美在国际多边平台、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更好地加强对话、加强协调。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GDP大约为14万亿美元，美国是20万亿美元，我们相当于美国GDP的70%。未来我相信会逐年逐渐地在GDP总值方面缩小这个差距；当然如果用人均指标来衡量，我们和美国仍旧差距很大，对此我们头脑很清醒。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将保持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我们会缩小和美国的差距。如果在国际机构里，在国际平台上，中美能够加强对话，能够加强在政策上相互的理解，给予必要的协调和支持，我认为这对中美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其三，我们应该和美国、欧洲国家共同努力，寻求建立一个稳定的、由三种货币，即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共同支撑的一种新型国际货币体系。具体讲，大家知道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中国人民币已经纳入特别提款权的篮子之中，我们占的比重排在美元和欧元的后边，但是在英镑和日元前面，排第三位。我们希望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随着中国金融实力的增强，这个比重能够逐渐增加。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的份额，也就是资本金中所占的比例是17.4%，位列第一。重大事件的决策需要85%的投票权支持才能够通过，所以美国具有单国否决权的权利。位列第二的是日本，日本目前的份额所占比例是6.48%，中国排在第三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6%份额中，有一块转到中国，使中国的份额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提高到现在的6.41%，也就是说和日本只差0.07%。可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GDP早已经超过日本，当然决定份额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不管怎么讲，中国的份额应该超过日本，这一点要想改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份额的时候仍旧需要85%的投票权支持才可以；而且份额无法随时改变。基金组织的政策规定，基本以每5年作为一个周期，对它的总体份额进行审查，根据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增加不增加份额，如果在增加份额的时候就会在增加的过程中，哪个国家应该多增加一些，哪个国家甚至减少，这就是调整各国份额的时机，当然这也是一个国际谈判和博弈的过程。我希望未来在这个领域，中国和美国能够加强对话，能够比较平稳的实现中国份额的增加，如同中国在国际经济所占的比重一样，上升到第二位。

问答环节

1. 疫情之下美国以各种理由赖帐，我们持有的美债和美元资产安全程度如何？有好的反击措施吗？如果有外资证券基金，其他金融等企业进一步进入中国，您认为通过哪些方式可以比较有效的更好的学习了解其有着相对不错的管理运行经验？

魏本华：第一个问题，如同大家一样，我也非常关心。因为也从媒体上看到很多议论，甚至很具体的如美国个别的立法机构人员、参议员、众议员、甚至有个别州的政府官员。言论内容一是甩锅，二是毫无道理的提出让中国赔偿损失，其中很不讲理地提出了、甚至要求扣押中国在美国的金融资产，其中他们首先提到的就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我认为首先这是毫无道理的，在疫情方面，中国最早受到冲击，最早受到影响，但是举国上下在党中央领导之下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不光是武汉市、湖北省人民，全国人民都为之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努力，才终于换得了抗击疫情的胜利；我们并且用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方式，成功地进行治疗。更重要的是中国毫无保留地把取得战胜疫情成功的经验向世界各国提供，把在这方面研究获得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向各国提供、向研究机构提供。最近在欧洲、美国、非洲和中东等地区发生疫情之后，中国在应邀派出多支医疗队的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医疗物资、设备，为其他国家人民战胜疫情可以说做出了极大的奉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极个别的人把这件事情当做一种政治工具，造谣生事，简直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我们对此也要高度重视，我认为美国的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是由美国政府来担保的，是它的信用来担保的，我们购买它的国库券和债务，这本质是一种市场行为。不管持有人的身份为何，既然销售国债，国家就必须要承担兑付，没有任何理由，中途扣上一顶所谓强词夺理的政治帽子，这是行不通的，在国际法律上也根本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得人心的。同时，美国最近几年国债是快速增加，现在基本上已经超过了其GDP的数量，而且它的相当数量的国债是外国政府和外国机构购买持有的，如果它这样做是自毁美国的金融市场。首先受害的是美国自己，是美国财政部，是美国的金融机构。这是绝对行不通的，这是一种可悲的政治宣传。

第二个问题我也间接谈到了，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直采取积极开放的政策。我们不仅仅引用外国在这方面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向他们在管理、交易甚至运作方式方面学习先进的、好的经验，这一点我们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标志“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12月开的，这个时间恰恰就是中美建交的前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建交，美国的金融机构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谁进来的早谁先获利，因为它首先了解中国的市场，培养了它的人才，这样才有可能运行的更成功。在未来的发展之中，我相信市场就是市场，资本是以盈利为目的，我们不宜在这方面政治化。我们当然是欢迎所有资本，无论美国的也好，欧洲的也好，英国、日本的也好，都欢迎进入中国市场，只要按照制定的政策措施来运行。一方面是学习，另一方面中资机构在人才方面可以说是很有优势的，他们往往需要借助和吸收我们的人员到他们机构工作，才能够让他们取得更好的业绩。这是一种共赢、双赢的局面。

2. 请问在当前的疫情形势之下，有可能会导致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提前暴发吗？

魏本华：客观来说，预测危机是一门大学问，非常遗憾的是，至少最近几十年之中那种重大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或者重大区域性的金融危机谁都未能预测到。当然有人在理论研究上或者提出某种观点，笼统地说预测到了，我们也不完全排斥，至少大家记忆犹新的，比如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没有事先预测到，有时候甚至这一点会引起巨大的讨论。我记得英国女王曾经直截了当地问过，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就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准备，抵御危机最重要的是先把经济搞好，经济好、经济强、经济稳定就有抗御危机的能力。譬如疫情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健康状况非常好，免疫力强，可能你就能抗御住病毒的侵袭，平安渡过这次疫情危机；如果本身你体质很弱，又不加强防范，有可能就“中招”了。所以，在预测方面，当然要加强研究，加强分析。但是，这不能够像看一场体育竞赛，过分依赖预测，有时候反而误导，应实事求是。重要一点是看疫情的发展，如果各国加强合作，能早一些控制住疫情，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低。

3. 当前中美开展金融合作或发动金融战，哪个会是更大概率的事件？

魏本华：这又是一种预测，我还是坚持这种看法，我们强调合作，合作共赢。中国领导人说，在全球治理方面，我们都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想法。这对指导双边的关系合作发展，也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的，我们也应该是共商共建共享通过合作去取得的好的成果。我相信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对他的政府、对他的人民负责，不会也不应发动金融战，除非抱着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中美金融合作最终能够取得胜利，如同在贸易方面一样，中国人民这种坚韧不拔，在这种极端困难之中，也不会被压倒。相反，一而再、再而三，坚持在谈判桌上和美方进行持久的谈判，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在对待金融战这一问题，还应该参照在中美贸易战的这些成功做法，高屋建瓴，强调合作，强调协调，强调中美中长期的利益，相信中国的这种建立新型大国战略关系的政策应该会取得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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