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阳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主题——2022年世界变局智库何为。这是一个能够引人深思的话题，也是全球智库都在考虑的一个问题。

这一节的议题是中国智库、中国媒体如何应对变局，讲好中国故事，我想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来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

去年一年的确有很多值得总结思考的问题，我今天主要想讲的是如何加强议题设置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智库、中国媒体已有较大提升，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继续努力，这应当是未来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之一。

从人大重阳的情况来看，几次出台的报告都体现了很强的议题设置能力，比如《十问美国民主》、《“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这些报告不是简单的批判或者反驳西方的一些说法，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主流专家的一些说法，而是实事求是地对一些美国问题作出研究和分析，给出自己的判断。当然，这些议题同样也是现在全球的热点话题。重阳的报告不仅引发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也提供了一个中国视角。

去年中国媒体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也做了一些类似的努力。在中宣部的指导下，五洲传播、腾讯视频和发现频道（Discovery）一起拍摄了一部户外探险片，名字叫《勇敢者的征程》，这个片子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多关注。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很多小孩都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这部片子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这部片子的拍摄应用了纪录片最为时髦的一种形式——户外探险，同时还结合了穿越剧的独特手法，为观众打开了从现实通往历史的时光隧道。观众可以通过环环相扣的险情走进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之中，去体验中国革命先辈们的勇敢精神。

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虽然海内外年轻观众有的可能不太了解中国历史，但当他们和明星们一起穿越这段历史的时候，以视觉体验的方式翻越雪山，穿过林海，攀登悬崖峭壁，行进在热带丛林之中时，他们会想到什么？

当然，我们在议题设置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很多研究和报道仍然被动地跟随西方设置的一些议题，跟随西方设置的一些议题来做出我们的反应、批驳、或反驳，我本人也写过一些这样的批驳文章。我想短期内恐怕还不可能完全改变这种状态，因为西方的确存在着对中国妖魔化的形象，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反击、清除谣言。

不容忽视的是，议题设置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重要着力点，而且我们反击、清除谣言也是需要通过更多的议题设置来达到目的，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自身的舆论引导能力的建设。

西方媒体和智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负面的看法，为什么他们会制造出那么多以偏概全的报道，比如在经济上对中国作出一些预测？

其实只要看看一些题目，就能感觉到肯定什么地方是不对劲的。比如，福布斯去年5月的一篇文章，标题是China’s economic miracle is ending。华尔街日报去年12月20日发表的文章，标题是the slow meltdown of the Chinese economy。英国卫报去年9月17日文章的标题，China’s Lehman Brothers moment，好像中国经济就要像当年雷曼兄弟银行一样引爆全球金融危机。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这些报道不只是记者在写，而是引用了很多经济学家，甚至一些智库的判断和分析作出的预测。

不用我们做过多的解释。2021年中国GDP的数据本身就反驳了这些预测。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的预测呢？

这是因为他们观察中国的基本立场出了问题。

立场不对，眼镜是有色的，期待值就会出问题。按照他们的理论和经验，西方的媒体、学者实际上认为，中国的发展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所以，一旦有了这些问题，他们很快就会做出一个以偏概全的判断，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和模式是对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们没有对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做更深入地了解、调查，也没有认真地研究和分析中国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和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就做出了判断，就下了一个结论。

西方媒体和读者受众的互动同样也有一个期待值的问题。西方舆论无法理解中国所发生的，按照他们习惯的看法，中国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所以，媒体就专挑这些问题来报道，呼应舆论的这种期待值。如果按中国的实际的全面的情况来报道，它可能不符合受众的预期，读者、受众可能也不愿看这样的报道。越是负面问题的报道和新闻越是符合他们的预测和期待值。这种舆论与媒体相互之间的互动，最终形成并加固了很多对中国的片面认识，而且使得很多可笑的预测能够流行。

从根子上讲，还是观察中国认识中国的方式和模式出了问题。最近在一篇《纽约时报》对西安疫情的报道中，一位华裔记者用了一个词，或者是一个学术概念，叫“平庸之恶”，这个词出自一位美国学者对纳粹大屠杀战犯的心态研究。《纽约时报》的记者把中国西安广大基层工作者在防控疫情工作中为确保每个生命安全作出的努力与纳粹大屠杀等同而论，自然会引起中国舆论的强烈愤怒，网上有很多文章表达了这种愤怒的情绪。但是，我们可能更需要讲清楚的是，为什么这种类比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个术语，这个概念的理解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样才能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滥用西方的一些学术概念来分析中国现实的这种做法是非常粗暴的，是蛮横无理的。我尝试写了一篇短文来分析这个概念产生的语境和历史背景，以及西方学者们自己对这个概念的批驳与质疑。

我们的议题设置，不仅仅是要反驳、批判、揭露，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去动摇他们的错误的中国观的基础，要针对那些认识中国的历史框架和理论模式来加强批判。我们要指出，你们不是算错了这道题，而是用的那个公式就是错的。

我们很难指望西方学者、媒体通过反思、醒悟来认识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些记者和经济学家们如果做更深入的研究，则会发现他们的那一套模式不行了，他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模式来评判中国、预测中国，这会对他们造成更严重的思想危机。当然，不排除有一些国外学者通过长期对中国的观察，提出比较客观的，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这很难成为主流。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不断地长期地做这方面的努力。我想接下来中国智库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既要指出为什么是以偏概全，为什么这个预测或推论是错的，更要揭示出背后的“公式”也错了。不仅要讲中国行，更要讲清楚中国为什么行，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的政策基础是什么，这些政策又是如何通过不断地与时俱进地调整，进而能够适用于中国的发展。

针对西方观察中国的方式、西方的中国观以及背后的理论和认识框架，我们需要用中国发展和治理的经验、中国的国情、历史来讲清楚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动摇这些偏见产生的理论基础。

当然，这不只是指经济这一个领域，同样也是国际关系、政治学等很多领域的智库研究需要做的基础工作。在全面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之前，我们先要做的恐怕就是这个工作。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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