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促全球发展，构建共同未来。2023年11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与通州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首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成功举办。北京市市长殷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总编辑、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总编辑范昀，外交部原副部长崔天凯，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等中方嘉宾；黑山前总统菲利普•武亚诺维奇、罗马尼亚前总理阿德里安·讷斯塔塞、英国前商务大臣文斯·凯布尔等外方嘉宾出席，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专家学者、高校代表、在京驻华使节代表等共话全球发展，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社、CGTN、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凤凰卫视、深圳卫视、封面新闻等30余家媒体代表深入报道此次会议。本文为英国前商务大臣文斯·凯布尔的发言内容：

在新兴秩序下，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南方日益增长的经济分量和需求。其当务之急仍然是饥饿、贫困和疾病所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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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前商务大臣 文斯·凯布尔

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本次论坛。上次我参加的是线上会议，这次你们邀请我参加线下的活动，我特别感激。

这是自我担任英国联合政府大臣以来首次访华。当时是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两国关系随后恶化，但现在有迹象表明，两国将恢复更具建设性的接触往来。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待全球发展倡议：它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它与围绕发展的政策辩论的关系。关于前者，我们正在从一个由美国主导的霸权全球秩序过渡到一个多极世界。为了避免这个新世界陷入无序状态，需要制定一套达成共识的原则，改革而不是摧毁现有秩序，并容纳新兴大国。全球发展倡议（GDI）与全球安全倡议（GSI）和全球文明倡议（GCI）相结合，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是中国在尝试阐明自己日渐扩大的影响力，对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新兴秩序下，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南方日益增长的经济分量和需求。其当务之急仍然是饥饿、贫困和疾病所带来的挑战。

在实现全球发展目标（GDGs）上的过往成就已经因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地区冲突以及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和借款成本上升而功亏一篑。

根据联合国全球发展报告估计，在采纳全球发展目标（2016-2030）过半时，169个具体目标中只有15%有望实现。在疫情中，极端贫困人口增加了7500万到9500万人次，抹去了我们之前所取得的成果。在初等教育、安全饮用水和疟疾预防方面也是类似的情况。粮食安全状况恶化，2亿人面临严重饥饿。

世界银行估计，在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国家中，2024年人均收入将比2019年的水平低平均6%。在“一切照旧”的情况下，我们最多只能预期在减少极端贫困和营养不良方面取得有限进展。如果出现新的冲击，没有一定承受力的国家情况可能更糟。这很重要，因为经济发展是安全、稳定和和平的基础。

全球发展倡议启动的一个假设就是“一切照旧”的模式不够理想；通过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全球发展倡议也反映最贫困国家的发展优先事项。全球发展倡议还强调优惠融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迄今主要依赖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提供的优惠贷款或援助。可持续发展目标设想，捐助国要以政府开发援助（ODA）形式，提供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0.7%的捐款。事实上，2022年的实际水平是国内生产总值的0.36%，远远低于捐助国承诺。一些主要捐助国大幅削减了援助预算。

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过往并不是一个主要的捐助国。但中国显著的经济进步意味着它现在接近人均收入的“高收入”门槛，并将很快超过这个门槛。中方愿通过国际发展合作署为发展中国家目标提供优惠资金，这将受到欢迎。在全球发展倡议下，中国已经宣布了用于此目的的专项基金。在本次会议上，我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这些基金的预期规模、条款和优先事项。

这种对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优惠融资和对全球发展目标的重视，尤其受到欢迎，因为当下债务偿还危机主要是商业或接近商业利率的大量贷款激增导致的。大部分信贷来自新的金融来源：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或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获得贷款。据某些估计，中国已经借出了1万亿美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贷款，但也包括“救助”融资。从2010年开始的十年里，中国的贷款与世界银行一起，成为长期发展贷款的支柱。

在如今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借款国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偿还问题。联合国估计，有50至55个国家在管理债务方面需要紧急援助（2018年为31个，2015年为22个）。世界银行的分析表明，10到12个国家处于极度困境状态，几乎全部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另有25个国家面临高风险，同等数量的国家面临中等风险。

挑战是提供债务减免，这样就不会为了偿还债权人而牺牲基本需求。然而，旧的债务减免机制，比如由西方官方贷款机构组成的巴黎俱乐部，已不再有效。2000到2021年间，低收入和低中等收入国家欠私人债权人的公共债务份额从10%上升到50%，欠中国的份额从1%上升到15%。巴黎俱乐部债权人的份额从55%下降到18%。

面对严重债务困扰，第一步就是在2020年到2021年的新冠疫情期间，通过G20达成了债务支付停滞协议。中国参与其中，并取消了在17个国家的23笔贷款的未偿余额。继续提供债务减免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低收入国家而言，但这并不简单，因为在中国，减免必须与银行债权人的金融稳定相协调。

气候变化是全球发展倡议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设立一个“损失与损害基金”以帮助最脆弱和最贫困国家的谈判并不顺利。富裕国家政府承诺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用于气候适应和低碳能源，但实际提供的资金远远不及其所承诺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每年的需求是目前可用资金的十倍以上。中国可以利用其在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做出积极贡献。

在气候资金和发展金融等方面，多边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的作用很关键。它们是发展资金和专业知识的重要来源。但是，这些机构的投票结构严重偏颇，反映的是几十年前这些机构成立时各国的经济实力。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占全球GDP的比重约为18.6%，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分别为6.1%和5.6%。其他亚洲和非洲经济体也面临类似的不利情况。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它们的代表比例过高，将不得不通过改革放弃一些投票权。

中国已与多边机构合作（通过对特定基金的捐款翻两番以换取比例控制），中国持有大量股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与世界银行展开密切合作。然而，目前很少迹象表明现有投票结构的受益者愿意接受其份额的稀释。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中国仍有机会与其他国家合作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那就是许多低收入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危机。这个领域存在一个可以实现双赢合作的机会，也是与国家安全等敏感问题基本分开的。我希望这次论坛能够详细探讨，如何让全球发展倡议成为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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